1936年初的贵州毕节，寒气仍重，街上行人稀少。一个身着国民党军装的将领站在城头，远处红军队伍正鱼贯而入。身边副官有些紧张地问：“司令，要不要关城门？”这位将领却淡淡摆手：“让他们进，人都冻饿成这样了，还能翻出什么浪来？”谁也不知道，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背后藏着的是他与共产党长达十多年的秘密联系，也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曾在1934年把“铁桶合围计划”送到瑞金、间接挽救了中央红军的莫雄。
如果把长征看作一场赌博，那1934年中央红军之所以还有筹码能走出江西、转战西北，莫雄送出的那份“绝密文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回忆这段往事时，特意提到情报工作的重要，又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反复叮嘱叶剑英：“广东有个莫雄，一定要找到他。”这一句“要找到他”，不是客套，而是领袖对旧友真切的惦记。
有意思的是，莫雄的人生起点，看上去与“智斗”“潜伏”毫不沾边。贫寒出身、童年辍学、少年端锅打杂，却在时代翻涌中，一步步走到权力漩涡中央，又转身站在了另一边。要理解他为何敢冒杀头风险泄露“铁桶合围计划”，还得从他早年的路走起。
一、从伙夫到“莫大哥”：穷孩子闯进乱世中心
1891年，莫雄出生在广东英德一个贫苦农家。六岁丧母，父亲硬撑着让他读了三年私塾，家里终究熬不住，十二岁那年，他只好离开书桌，外出谋生。
转折出现在次年。十三岁的莫雄辗转到了广州，在石室神学院当伙夫，给人做饭、打杂，干的全是粗活。日子清苦，却有一点好处：那里接触新思想的人多，一些传教士、教师时不时会给这个苦孩子买书，顺手讲上两句外面的世界。那时的广州革命气氛已相当浓，街头巷尾都能听到反清、改良的议论。
少年人记性好，耳濡目染之下，他很快被吸引进去。16岁那年，他加入了同盟会。年纪小又不显眼，反倒成了优势，被安排到新军里做策反工作，一边当兵，一边联络志同道合者。
往后十几年，他几乎是随着中国近代史一路奔跑：黄花岗起义里有他，护国运动中也有他，宁、泸、赣、闽、滇、黔、粤，都留下过他的脚印。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他逐渐在军中站稳脚跟，积累了军功，也积累了人脉。
1922年，时局再次急转。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对孙中山构成巨大威胁。当时莫雄任广西梧州卫戍司令，刚听说陈炯明叛变，心里就憋着一股气。陈炯明派人来劝他倒向自己，他一句话不答应，反而暗中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又联合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一同讨伐陈炯明。
这一着，可算是雪中送炭。孙中山对这个出身寒微、却在关键时刻站出来的将领，格外看重，亲自任命他为粤军第二师第二独立旅少将旅长。莫雄自此成为孙中山身边的重要武装支撑，人称“莫大哥”。
值得一提的是，在粤军体系里，蒋介石最初并不被看好。很多粤系将领都瞧不上这个从浙江来的“教官”，而莫雄对他印象还不错，觉得蒋办事认真、肯吃苦，所以多方照顾。有一次，他甚至救了蒋介石一命。
1922年春，孙中山决定挥师北伐，蒋介石时任总统府参军兼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被留在桂林坐镇。主力一走，桂林附近的兵痞、土匪看准空档，集结上万人进攻这座城，而蒋手里只有叶挺部一个营，根本守不住。危急关头，他派人向最近的粤军第四独立旅求援，赶来解围的，正是莫雄。
城中危急缓解后，叶挺见到莫雄，握着他的手直说：“你们来的真快，不然我们就危乎殆哉了。”从这一段交情看，当年蒋介石对莫雄是心存感激的。
只是时代不讲情面。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内部再无能压住所有派系的领袖，权力争斗骤然露出獠牙。谁掌握军权，谁就有话语权，蒋介石看得比别人更透，也下手更狠。
二、被算计的旧部：从“蒋的救命恩人”到“铁杆反蒋”
1925年秋的一桩事，彻底改变了莫雄的政治态度。
那年9月，莫雄奉蒋介石之命，前往收缴粤军杨锦龙、梁士峰部队的武装。他认认真真执行命令，把任务完成得干干净净。按道理说，这样的人应该更得主帅信任，结果等来的却是迎头一刀——蒋介石突然宣布莫雄所属的粤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是“反革命部队”，派黄埔军团团围住他的部队。
面对这一幕，莫雄极其清楚，一旦硬拼只会落到“两败俱伤”的下场。他不愿对同袍举枪，索性交出兵权，脱离了部队。不久后，他在上海遇到了已被排挤出局的许崇智，这才搞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蒋介石布局，借刀杀人，顺手把粤系旧部一锅端。
救过命的旧人，转身就算计自己。莫雄对蒋介石的怨，几乎到了切齿的程度。他参与过两次反蒋行动，都因实力悬殊告败，逐渐心灰意冷。经宋子文介绍，他进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挂个闲职，表面上淡出军政核心，实则心里始终不平。
1930年，一个老战友的出现，让他找到新的路。
那一年，他偶遇曾任粤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的刘哑佛。两人多年未见，坐下来一聊，往事纷纷涌上心头，谈到当年被解除军权，自然提及蒋介石。莫雄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懑，说蒋背弃孙中山遗嘱，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抛在一边，只想一人独大。
刘哑佛并不仅仅是旧部，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见莫雄态度如此鲜明，便坦承了自己的身份，又介绍了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等中共地下党员，让他们与莫雄接触。
随着时间推移，莫雄发现，共产党的提法，反倒更接近孙中山“民权、民生”的初衷。这样一对比，他心里的天平慢慢倾斜，提出想加入共产党。
消息报到李克农那里，李克农的回应颇有意味：“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并不困难，我们党真正难得的，是有一个虽然不是党员，却一心为党工作的人。”这句话，既是一种考量，也是一种安排。于是，莫雄变成党外的隐蔽力量，他的真实立场，只掌握在极少数高层手中。
时间推到1934年春。那时红军已经打了一年多第五次反“围剿”，战况不利。就在这时，蒋介石的亲信、谋士杨永泰向蒋推荐了一个“反共有功的大员”——莫雄。于是，莫雄正式出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部司令，辖区威权在握。
看上去，这是蒋介石对旧部的“重新启用”，在另一条线索里，却是中共潜伏力量的一次关键布局。
莫雄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筑碉堡，而是想办法把共产党人调到自己身边。他把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等人安排进“剿匪司令部”，名义上是“反共骨干”，实际上是情报中枢。红军配合得也很默契，一边“对抗”，一边“败退”，适时退出莫雄防区，让上级看出一个“拼命剿共”的好样子。
蒋介石看到莫雄接二连三传来“捷报”，心情颇为愉快，把他的战绩通报全军，嘉奖他“考成第一”。这一层信任，为后来的泄密创造了绝佳条件。
三、铁桶计划外泄：一纸文件换来一支主力的生机
1934年9月底，庐山牯岭。蒋介石召集200多名高级将领，秘密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中央苏区的最终一击。莫雄，作为“反共模范”，榜上有名，出席其中。
会议上发下来一套厚重的文件，每一份足有三四斤重。封面上两个蓝色大字格外扎眼——“绝密”。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铁桶合围计划”。
蒋介石原以为第五次围剿用三个月便可解决问题，结果一年多过去，红军仍然坚守苏区。他不愿再拖，采纳了德国顾问的建议，打算用一种极其笨拙却极其有效的方式——碉堡封锁、步步紧逼，让红军彻底失去机动空间。
所谓“铁桶”，并不是说一夜之间猛攻，而是日拱一卒。方案写得很细：先用12个师牵制红军，不让其产生突围念头；等到150万兵力全部到位，按统一时间向苏区外围推进。各部队每日至多前进一公里，每推进500米就拉一道铁丝网，每推进5公里就修筑一条碉堡线。
按计划，只要连续推进六个月，围绕瑞金就能形成300层铁丝网、30道碉堡线的密集封锁。红军缺重武器，又没有足够粮草，一旦铁桶合围形成，要突围几乎是奢望，只能被一点点磨光。
不得不说，这套打法对付的是“耗不起”的对手。蒋介石在文件上逐条写明兵力调配、进攻路线、时间表、战斗序列，严肃强调：不得泄密。每份文件编号，各级签收登记，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他对这次行动的重视与谨慎。
但有一个人，拿着这份文件时，心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会议刚一结束，莫雄回到驻地，就把文件拿给了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几人看。几个人看完后，心里直冒冷汗——如果这套“铁桶”真按计划铺开，瑞金周围变成铜墙铁壁，中央红军恐怕真要陷在江西。
问题在于，一旦把情报送出去，被查出来，莫雄一定是死路一条。大家短暂犹豫了一下，谁都明白风险有多大。
莫雄当时的一句话，颇能说明他的性格：“情况都这样了，你们还犹豫什么？快送去！出事算在我头上。”话不长，却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很清楚，只要拖上几天，红军就可能错过最后窗口期。
方案定下后，他们把文件内容拆分、转码，抄写进四本大字典里。这样一来，即便路上被搜身，也不过是普通书本，不易引人怀疑。第二天一早，项与年乔装成教书先生，从莫雄的辖区悄悄出发，目标直指瑞金。
刚开始，路上还算顺利，国民党哨卡检查松，白天能混过去。越接近苏区，封锁越严密，晚上也开始设关卡，盘查愈发仔细。项与年走到离瑞金不远的区域，几度被拦下，往前再走就可能暴露。
他心一横，捡起石头，朝自己脸上猛砸，四颗门牙当场碎裂，血流满嘴，面容瞬间扭曲。加上这一路风尘仆仆，衣衫破烂、头发凌乱，再看上去，就是个浑身是伤的乞丐。对这样的人，检查的士兵连多看一眼的兴致都没有，很快就把他打发过去。
10月7日，他终于进入苏区，把藏在字典里的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连夜召集中央领导讨论，迅速形成共识：铁桶尚未闭合，必须抓紧时间突围。于是，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仓促准备，开始了后来震动世界的长征。
很多后来者都在疑惑：为什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这么匆忙，看上去有些“仓皇”？铁桶合围计划外泄，正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那份情报，红军不是不可能撤离，而是很可能已经被层层碉堡和铁丝网钉死在瑞金周边。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搁浅之后，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内部有人泄密。他以为红军不过是“提前逃跑”，防线仍然牢固。莫雄就这样，在极高的风险中完成了一次关键行动，却没有留下任何公开痕迹。
从长征开始算起，莫雄对红军的帮助并没有止步于这一回。他作为地方“剿共”司令，拥有兵权和调度权，之后又两次在贵州毕节一带暗中给红军让路，甚至把整座城变成了红军休整的“后花园”。
四、三救红军：从伤病员到二、六军团
1935年3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已走出湘江血战的阴影，一部分伤病员留在贵州毕节一带修养。按国民党计划，这些“漏网之鱼”须被彻底清理。蒋介石下令出兵围剿，莫雄被指派为前线主官之一，与中央军第63师师长陈光中一同前往。
莫雄了解情况后，第一件事不是调兵，而是摸清身边这位“搭档”的脾气。他很快打听到，陈光中好女色、喜享乐，对战事并无多少热情。于是，一到毕节，他先安排了几名风尘女子，送到陈光中身边“伺候”。
陈光中见有美色招待，又听说莫雄是蒋介石旧识，自然乐得把“剿共”具体作业交给莫雄。人在酒色里打滚，哪里还顾得上满山搜捕伤病红军。
趁着这个空档，莫雄暗中联络地方力量，将藏在附近的数千名红军伤病员分批转移出险区。待确认安全，再向上报告：“流窜残匪，业已肃清。”消息一发，蒋介石那边也就“放心”了。
1936年初，另一支红军进入他的视线。2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向毕节地区转移，准备在此立足。按部署，国民党军应迅速堵截，阻止红军在当地站稳脚跟。
莫雄得到动向后，又一次动了心思。他先向上虚报军情，制造一种“敌情不明、需要调兵”的假象，把陈光中所在部队调离毕节。随后，他以“率部出城剿匪”为名，把自己的部队也撤出城内防线。
短短几天工夫，毕节变成了一座空城。红二、六军团进入后，几乎没有遇到像样抵抗，轻松占领了城池，还在当地整整休整了半个多月，建立临时机关，发展地方力量。据当时的统计，这一阶段毕节有五千多人参加红军，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毕节当时是一个布满碉堡和机枪的重兵区，贺龙、任弼时这支队伍，不可能进城这么顺利，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莫雄的两次“手下留情”，客观上延长了红军的生存空间。
对于这类暗中援助，当事人往往知道危险在哪儿。蒋介石麾下情报网络并不完全愚钝，莫雄频频“剿共无功”“城池失守”，总有一天要引人怀疑。果然，在长征结束后不久，他的运气耗到了尽头。
1936年，莫雄因“通共嫌疑”被捕，押送到南京。审讯并不复杂，指控却极为沉重，一旦定罪，就是枪决。只是蒋介石没有立刻下杀手，因为这个嫌疑人身份特殊——救过他的命，又在粤系老部队中颇具号召力。
关键时刻，陈济棠、张发奎等粤系大佬出面求情，蒋介石身边的陈诚也说了好话。蒋介石权衡再三，选择把他关押近半年后释放，但不给实职，一度让他“赋闲在野”，留一个观察期。
暂时脱险，并不意味着他就此退出历史舞台。1938年8月，抗战已经全面爆发，国民党需要调动一切可用力量。莫雄被任命为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再次拥有一方兵权。
他一到任，就盯上了当地监狱里关押的数百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身份虽仍然隐蔽，立场却一点没变。他以各种理由，将这些人陆续释放。之后，他又结识了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古大存，把古大存请进自己的部队担任参谋长，借此对部队进行改造，使之渐渐染上“红色”。
解放战争时期，莫雄已年过半百，却仍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为华南地下党输送药品、枪支弹药和情报。与前线枪炮声相比，这些“静默行动”不显山露水，却对华南局势有不小影响。
也正因如此，他终究还是被另一位国民党将领盯上了。
五、生死一线与迟来的澄清
1949年前后，广东局势急转直下。薛岳出任广东省主席，对共产党人、怀疑对象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手段。一句话，能判一个人生死。
薛岳对莫雄的“历史问题”早有耳闻，加上各方情报汇总，逐渐认定：“此人极可能是共产党。”他对省府顾问官祎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莫雄很可疑，要扣留法办。
在当时的情形下，“扣留法办”其实就是变相判死刑。官祎和莫雄私交甚厚，心里清楚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一边照例向广州卫戍区司令李及兰下令抓人，一边赶紧给莫雄通风报信，让他赶紧离开。
接到消息后，莫雄带着全家火速经水路、陆路辗转，最终在香港暂避。躲过这一劫，他也只能在陌生城市里过着不知今后何去何从的日子。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很多共产党人心里，是一个“欠着人情”的老朋友。
就在他躲在香港期间，北方战场已经尘埃渐定。毛泽东在安排新中国政权建设时，特意在与叶剑英谈话中提到：“广东有个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去南方，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找出来。过去有什么问题不管了，安排他工作。”
几句话，道出了对几年前那份绝密情报和多次暗中相助的记挂。叶剑英南下到广州后，经过打听，得知莫雄已逃往香港。于是写信过去，把毛泽东的原话转告他。
莫雄在香港收到信，听到“老朋友、老同志”这几个字，心里自然明白，这是对他那些年冒险举动的肯定，也是对他身份的一种公开承认。他没有再犹豫，很快带着家人返回广州。
回到内地后，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然而，由于他长期潜伏、身份保密，新政权中许多干部只知道他是国民党旧官员，并不了解他与中共早年的联系。一些了解不全面的群众也对他颇有看法，纷纷上书，要求严惩“旧日刽子手”。
1951年，地方有人联名向省委递交材料，甚至提出要“枪决莫雄”。华南分局办公厅对他的历史情况也缺少资料，起初居然倾向于同意。消息传到古大存那里，他一下就急了。
古大存清楚莫雄这些年的真实作为，立即给叶剑英发电报说明情况。叶剑英同样十分重视，直接电告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说明莫雄与党长期秘密合作的来龙去脉，这才把这场可能酿成严重后果的误判叫停。
后来的补救措施，算是对他多年的默默付出做出了一定公允。1956年，李克农和项与年得知莫雄在广东的处境，亲自赶到广州，将他接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多年未见，一进门，李克农上前就给了他一个拥抱，说了一句：“同志，我们终于见面了。”
这一声“同志”，让莫雄当场落泪。对他而言，这两个字是多少年秘密工作的归宿，也是对他个人选择的一种确认。
此后，他先后担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职位不算显赫，却足以证明他在新政权眼中的地位和信任。
1976年，85岁的莫雄已是风烛残年，身体每况愈下。他叫来儿子，提出要口述自己的回忆，让后人了解当年那段隐蔽而紧张的历史。他说：“我要把这些事讲清楚，别将来有人骂我是一身血的刽子手。我这一辈子，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共产党，也对得起列祖列宗。”
这番话，多少带着一点老人家特有的执拗，也透出一种坦然。他知道自己走过的路，也知道自己每一个关键抉择的后果。
1980年，他在广东病逝，享年89岁。直到30多年后，他的故事才逐渐被更多人知晓。2011年，莫雄之子莫栋梁与项与年之孙项小米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蒋介石“铁桶围剿”外泄始末》，把当年那段情报外泄、长征提前突围的内情，系统梳理了一遍。曾经深埋档案和记忆中的细节，才慢慢浮出水面。
回过头看，莫雄的身影总是出现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孙中山被兵变围困时，他站在孙身边；蒋介石弱小时，他出手相救；蒋权势渐大时，他选择反蒋；红军最危险时，他送去“铁桶合围计划”；红二、六军团需要立足时，他让出毕节；广东解放前夕，他差点命丧国民党残余之手；新中国建立后，又几度在误解和信任之间来回摇晃。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军将领”，也不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却在隐蔽战线上承担了极重的一环。情报工作，看不见硝烟，却经常决定一支部队能否走出包围、一场大战会不会改写方向。像“铁桶合围计划”这样级别的情报，一旦落在对方手里，其影响远远超过一两场胜仗。
从这个角度看，长征能在1934年10月及时作出战略转移，避免主力被困在中央苏区，莫雄这位身在国民党、心向革命的少将，确实起到了“挽救中央红军”的关键作用。而他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既有出身贫寒、亲历民不聊生带来的同情，也离不开早年追随孙中山时对“三民主义”真正含义的理解。
对很多亲历者来说，那个时代“红”“白”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泾渭分明，有的是在战火中慢慢形成的政治判断和价值取舍。莫雄在多方夹缝中走过来的那条路，本身就是一段值得细细推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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