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6日，葫芦岛机场的风格外大。蒋介石从机舱走下来的那一刻，地面警卫静得出奇，没人敢多说一句话。消息已经传来：锦州失守，范汉杰不知所踪，“东进”“西进”两路大军全线受挫。就在这一天，阙汉骞的人生，也迎来了一个极其难堪的转折点。
蒋介石本来是抱着“扭转战局”的期待再来葫芦岛的。十天前，他还亲自部署、亲自加电，要求各部一定要救出锦州这个“锁钥要地”。谁也没想到，等他再一次踏上东北的土地，锦州已经成了东北野战军的战果，而自己苦心经营的锦西、葫芦岛防线，也岌岌可危。
有意思的是，在葫芦岛这边一片慌乱的时候，几十公里外的牤牛屯，东北野战军的指挥所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范汉杰被押解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面前时，还在苦笑着感叹：“锦州像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如今扁担断了，一切都完了。”这句话说得直白，却很准确地道出了锦州战役的战略意义。
要说清楚蒋介石为何会在葫芦岛当众大骂阙汉骞，绕不开辽沈战役的大战局，也绕不开塔山阻击战那几天血火交织的细节。阙汉骞被骂成“蝗虫”的那一刻，其实是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积重难返的一个缩影。
一、“扁担”争夺战：锦州为何让双方都下死手
1948年秋，辽沈战役全面展开。10月之前，东北战场的态势已经很清楚：东北野战军处在节节上升的阶段，而国民党守军则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点之间摇摆不定。锦州的位置，尤其扎眼。
从地图上看，锦州扼守关内关外要冲，是东北通往华北的唯一陆路通道。铁路、公路都要从这里通过，如果这座城市落入东北野战军之手，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基本就会被关在“口袋”里，难以再与华北、华东的部队互相呼应。
毛泽东在多次电示中，点名要求林彪“务必拿下锦州”，并且押上东北野战军的主力。林彪起初十分谨慎，反复权衡之后，才在1948年10月初彻底下定决心，围锦州、打锦州、决战于锦州。可以说，这一决心，对整个辽沈战局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
蒋介石那边的反应也非常敏感。他在沈阳听到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围拢锦州的消息后，心里非常清楚，如果锦州失守，不仅东北战局难以挽回，整个华北防线也会跟着吃紧。所以，他连忙从华北、山东等地抽调兵力，拼出两支“救锦州”的力量。
一支是以廖耀湘部为核心的“西进兵团”，从沈阳南下，试图从陆上打击东北野战军的后方，切断其补给线；另一支，就是由葫芦岛、锦西方向出动的“东进兵团”，打算沿海岸线北上，直插塔山、防御线，最终与锦州守军内外夹击。
在纸面上，这一套部署看上去颇有气势：东西对进，中间合围，既能威胁东北野战军的后路，又能“解锦州之围”。蒋介石本人对这次行动，也寄予了不小的希望。
偏偏问题就出在“东进兵团”身上。因为这支部队的“先期指挥”，正是阙汉骞。
二、塔山激战：一条狭窄通道上，拼的是命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东进兵团”在侯镜如赶到之前，由阙汉骞暂时统一指挥，各部应迅速向塔山一线推进，与锦州方向形成呼应。蒋介石还特意给阙汉骞发了一封措辞颇为亲切的电报：“望弟严督所部，努力奋斗，完成使命，是为至要。”短短几句，把信任和期望都压在了这个黄埔出身的将领身上。
另一边，东北野战军也很清楚塔山的位置意味着什么。塔山位于葫芦岛到锦州的陆路要道上，山地不高，却地势险要，一旦被“东进兵团”突破，兵力通过塔山，就可能从侧翼威胁攻锦部队，甚至与锦州守军联手，对东北野战军形成反夹。
林彪研究了一圈地图后，决定在塔山死守。他调来第四纵队，并命令他们迅速抢占塔山、打渔山、白台山一带制高点，构筑坚固工事，准备打一场硬仗。为稳妥起见，还让第十一纵队配合防守，第一纵队则作为总预备队隐蔽在后方，随时准备投入。
对于这次阻击战的难度，林彪心里并不轻松。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第四纵队要以八个师的兵力，顶住国民党“东进兵团”十一师的攻势，而且对方还有海军舰炮和空军轰炸支援，优势火力非常明显。
刘亚楼却很坚定。他当时就向林彪表态：“两个纵队再加两个独立师，挡在塔山这一线，保障主力攻克锦州，问题不大。”这话并不是空口说，前期整训之后，东北野战军的战斗力已经大大提升，塔山一带的作战准备也做得非常细致。
1948年10月10日凌晨，葫芦岛方向的国民党部队打响了“东进”的第一枪。很快，塔山阵地就被卷入了一场极其激烈的攻防战。国民党部队集中火炮，对塔山前沿阵地进行密集轰击，地面部队分批次发起冲锋，力图一鼓作气打开通路。
塔山阵地上的东北野战军士兵，没有退路，只能往前顶。炮火过后，阵地被炸得坑坑洼洼，许多地段的表土被掀翻，工事被毁，就地再挖再修。吴克华指挥第四纵队，采取短兵相接、近战消耗的方式，硬生生把优势兵力的“东进兵团”拖在塔山一线。
塔山战斗持续了好多天。到10月14日时，塔山阻击战已经打到第4天，双方伤亡都很大。就在这一天，林彪下达了对锦州发起总攻的命令。东北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死死缠住锦州守军，配合塔山方向的阻击，形成一个整体战役布局。
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锦州城内的国民党守军被全歼，12万守军武器尽失，其中9万余人被俘，范汉杰也落入东北野战军之手。锦州一倒，东北战局立刻出现了倾斜，“扁担”一断，东北与华北之间的陆上联系被切得干干净净。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看塔山，就更能明白那场阻击战的重要意义。罗荣桓后来评价：“塔山这个仗，锦州这个仗，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但击中了敌人的要害。”这一句“要害”，既是战役层面的判断，也是对整个战略格局的概括。
三、黄埔将领的起落：阙汉骞从“倚重”到“蝗虫”
说回阙汉骞本人，他并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军官。相反，在蒋介石的黄埔系将领中，他算得上是一路走得比较顺的那一批人。
阙汉骞1902年出生在湖南宁远县清水桥乡阙家村，出身普通农家，后来一路读到县立高小、第十三联合中学，再进湖南法政专门学校，算是受过系统教育的。只是他中途辍学，转而投身军界，先进入常澧镇守使学兵队受训，然后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从此正式走上军人生涯。
1926年毕业后，他历任学生队区队副、区队长，又在第20独立师教导团、第79团担任营长、团副、团长，一步一个台阶。黄埔军校的背景，加上他在部队中的表现，使得他逐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
抗战爆发后，阙汉骞的任命频率明显加快。1937年，他担任第54军第14师第40旅旅长；翌年调任第185师副师长，随后又接任第14师师长。到了1944年，他升任第54军副军长，所属部队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赴印缅作战。
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是个高光时刻。第54军的14师、50师由云南空运到印度、缅甸，参与滇西、缅北战役。阙汉骞后来出任第54军军长，率部配合远征军打通中印公路，这在当时对中外交通意义重大。战后回国时，他手下的第54军装备了一批美式武器，战斗力有所增强，成为较为精锐的一支部队。
1945年8月，对日战争结束，阙汉骞率部参加了反攻广州的行动，广州接收后，他又兼任广州警备司令，掌管一方军事、治安大权。1946年，第54军被调往青岛，经海运北上，参与胶济铁路东段的作战，占领了即墨一带，之后驻防青岛、胶县，整编为整编第54师。
到了1948年，国共内战进入关键阶段，阙汉骞麾下部队重新恢复“第54军”番号，他本人再度出任军长，并被调往东北。这个节点上，蒋介石对他还是相当看重的。塔山战斗前，蒋介石特意任命其为“东进兵团”先期临时指挥人，要求各部在侯镜如未到之前，听阙汉骞统一号令。
蒋介石10月6日到葫芦岛时，还召集阙汉骞等高级将领开会，亲自布置救锦州行动。会上一度气氛不算压抑，蒋介石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挽回东北局势，阙汉骞也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
塔山阻击战爆发后，“东进兵团”在火力和兵力上都不处于劣势，但就是打不开塔山这条要道。时间一天天过去，攻势多次受挫，前线进展远远落后于蒋介石的预期。而就在“东进兵团”还在塔山一线反复冲击的时候，锦州已经摇摇欲坠，城内守军压力极大。
对阙汉骞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局面。他名义上肩负指挥之责，但在具体部署与行动上，既要顾及上峰意图，又受到全局迟滞的影响，加之国民党军队普遍存在指挥不统一、协同差的问题，“东进”计划从一开始就有不少隐患。塔山久攻不下，锦州迅速失守，从结果看，他势必难辞其咎。
等到蒋介石10月16日再到葫芦岛时，眼前的现实已经完全超出他的容忍范围。锦州丢了，“西进兵团”被牵制，“东进兵团”劳师无功，范汉杰既没守住城，也没有突围出来。有人向他报告“范汉杰下落不明”时，他的怒火几乎无处宣泄。
就在这时，站在一旁的阙汉骞成了直接的“出气口”。蒋介石指着他的鼻子，气急败坏地骂出那句：“你不是黄埔生，你是蝗虫，你是蝗虫！”这句话背后，是蒋介石对战局崩溃的恐惧，对黄埔系将领表现的失望，也掺杂着对自己判断的焦躁。
阙汉骞当场吓得不轻，早没了黄埔学生平日里的那点优越感，只能低头站着，战战兢兢不敢吭声。从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黄埔军长，突然被骂作“蝗虫”，这一落差，足以让他明白，所谓“信任”，在大势崩坏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虽然大骂，却并没有真的把他怎么样。塔山阻击失败、锦州战役失利之后，第54军被调往安徽一带集结，阙汉骞随后被任命为第六兵团副司令，又短暂出任浦东兵团司令，负责上海地区的防务。到了1949年，解放军发动上海战役，浦东兵团被击溃，阙汉骞只得退往台湾。
在台湾，他的名字渐渐淡出公众视野。1972年，阙汉骞在台北病逝，终年七十岁。这位曾经在印缅战场打通中印公路、又亲历辽沈战役失败的黄埔军长，最终以一种颇为寂寥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四、胜负之外：两种军队、两种结局
同一时间节点上，看一看另一边的情景，会更清楚地理解这场较量的深层差别。
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锦州攻坚进入关键阶段时，塔山阵地上仍然在不断回击“东进兵团”的进攻。吴克华指挥下的第四纵队士兵，很多人不知道大局究竟如何，只知道一个很简单的命令：守住阵地，不能让敌人从这里过去。
从战术上看，这是一场典型的阵地消耗战；从战略上看，这是一道锁死国民党军“救援通路”的闸门。对比塔山和葫芦岛，可以看到一种颇为鲜明的对照：一边是在炮火下反复抢修工事、抵近射击，一边是在机场边的争吵与互相指摘。
罗荣桓在总结锦州、塔山战斗时，说了一段话：“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胜利来之不易，好在战前新式整军和大练兵打下了基础，部队的威力在这次战斗中充分体现出来。”他提到的“新式整军”和“大练兵”，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东北野战军对自身建设投入大量精力的结果。
反观国民党方面，表面上有飞机、大炮、舰炮，有所谓现代化装备，有远征军的履历，有黄埔出身的军长，但指挥链条松散，战役意图不明，战场协调困难。就拿“东进兵团”的行动来说，兵力不少，火力也不弱，却始终打不开塔山这个“瓶颈”，问题既在部队战斗意志，也在高层指挥的犹豫与混乱。
阙汉骞被骂成“蝗虫”，在个人层面当然是一种耻辱，但从更大的角度看，这几乎是整个国民党军旅生涯的一面镜子。许多将领在抗战期间也曾有过战功，到了内战后期，却不得不承担节节败退的责任，一次次被推上“替罪羊”的位置。
塔山阻击战和锦州攻坚结束后，辽沈战役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锦州失守，廖耀湘“西进兵团”回援不及，又在黑山、大虎山一线被围歼。东北地区的国民党主力被大面积消灭，东北野战军则得以全力南下，接着影响华北、华东的战局。
从这个意义上讲，1948年10月16日葫芦岛机场上的那场痛骂，不只是一段军长与“校长”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一个旧时代军队组织的尾声。阙汉骞的起起落落，裹挟在更大的潮流里，终究难以改变那个秋天已经形成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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