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这八千八的彩礼要是拿不出，强子明天就买站票下广东，这辈子咱爷俩算是熬到头了。”
我蹲在漏风的土屋檐下，狠狠抽着散装旱烟，眼泪混着鼻涕吧嗒吧嗒往下掉。
偏房那扇破木门却在这时“吱呀”一声开了。
村里人都以为是哑巴的那个老乞丐，大步走到我面前，操着一口纯正的南方口音说：“别愁了，打开这个看看。”
他递给我一个缝了三层的黑布包，我颤抖着手解开，当看清里面的东西时，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01
那是一九九二年的冬天，雪下得比往年都要大。
我们村背靠着大山，村里家家户户都是土坯房，条件稍微好点的也就是青砖瓦房。
快过年的时候，村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那是个穿着破烂黑棉袄的半老头子。
他身上的棉絮都翻了出来，黑乎乎的结成了硬块。
他浑身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馊臭味，头发像是杂草一样顶在头上。
村里人见了都嫌晦气，大过年的生怕他死在自家门前。
有几户人家甚至放出了院子里的土狗，狂吠着把他往村外赶。
那天傍晚，我刚从大队分包的责任田里拢完柴火回来。
远远地，我就看见那个人蜷缩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
他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着摆子，正费力地抠着树皮往嘴里塞。
我也是个苦命人，媳妇走得早，留下个儿子和我相依为命。
看着他那副惨状，我心里没来由地一阵发酸。
我没想什么积德行善的大道理，只是觉得，大冷天的，这好歹是条人命。
我走过去，用脚踢了踢他身边的雪。
“别啃了，跟我走吧，有口热乎的。”
他抬起头，那双眼睛很浑浊，但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
他没有说话，只是极其费力地撑着树干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跟在我身后。
回到家，我把他领到了堆满柴草的偏房。
那里头有个平时不怎么烧的土炕，但我出门前塞了把柴火，还算有点热乎气。
我走到灶台前，从大铁锅里舀了一大碗红薯玉米糊糊。
犹豫了一下，我又从那个缺了口的瓷罐里，挑了两滴珍贵的猪油滴在上面。
热气一腾，猪油的香味瞬间飘满了整间堂屋。
我把碗端给他，他干裂的嘴唇哆嗦着，接过碗，连勺子都没用，仰起脖子就往下灌。
滚烫的糊糊烫得他直咧嘴，但他硬是连一滴都没洒出来。
喝完后，他把碗放在地上，还是不说话，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我。
“睡吧，今晚冻不死你了。”我叹了口气，转身回了主屋。
我以为他第二天一早就会离开，去别的村子继续讨饭。
可是第二天清晨，我推开门的时候，愣住了。
院子里的半尺厚的积雪，被扫得干干净净，堆在墙角。
水缸里原本快见底的井水，也被扁担挑得满满当当。
他正蹲在墙根底下，用粗糙的手搓着冻僵的耳朵。
看到我出来，他赶紧站起身，双手不安地在破棉袄上蹭了蹭。
我看着他，心里明白，他这是在报答我那碗糊糊的恩情。
“会干农活不？”我问他。
他点了点头，依然没有出声。
“那就留下吧，多双筷子的事。”我摆了摆手。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多了一个编外人员。
因为他从来不说话，村里人都管他叫“老哑巴”。
有人背地里笑话我傻，说我自己都穷得揭不开锅了，还养个吃白饭的废物。
我懒得搭理他们，日子是自己过的，我知道老哑巴不是废物。
他干活极其卖力，简直像是不知疲倦的老黄牛。
开春的时候，我去公社拉化肥，那两百斤的袋子，他一个人就能扛上肩膀，健步如飞。
夏天雨季，土坯房漏雨，也是他爬上房顶，冒着大雨用黄泥和稻草把窟窿糊得严严实实。
渐渐地，村里人不再说闲话了，反而有些眼红我白捡了个好劳力。
这几年里，我们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全都是些真实到骨子里的、带着泥土腥味的九十年代农村生活。
我每个月会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去公社赶一趟集。
每次赶集，我都会花上几毛钱，给他称半斤最便宜的散装旱烟叶。
老哑巴接过烟叶的时候，浑浊的眼睛里总会闪过一丝光亮。
他闲下来的时候，最喜欢蹲在院子的土墙根下。
他会卷起一根粗糙的旱烟，吧嗒吧嗒地抽着，目光总是望着南边的天空发呆。
我不知道南边有什么，我也从来没问过。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哑巴有个奇怪的癖好。
每次干完地里的活，他总喜欢往后山那片老林子里钻。
他经常会捡一些别人看都不看一眼的烂树根、枯木头回来。
他把这些破木头藏在偏房里，谁也不让碰。
我还发现，他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把生锈的旧柴刀。
每天夜里，偏房里总会传来“沙沙沙”的削木头声音。
我只当那是他打发漫长黑夜的癖好，毕竟是个孤寡老人，总得找点事做。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儿子李强也长大了。
强子初中毕业就没读了，在镇上的农机修配厂当学徒。
每天浑身沾满机油，不是修拖拉机就是修摩托车。
强子是个孝顺孩子，对老哑巴也十分敬重。
每次厂里发了那微薄的工资，他总会割两斤肥瘦相间的猪肉回来改善伙食。
有时候，他还会专门给老哑巴带一瓶两块钱的散装高粱酒。
老哑巴每次喝到酒，都会破天荒地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强子在镇上谈了个对象，是邻村的姑娘，叫小芳。
小芳是个踏实本分的农村姑娘，手脚勤快，来家里从来不嫌弃我们穷。
看着两个年轻人感情越来越好，我这当爹的心里也跟着高兴。
我甚至开始盘算着，等秋收过后把家里的粮食卖了，把院墙翻修一下，好给强子办喜事。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灾难会来得这么突然。
生活从来就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一文钱真的能难倒英雄汉。
小芳的母亲，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强势和现实。
原本说得好好的亲事，在商量彩礼的那天，全变了味。
02
那天，我提着两瓶好酒和两条好烟，带着强子去了女方家。
小芳的母亲坐在堂屋的正中央，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她一开口，就提出了一个当时在农村能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条件。
“想娶我家小芳？可以，除了要一台大屁股彩电和一辆嘉陵摩托车外，还要八千八百八十八的现金彩礼。”
听到这个数字，我手里的烟杆子差点掉在地上。
八千八百八十八！
在那个万元户都能上报纸的九十年代初，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更何况还要彩电和摩托车，加起来少说也得一万多块钱。
我耐着性子，赔着笑脸求情：“亲家母，这数目实在太大了，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小芳的母亲冷笑了一声，吐出一口瓜子皮。
“通融？我儿子明年也要盖新砖房娶媳妇，这钱是用来填窟窿的。”
“拿不出这个数，你们老李家就别想娶我闺女，门都没有！”
从女方家出来的时候，强子的眼眶是红的，一路上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
我知道，这孩子心里苦。
为了凑齐这笔天价彩礼，我几乎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
我翻出了垫在炕席底下的那个生锈的铁盒子。
加上强子这几年在修配厂攒下的所有钱，满打满算，连三千块都不到。
剩下的那个大窟窿，就像是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为了儿子的幸福，我只能厚着这张老脸，去求亲戚。
我拎着家里仅剩的老母鸡下的几个鸡蛋，还有两挂挂面，一家一家地去敲门。
可是，在那个大家都穷得叮当响的年代，谁家能拿出几千块钱借给别人？
更何况，大家都知道我老李家是个什么底细。
大伯家的门，我连进都没进去，大伯母隔着门缝说家里没钱。
二表哥倒是让我进屋了，但他拍着大腿直叹气。
“老李啊，不是我不帮你，八千八啊！这都能在村里盖三间大瓦房了，你这是去抢银行吗？”
还有一个平时走动得挺勤的三叔，直接冷嘲热讽起来。
“没那个富贵命，就别硬充胖子娶人家姑娘，强子还年轻，以后再找个便宜的不就行了？”
那几天，我受尽了白眼，尝遍了这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我借来的钱，连五十块都不到。
交彩礼的期限，只剩下最后一天了。
小芳被她母亲死死地锁在家里，连面都不让强子见。
那天傍晚，天阴沉沉的，似乎又要下雪了。
强子在院子里喝着两块钱一瓶的散装白酒，喝得双眼通红。
他突然猛地把酒瓶子砸在地上，玻璃碴子碎了一地。
他蹲在地上，双手死死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声音嘶哑得像是在哭。
“爸，算了吧，这婚我不结了。”
“明天我就去买绿皮火车的站票，我下广东进厂打工去。”
“我不出人头地，我这辈子再也不回来了！”
看着儿子绝望的样子，我感觉心像被刀扎了一样疼。
我一个人蹲在屋檐下，猛抽着旱烟，看着头顶那盏昏暗发黄的白炽灯。
那是怎样的一种无力感啊，就像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掉进深渊，却连一根救命稻草都抓不到。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打算明天一早，就去女方家退婚认命。
就在我万念俱灰、感觉这辈子已经彻底完了的那个深夜。
偏房那扇破旧的木门，突然“吱呀”一声，被人从里面推开了。
平时像个隐形人一样、从来不主动找人的“老哑巴”，缓缓走了出来。
夜风吹得他身上的旧棉袄呼呼作响，但他此时的步伐却异常稳健。
他走到我面前，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到他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平时那种唯唯诺诺、浑浊不堪的样子，而是透着一种极其锐利、仿佛能看透人心的清明。
他突然清了清嗓子。
紧接着，一个极其标准、带着点南方沿海口音的低沉男声，在寂静的院子里响了起来。
“老李，别让娃去南方，去了，就回不了头了。”
我吓得浑身一个激灵，手里的烟杆子“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大脑一片空白。
他竟然会说话？他居然不是哑巴！而且这口音，这语气，根本不像个讨饭的叫花子！
还没等我从极度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老哑巴伸手从那件打着补丁的贴身内衣里，摸索了半天。
他掏出了一个被汗水浸得发黑、缝了里外足足三层的破旧黑布包。
这个布包看起来极其不起眼，就像是乞丐用来装破烂的口袋。
但他却极其郑重地将它捧在手里，然后重重地拍在了我的掌心。
那布包入手的瞬间，我的手猛地一沉。
“这东西，权当是我给大侄子成家的贺礼。”
“老李，打开看看吧。”老哑巴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毋庸置疑的力量。
我咽了一口唾沫，带着满心的疑惑、震惊和一丝连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期盼。
我把那个沉重的布包放在了院子中间那张缺了腿的八仙桌上。
在头顶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下，我的双手控制不住地颤抖着。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一点点解开那个死死的结。
第一层布被掀开，里面是一层防潮的油纸。
第二层油纸被撕开，露出一块厚实的红绸布。
当我把最后那层红绸布彻底摊开在八仙桌上时，顿时就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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