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痛恨叛徒突袭会场，副司令员等五名高级干部壮烈牺牲！|冀鲁|军区|叛徒|司令员|团长

1943年夏天的冀鲁边区，雨季刚刚开始。地里青纱帐已经齐腰高，给游击队转移提供了掩护，可也给潜伏的冷枪和黑影，创造了绝佳条件。就在这样一个闷热又潮湿的傍晚，一场震动整个冀鲁边区的血案，被悄悄推向了高潮。

多年以后，人们再走进河北黄骅市羊二庄镇大赵村，看到那片坐北朝南的老式平房，很难想象，这里曾在几十秒之内，变成枪声、惊呼声、倒地声交织在一起的修罗场。门楣上的“大赵村惨案遗址”几个大字，写得端正，却压得人心口发紧。

这片遗址是按当年的格局修复的。北院五间正房，陈列着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的生平事迹，也记录着几位军区高级干部殉难的经过。东侧是纪念馆，南侧是广场，聂荣臻题写的“黄骅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同期牺牲的烈士雕像分列两旁。苍松静立，石阶微凉，留言簿上一句句“永远铭记”，背后是一段异常沉重的往事。

这起“大赵村惨案”，不是敌伪的突然“扫荡”，也不是一场意外，它来自内部，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极少见的、由叛徒亲自导演的流血事件。

有意思的是，这个叛徒，在惨案爆发之前，并不是普通人，而是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115师教导第六旅旅长——邢仁甫。

一、雨夜开枪，侦察会议变成血案现场

1943年6月30日，大赵村的白天很忙，来往的骑兵、步兵、联络员，把这个不大的村庄，搅得比集市还热闹。冀鲁边军区在这里召开侦察工作会议，军区侦察、除奸、作战等系统的骨干，几乎来了大半。

那一年，冀鲁边区正处在极为艰难的时期。1942年起，日军对这一带实施大规模“扫荡”，实行“蚕食”“铁壁合围”的政策，地道村、交通站、情报网，一旦暴露，就是一片血光。在这种形势下，专门研究侦察、情报和除奸工作的会议，格外重要。

主持会议的是军区副司令员黄骅。这位出身湖北阳新的老红军，已经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十多年，身上带着长征的风霜，惯常说话干脆利落。那天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傍晚，大家围着地图，分析敌情，研究如何在日军严密封锁下保存有生力量。

傍晚七点左右，天空压下低云，细雨开始飘落，屋里很快暗了下来。黄骅吩咐警卫员：“去附近老乡家借几盏煤油灯，今天的事，得抓紧定下来。”警卫员范为民和“小李子”应声跑出门去。

大概也就是那么一小会功夫，院门口闪进了几道披蓑衣的身影。雨点砸在蓑衣上，声音混在一起，乍一看像是附近的联络员避雨赶来。几个人低着头，踩着泥水往正房走，步子很快。

坐在屋里的黄骅，经验太多，眼睛一瞥就觉得不对劲。这几个人进屋的姿势，手放的位置，都不像是自己人。他刚把手伸向腰间的手枪，枪声已经先一步响了。

短促的“哒哒”声在屋子里炸开。黄骅身子一震，当场倒在地上，血迅速浸湿了他身边的草席。紧接着，十几支短枪同时朝屋内扫射，子弹打在墙上、桌上、椅子上，木屑乱飞。

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来不及还击。有人才刚想趴下，就被射中；有人伸手去抓枪，手还没碰到枪托，就被打翻在地。屋里混乱不过数十秒，枪声突然停了，为首的匪徒挥了挥手枪，吐出一个字：“撤！”

就在这时，从外面赶回来的范为民和“小李子”听到了枪声，两人一个冲刺就扎进了院子。院门口正好和准备撤出的匪徒撞上，几个人纠缠在一起，雨水、泥水、血水搅成一片。范为民一咬牙，拔下挂在腰间的手榴弹扔过去，一声巨响，一名匪徒当场被炸翻，剩下的见势不妙，拚命向青纱帐方向跑去。

警卫班刚想追击，又转念冲向会议室。等他们推门进去，一时都愣住了。屋里桌椅横七竖八，墙上上弹痕密布。坐在中间的黄骅，已经没了气息。倒在地上的，还有冀鲁边军区参谋主任陆成道、政治部锄奸科长陈云彪、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等多人。

地上几位带伤的同志还在喘息。一位侦察参谋捂着伤口，断断续续挤出一句话：“快……抓住……冯冠奎……”说完就昏了过去。

这场血案，从刺客闯入，到撤出大门，前后不过几十秒，却把冀鲁边区的侦察、除奸系统，一刀砍掉了关键一截。

警卫连迅速组织追击，两个排沿着青纱帐方向一路搜过去，机枪在雨幕里点射，地上留下几片斑驳血迹，却因为天黑又下雨，终究没能把这伙凶手当场捉住。

二、从赤卫小队长，到冀鲁边名将

如果只看牺牲那一刻的惊心动魄，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躺在血泊中的黄骅，已经是那个时代相当有名的一位老红军指挥员，他的名字背后，堆满了战火与行军的岁月。

黄骅原名黄为有，亦名春生，号“金山”，1910年前后出生于湖北阳新木港良上村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当地就已经有革命火种。他年纪不大，却很早参加地方革命组织，当过儿童团团长、赤卫队长，跑前跑后做联络、送情报，还带着一群半大小子，在乡间贴标语、放哨警戒。

后来的道路更是一步步往前推。他参加红军之后，从司号员、勤务兵干起，慢慢做到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教导员、团参谋、团长。每一步都不是走马观花，而是在真刀真枪里拼出来的。

赣南、闽西的反“围剿”战场上都有他的身影。他跟着部队打过五次反“围剿”，在敌人飞机大炮的封锁线间穿插，不止一次从生死边缘转回来。有人回忆他在红军营里时，说他打起仗来敢拼命，平日里却话不多，爱琢磨地图和阵形，“话少，心里有数”。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黄骅随军踏上了这场漫长的行军。草地、雪山、泥泞山路，他都走过，扛着枪，又扛着伤病和饥饿。两万五千里长征结束，队伍到达陕北时，许多战友已经倒在路上，他还能站在队列里。

长征胜利后，他被选送到红军大学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毕业后留校，担任干部二团政治委员。角色从纯粹的前线军官，转为带兵育人的政工干部，这种转变不是所有人都适应得了，他却干得颇有成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量红军干部被整编到八路军、新四军的序列中，奔赴新的战场。黄骅也是其中之一。他离开陕北，奔向晋西南、鲁西、苏鲁一带，投身敌后抗战。

在晋西南，他担任晋西南游击支队支队长，带着部队在山川沟壑间与日军周旋，打穿插，搞袭扰；后来又任中共晋西特委军事部长，紧接着出任八路军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副支队长。练兵打仗两手抓，既要盯着敌人的动向，又要考虑根据地群众的安全。

敌后战场环境复杂，既有日伪压力，也有地方顽固势力干扰。黄骅在鲁西三分区、苏鲁支队等岗位任职时，既当军事指挥员，也时常直接参与地方武装整顿。他带队打伏击、炸碉堡，既要谨慎，又要果断。一位老八路后来回忆：“他胆子大，但不莽撞。”

抗战中后期，冀鲁边区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从天津以南到鲁西北一线，铁路、公路、河道交织，日本侵略军和伪军的据点密密麻麻。冀鲁边军区的任务，是在这种夹缝中顽强生存，把敌人的后方变成真正的不安之地。

在这种背景下，黄骅调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并接管115师教导第六旅的部分实际指挥权。他对侦察、除奸工作抓得很紧，对部队纪律要求也极严。恰恰是这一点，为后来的恩怨埋下伏笔。

同一片战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军中人物，他的名字，后来变成了“叛徒”的代名词——邢仁甫。

三、军区内部的裂痕：腐化、抗命与谋杀

1940年前后，冀鲁边军区的架构基本成形，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兼115师教导第六旅旅长，是邢仁甫。这人论出身，也算是老资格，在部队里资历不浅。早期他也打过不少硬仗，有一定威望。

不过，到了抗战中期，他身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不是一般作风问题，而是成系统地往错误方向滑。

他在部队里搞宗派、拉山头，试图把军队变成个人势力。上级派来的老红军、老八路骨干，他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极力排斥，造谣诬蔑，说对方“有问题”，挑拨离间，想削弱这些骨干在部队中的影响。这种做法，在讲究铁的纪律、集体领导的我军中，属于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

更过分的是，1942年前后，当日军对冀鲁边区进行了连续大“扫荡”，根据地极为艰苦之时，他却打起“自保”主意。他在新海县海边的汪子村附近，找了一处偏僻荒岛，修筑房屋、工事，美其名曰“秘密指挥所”，实际上却成了自己的个人“安乐窝”。战士在外围流血牺牲，他躲在相对安全的角落养尊处优，这一点，在军心中影响极坏。

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他早有原配妻子，年纪偏大，身体也一般。邢仁甫却公开看上了三十一支队妇女宣传队的一名队员——宋魁玲。这个女子出身地主家庭，受过一些教育，会唱会跳，也爱慕虚荣，本人还是天主教徒。两人你情我愿，原本只是一段私情，但在严格的党纪军纪面前，这种行为是难以容忍的。

组织上对他做了多次批评，明确要求不得违犯纪律。他却一意孤行，不但没有收敛，还大张旗鼓地为宋魁玲举行“结婚仪式”，把她纳为偏房。婚礼请了不少人在场，甚至还邀请伪政权一方的所谓“盐山县长”周舰波出面证婚，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行为几乎就是赤裸裸地挑战组织原则。

更有人查出，他挪用公款3.7万元用以挥霍、养小老婆。换算成当时的粮食，大约七十万斤，是抗战时期能养活多少战士和百姓的数目，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已经不可能听之任之。一方面出于保护部队、净化政治空气，另一方面也抱着“挽救一个高级干部”的想法，决定调他去中央学校学习。一来脱离原有环境，二来集中教育整顿，希望他能回头。

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旅长职务，暂由副司令员黄骅接任。这是组织上的正常调整。但在邢仁甫眼里，却成了“夺权”的证据。

他拒不执行调令，借口“青纱帐还没长高，没有掩护不安全”，迟迟不肯离开。他一边拖时间，一边悄悄召集亲信到海边“岛上”密谈。

1943年5月的一次秘密聚会上，气氛反常压抑。参加会议的有他的心腹杨静侯、潘特、刘永生、邢朝兴等人。

据后来档案记载，当时邢仁甫对他们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上面调我去受训，实际上就是撤我的职。我一走，你们就像没娘的孩子，这一切都是‘南蛮子’黄骅搞的。他不死，我们迟早都要被收拾。不如先下手为强，把他干掉。”

一句“南蛮子”，带着浓浓的轻蔑和仇视。为了自己的地位，他竟把枪口调向了抗日队伍内部，调向了身经百战的老战友。

在他的授意下，一套刺杀计划逐渐成形。他掌握军区内部的情报，对会议安排、人员动向都十分清楚。冀鲁边军区要在大赵村召开侦察工作会议的消息，自然也落入他的耳中。他决定利用这次会议，由自己掌控的手枪队出面，“一网打尽”。

计划的核心，就是趁会议集中、警惕相对放松之际，派人伪装成内部人员，突然闯入开枪扫射，把黄骅为首的军区高级干部一锅端。至于抗日形势、部队命运，早已被他丢到一边。

事实证明，这一阴谋在战术上很隐蔽。蓑衣遮掩、雨夜掩护，加上对内部情况熟悉，刺客们轻易混过外围警戒，成功制造了那场血案。

惨案发生后，冀鲁边军区上下一片震动。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连夜赶到大赵村，一边组织医务人员抢救伤员，一边安排将烈士遗体秘密转移，防止日军、伪军趁机“扫荡”。小山山后村村长杨士珍接到通知，连夜赶着三辆大车，把黄骅、陆成道、陈云彪三位烈士的遗体运往小山脚下西北角，悄悄掩埋。果不其然，次日凌晨，敌人就对大赵村进行了搜查。

与此同时，追查刺客的行动也迅速展开。现场幸存的伤员口中蹦出的“抓住冯冠奎”几个字，为侦破指明了方向。经过严密侦察，侦察部门终于揭开幕布，发现幕后主使，竟是冀鲁边军区的“主官”——邢仁甫。

这个结论，使许多人目瞪口呆，也让不少老八路愤怒难平。用部队里流行的一句话说，这是“八路军最痛恨的那种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