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之战这场仗，秦国和赵国前前后后死磕了三年，完完全全是在拿两国的国运在赌命。
打到最后那个你死我活的阶段，秦国为了彻底赢下这把豪赌，连国内十五岁以上的半大孩子都全部强行征发上了前线，几乎是梭哈式押注了。
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赵国的主帅赵括战死，整整四十万赵国大军，在被秦军围困断粮四十六天，甚至饿到人吃人的人间惨剧后，向秦国战神白起投降。
这时候，一个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困境，摆在了白起面前。
面对这四十万放下武器的降卒，在传统的道德观看来，杀俘虏是绝对不祥的，是反人类的暴行。但是，如果把白起放在当时“资源经济学”绝境中去看，就会发现，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道德选项。
表面最优解是接纳并收编降卒，可惜这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秦军自己的补给线都已经断了，国内存粮也打空了。要是强行收编这四十万张吃饭的嘴，用不了几天，秦军自己就会断炊，甚至直接引发全军哗变。
还有人可能会说，要不把这四十万人解除武装，遣返回赵国算了？
这四十万人，是赵国最精锐的青壮年劳动力和老兵，秦国可是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几乎掏空了国本，才好不容易把他们困住。如果今天大发慈悲把他们放回去，赵国只需要缓个两三年，给他们重新发几把青铜剑和戈矛，他们立马又是一支生龙活虎的四十万复仇大军。
最后一个选项，是最违背人类良知，最惨无人道的做法，全部杀掉。但从战略计算来看，它能一劳永逸地彻底摧毁赵国的战争潜力，用最快的速度结束这场战争，保全大秦帝国最后的生存底线。
白起做出了选择，他用欺骗的手法，在一夜之间，把这四十万手无寸铁的降卒，全部坑杀。
哲学家康德有句著名的“绝对命令”：“人是目的，绝不能仅仅是手段。”但在那种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中，白起执行的是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为了最大多数人（秦国人）的最大利益，少数人（哪怕这个少数足足有四十万人），也必须被当作牺牲的手段。
后来，白起因为功高震主，被秦昭襄王逼迫拔剑自刎。在临死前，白起说了这样一段话：“长平之战，四十万赵军降卒被我欺骗活埋，我本来就该死。”
注意，这句话很值得玩味，白起并没有用什么“为了大秦的霸业”这种宏大叙事来为自己洗白。他心里其实是清楚的，自己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道德死罪，他的双手沾满了永远洗不掉的血。
但他依然毫不犹豫地替整个帝国，背下了这口血淋淋的黑锅。
在政治哲学中，这被称为“脏手”原则，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治家或统帅，在面临极端危机时，绝不能为了保持自己个人的道德纯洁，而让整个国家或组织陷入毁灭。
统治的本质，就是学会在根本没有“好选项”的时候，果断地选择那个“没那么坏的恶”。
白起的这场杀戮，其实就是西方后来吵破天的“电车难题”。
看看今天那些大企业裁员中的“脏手”。
一家公司遭遇宏观经济的极致寒冬，账上的现金流只够撑三个月了。作为CEO，你是选择坚持道义，一个都不裁，大家一起发不出工资，三个月后公司破产，所有人一起失业要饭？
还是选择伸出“功利主义的脏手”，立刻裁掉30%的员工，保住核心业务，让剩下的70%能活下来？
再看看职场上的替罪羊与中层干部的宿命。
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大公司的最高层（秦王）总是显得很和蔼可亲，而真正去执行裁员降薪，抓考勤的，永远是那些面目可憎的HR或者中层经理（白起）？
因为高层需要保持统治的合法性和道德光环，他们需要中层干部去充当那把执行功利主义的“脏手”。中层干部替整个组织拉下了电车难题的拉杆，承担了底下员工所有的道德仇恨，如果事后闹得太大了，又会把执行者推出去背锅祭天。
还有在极端的公共医疗资源挤兑中（比如全球大流行病），如果重症病房只有一台呼吸机，同时送来了一个80岁的老人和一个20岁的青年，给谁用？
或者说一个80岁的领导和一个20岁的普通人呢？
在平时，法律和道德高喊生命权平等，但在资源有限的绝境中，人类可能只有被迫撕下所有“生命无价”的伪装，开始给生命贴上价值标签。
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一座铺满鲜花与公理的伊甸园，它本质上，就是一座建在无数次“电车难题”拉杆之上的巨大废墟。所有的繁荣与岁月静好，底层都埋藏着为了整体存续而被迫支付的残忍代价。
当然我现在也学乖了，知道哪怕文章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也得强调下给自己叠个buff，我绝不是在为白起的屠杀唱赞歌。
长平之战真正可憎的，不只是最后那个拉下拉杆的白起，赵国贪图上党的地盘，齐国吝啬粮食见死不救，赵王临阵换将盲目自信，秦国一开始就奔着灭国级的削弱去打……
是这一连串的短视、贪婪、豪赌和错误决策，最终在白起的手上完成了结算。
为什么人类社会总是习惯把最后那个痛下杀手的人，推到聚光灯下进行道德审判？因为这样最省事，也最能掩盖一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
真正把世界推向屠杀边缘的，往往是前面那一整串看起来并没有那么血腥，甚至还显得有些平庸的日常决策。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