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二战太平洋战场上对日本的恨意，有的国家表现得特别直接。澳大利亚就是其中一个，他们的做法在盟国里显得格外突出。
日本1945年正式投降后，澳大利亚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简单接受，而是通过受降仪式和后续审判表达了强烈立场。这个国家真的是用行动把历史账算得清清楚楚。
几个月后，新几内亚科科达小径的战斗让事情更严重。澳军在丛林里推进时，多次发现战友遗体被日军切割取肉，因为日军补给断掉后采取了这种极端手段。士兵们亲眼看到这些证据，彻底改变了他们对敌人的看法。
更惨的是1945年初的山打根死亡行军。约2500名盟军战俘里绝大多数是澳大利亚人，被日军强行赶进婆罗洲丛林。队伍在没有足够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前进，很多人在途中倒下后直接被处决，或者因为疾病和饥饿死去。
最后只有6名澳大利亚人幸存下来，存活率极低。这件事传回国内后，整个澳大利亚社会都受到了冲击，因为全国人口本来就不多，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家庭失去亲人。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战舰签署投降书，全世界大多在庆祝和平。但澳大利亚的回应不一样。9月9日，在荷属东印度的莫罗泰岛，日军第二军司令田岛房太郎向澳军投降。
布莱梅作为盟军西南太平洋地面部队总司令，在仪式上明确表示，他不承认日军是光荣而英勇的对手，同时指出日军此前对盟国和中国发动的偷袭，以及对战俘实施的暴行。这次受降成为二战中少见的一幕，澳大利亚用这种方式表明，他们不会用常规礼节对待那些犯下罪行的敌人。
战后，澳大利亚没有停手，而是积极推动审判。从1945年11月到1951年4月，他们在莫罗泰、拉包尔等多个地点举行近300场军事法庭审判，总共审理924名日本军人。其中644人被判有罪，148人判处死刑，最终137人被处决。
这个处决比例在盟国里是最高的。无论军衔高低，只要证据证明参与虐待战俘，就会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或绞刑。日本战犯一听说要送到澳大利亚受审，很多人心里都发怵。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担任庭长。他在判决意见里坚持认为日本天皇对战争决策负有责任，尽管最后天皇没有被起诉，但这个立场让很多人看到澳大利亚的态度。
澳大利亚人是要把责任彻彻底底追究下去。那些被判刑的战犯，无论是不是军官，都按照证据接受惩罚，没有因为身份放过谁。
这些审判结束后，澳大利亚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一直保留着。堪培拉战争纪念馆到现在还有相关展示，让后人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
澳大利亚和日本后来在经济和安全上有了合作，但普通民众对历史的看法没有变。政府做生意是一回事，记住那些暴行是另一回事。这份恨意是建立在真实遭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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