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寻找浣花溪百花潭和杜甫草堂旧址‖仙人掌杨若虚|仙人掌|杜甫草堂|杨若虚|浣花溪|百花潭|青羊宫

寻找浣花溪百花潭

和杜甫草堂旧址

仙人掌杨若虚

杜甫在成都生活了三年多时间，这段时间是他创作诗句的高峰期，留下许多广为传诵的诗句。杜甫与他的诗句成为成都人最为深刻的文化记忆。早已为大众所熟知的浣花溪、百花潭和杜甫草堂等名胜古迹，也因此成为了成都这座城市著名的文化地标。不过，这些名胜古迹是否与杜甫真实相关，却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其中存在太多疑点让人迷惑。前辈专家们费尽心血，对此仅能提出一些猜想，然而有的说法似乎是张冠李戴，造成了新的历史误会。那么，杜甫的真实生活轨迹何处可寻？哪里才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所在地呢？

针对这些没能解决的棘手难题，我们梳爬典籍，深挖考古出土信息，以全新的视角与材料，力求还原最接近实情的场景。

一、疑点和线索

1．距离的问题

在众多疑点里，陆游《梅花》诗中所写尤为突出，其中名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让前人抠破脑袋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要知道，如今青羊宫到浣花溪，也就一里多路，陆游怎么会写出二十里路？陆游一生酷爱梅花，“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成都城西寻梅赏梅之路，他不知走过多少遍，这段路途的距离，没理由胡乱夸张。

仔细品读诗句，会发现陆游想表达的应该是一段往返程。试想，从青羊宫去浣花溪的路上梅香四溢，难道回程就不香了么？因此诗人用的距离是以单程十里来计算，而这个“十里”，正是传统上对浣花溪离城距离的记载。晚唐﹒郑暐《蜀记》：“梵安寺乃杜甫旧宅，在浣花，去城十里”，北宋﹒葛琳《和浣花亭》：“锦城十里外，物景居然异。傍萦浣花溪，中开布金地”，北宋﹒任正一《游浣花记》：“……南出锦官门，稍折而西行十里，入梵安寺，罗拜冀国夫人祠下，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这些记载都出现了“十里”，可见陆游诗中使用的距离，是符合古籍中浣花溪位置的描述。

这个“十里”的距离，无论是否为确数，都使如今的浣花溪、百花潭和杜甫草堂位置在距离上显得非常不合理。这些古迹处于古代成都城墙西南角附近，位置过于接近城池。尤其是今天的百花潭公园就在成都古城墙“笮桥门”遗址的河对面，可谓“城下之潭”，从记载中的距离看，这显然是荒谬的。之所以出现此情况，来源于清朝光绪年间一位四川官员黄云鹄的认定，他是国学大师黄侃的父亲，同样也是博学多才。不过黄云鹄对百花潭位置的认定过于草率，全凭主观臆断，造成影响至今的错误。后来另一位前辈吴鼎南想了个办法，让百花潭走的更远一点，将其定位在明代开凿的龙爪堰口。这个位置离城有四、五里距离，虽没有文献信息的支撑，似乎感情上更容易接纳一些，于是这个说法成了极具影响力的观点，如今龙爪堰口立有马识途书写的“古百花潭”四个大字。

前人考证的两处百花潭址（制图：仙人掌）

从上图可看到前人的考证思路，始终没有跳脱出如今浣花溪、百花潭和杜甫草堂这一片区域，局限于既定框架，殊不知成都历史上古迹变迁是超乎今人想象的。笔者在成都考古研究中发现，大多数古迹都存在易地换址情况，且变化距离不小。如2月8日《探索成都武侯祠原址》（公众号“巴蜀文史”）一文所示，武侯祠原址从今天的西体路附近，搬迁合并至成都体院旁的汉昭烈庙，直线距离超过4公里。因此，现今看到的名胜古迹与历史记载出现的种种矛盾和疑点，正好为我们提供新的线索，召唤今人循迹溯源，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2．行政归属问题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杜甫竟然住在犀浦县，而不是成都城附郭的成都县。《太平寰宇记》：“杜甫宅，在郭西外，地属犀浦县，按浣花溪地有百花潭”。犀浦县设置有明确记录，《太平寰宇记》：“犀浦县……垂拱二年（686）割成都之西鄙置”，《元丰九域志》：“熙宁五年（1072）省犀浦县为镇，入郫”，也就是说公元686年至1072年，存在过一个长达386年的犀浦县。其地理位置处于成都县与郫县之间，显然离成都城有一定的路程，因此上一小节提到的距离问题，在这里就很容易理解了，即现今的浣花溪、百花潭和杜甫草堂距离成都城过近，如果属于犀浦县，那么犀浦县岂不就成了成都城的附郭县呢？

相关的诗歌亦是不少，如杜甫《梅雨》：“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薛田《成都书事百韵》：“初下鹿头迷鄠杜，暂来犀浦误伊瀍”，魏野《送王专著作之任犀浦》：“濯锦江边趋郡府，浣花溪上问封疆”，魏野《乞笺纸寄犀浦王专著作》：“故人何处暂驱鸡，犀浦封疆濯锦西。五色彩笺宜寄惠，知君管得浣花溪”。这些诗作展示了杜甫所在犀浦县的情况，特别是魏野的两首明确显示浣花溪、百花潭一带是成都县与犀浦县的交界位置，这给我们的定位工作带来了很好的线索。

二、定位浣花溪

按前述思路，如果能找到犀浦县和成都县的交界地带是最理想不过的。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随着成都考古工作者们辛苦发掘到的墓志铭、买地券等逐渐增多，两县之间边界渐渐清晰起来。这些墓志铭、买地卷上的文字，详细反映了出土地点所在县、乡、里的情况，为复原唐宋时期行政区划提供了珍贵材料。

犀浦县与成都县交界情况制图：仙人掌

上图中的犀浦县建福乡是目前发掘出土离成都县最近的位置，这个乡的情况饶有趣味。一是出土唐元和九年（814）“王武用墓志铭”显示该地为“成都县建福乡草堂里”，而出土唐元和十年（815）“王怀珍墓志铭”显示该地为“犀浦县建福乡草堂里”，再则出土唐开成二年（837）“王武用夫人颜氏墓志铭”显示该地为“成都县建福乡草堂里”。对于铭文中交替出现的成都县、犀浦县现象，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著《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给出的结论是“唐宪宗元和九年（814）至唐文宗开成二年（837）的二十余年间，‘建福乡草堂里’的行政隶属关系曾经反复于成都县与犀浦县之间”，这恰恰符合我们对交界地带的预判。

二是铭文中反复出现的“草堂里”字样，着实让人吃惊，难道这里曾经就是杜甫草堂？恐怕还不能迅速下结论。杜甫于公元770年去世后，其影响力还不足以让当政者修改行政地名来纪念他。况且其后二百年间的文人并不将杜甫宅居之处称为“草堂”，张籍称之为“杜家”；雍陶称之为“杜甫旧宅”；郑谷称之为“杜甫台”；诗僧可朋称之为“杜甫旧居”；韦蔼称之为“杜工部旧址”；何赞称之为“杜老宅”，至宋代始有“浣花草堂”一名，因此“草堂里”地名与杜甫草堂无关。

较之杜甫草堂，反倒当时名气更大的“草堂寺”不为今人所知。中国第一座有记录的草堂寺建于后秦弘始三年（401）的长安城，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此处翻译佛经，这里成为佛教中国化的起点。成都西郊的草堂寺虽说是“第二座”，时间上略晚，在历史上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南朝宋大明八年（464），著名文学家、佛学家周顒来到成都做官，常常习经于草堂寺，流连于经书殿堂之间。泰始四年（468）返回京城建康后，周顒干脆在钟山建了第三座草堂寺，为僧人提供止锡、修持、著述和弘法的场所，该处成为当时整个江南地区佛教传播中心。

正如唐宋时期成都北郊升仙桥一带的升仙乡，武担山下的武担坊，知名地标是地名来源的优先选择。成都草堂寺在西郊的标志地位，其影响力足以成为“草堂里”一名的来历源头。北宋初期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益州草堂寺，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这段记录中的草堂寺位置，刚好与考古发现的草堂里范围是吻合的，同时把浣花溪的标志物浣花亭，也纳入到这个区域附近，从而将浣花溪的大体位置圈定下来。

浣花溪疑似流域（制图：仙人掌）

仅仅知道浣花溪的一段区域是不够的，必须要了解它流向何处，才能复原出成都西郊这条著名水流的整体原貌。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浣花甘亭侯庙”，可知甘亭侯庙也是浣花流域一个地标建筑。五代前蜀﹒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始筑罗城……自西北凿地，开清远江，流入东南，与青城江合流。复开西南壕，自阊门之南，至甘亭庙前，与大江相会，环城为固”，这段讲述高骈修筑成都罗城护城河的情形，明确了甘亭侯庙位置就在如今西郊河与南河交汇处。

甘亭侯庙区域（制图：仙人掌）

甘亭侯庙位置东南侧两百余米，就是“笮桥门”遗址。陆游《夜闻浣花江声甚壮》：“浣花之东当笮桥，奔流啮桥桥为摇”，诗中所述浣花江东边就是笮桥，根据上图可知浣花江口就在甘亭庙水口处。那么浣花江和浣花溪有何联系呢？江流与溪流，古人还是分得清楚。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王蜀先主于浣花龙兴寺修圣夫人堂，合水津起通波侯庙”，意味着从浣花溪上龙兴寺坐船出发，可以“合水津”，通航于甘亭侯庙，到达浣花江口。可见浣花溪是一条支流，汇入大江后，江水也就有了浣花江之名。

在地图上将甘亭侯庙位置与草堂里位置用线连接起来，会发现线条经过的是磨底河，让人隐约感觉到，这是不是浣花流域呢？

磨底河与浣花流域（制图：仙人掌）

由于历史变化，如今地图上磨底河河道在化成桥附近转向西去，并没按我们的设想继续上延到草堂里附近。不过在更老一点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化成桥附近的水流情况。

磨底河支流情况（制图：仙人掌）

上图为1951年《成都市区地图》局部，图中可以清晰看见磨底河主流在化成桥位置，还有另一条支流汇入，这和我们的预设如出一辙。尽管古今河道位置变化较大，但这条支流仍能让我们窥见彼时浣花溪蜿蜒迤逦的无限风光。

三、金花寺的发现

考察至此，弄清了浣花流域，似乎已能告慰前人，改写历史。但多年的考证经历和直觉告诉我们，一定还能再往前跨一大步。

1988年第2期《成都文物》上有位考古界前辈刘致远，披露了一份“成都三座坟明墓第一次清理报告”，里面提到西郊营门口附近“三座坟”地带发掘了七座明代太监墓葬，各墓均出土了买地券。其中墓1和墓7的买地券上赫然出现了“金花寺”三字，不禁让人倍感振奋。

考古报告中的金花寺（制图：仙人掌）

要知道，晚唐﹒卢求《成都记》中有“浣花溪正路金花寺”记录，金花寺就位于浣花溪的“正路”上。更巧的是，在刚刚那张1951年成都老地图上，“三座坟”就落在圈定的浣花溪范围内，可谓严丝合缝，再次夯实了前述考证的正确性，把浣花溪旧时的位置办成了“铁案”。

“三座坟”位置（制图：仙人掌）

自此，甘亭侯庙、金花寺、草堂里三处古迹形成的连线，将成都西郊最著名的浣花流域复原出来，它就是今天磨底河流域前身。

四、琴台出现，揭晓更多秘密

金花寺的发现，带来意外之喜接连不断。卢求《成都记》：“……司马相如琴台……旧台在浣花溪正路金花寺北厢，号海安寺”，对比老地图，可发现“三座坟”的北侧，果然有一个“五里堆”，也就是成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五里墩”。但是从前没人知道五里墩的墩台是什么样子，只知道自古留下这么个地名，没想到竟然就是传说中的“琴台”!

“三座坟”北侧的“五里堆” （制图：仙人掌）

翻查古籍，发现其实直到明清时期，不少人还知道这里是琴台。明天启《成都府志》：“嘉靖中，学宪陈鎏建坊于五里铺路傍，题曰‘琴台径’。沿小径半里许，始达琴台遗址，树松柏”，明正德《四川志》“成都府邮驿”中有记载：“成都五里铺、金泉铺，均在治西”，可知明代五里铺，也就是五里墩附近，曾经还专门为琴台建了坊，其打造模式和如今琴台路的”琴台古径“牌坊如出一辙。文献记录中的琴台，与考古发现的金花寺方位非常匹配，不断验证着该区域各古迹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清初陈祥熙《蜀都碎事》：“今琴台去城五里”，清嘉庆《四川通志》记述嘉靖陈鎏在五里铺为琴台建坊一事，称“遗址犹存”。到了晚清，人们将琴台附会在四里之外王建墓那个大土堆上，叫作“抚琴台”，此时琴台才真正发生了位置转移。

琴台原址的发现，为杜甫草堂的定位再添力证。杜甫《野老》：“野老篱前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过去对这首诗应该说认识不够深入，诗句里清楚描绘了杜甫草堂附近的百花潭和琴台地标，可知草堂离琴台是很近的。

五、名胜为何搬了家？

旧时的浣花溪、百花潭和杜甫草堂位于城西方向，而今天这些名胜古迹却在城西南位置，之间直线距离超过3公里。那么是何时转移了方位，转移的动机又是什么呢？由于古籍中找不到明确记载，目前只能通过历史方位来进行大致推算。

历史方位对比表（制表：仙人掌）

根据图中梳理结果，可以看到唐宋以来浣花溪附近古迹方位均位于“西”，到元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费著《笺纸谱》出现了“南”，继而明代开始稳定在“西南”，一直延续至今。对于历史方位的变迁，能够推测出大的变化发生在宋元之际，这个阶段成都地区经历了残酷的宋元战争洗礼，老百姓流离失所，大量建筑被摧毁，存在旧迹湮灭、新迹易址的可能性。

即使到了后来的明代，蜀献王朱椿在“浣花溪之边，寻草堂之故址，黯哀草兮寒烟，是以不能无所感也。于是命工搆堂，辟地一廛，扁旧名于其上”。朱椿重新开辟一片地方，建了一个全新的杜甫草堂。可见朝代更替，兵燹洗礼，给古迹带来破坏是致命的，不仅建筑实体被毁，还有可能带来地理信息的丢失，从而转移演变出新的位置。

六、后续工作

作为“古代成都复原计划”中极为关键的一环，浣花溪、百花潭和杜甫草堂旧址定位工作取得突破，将这些古迹锁定在约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等待未来更进一步的细化。就目前获知的位置关键词，如“五里墩”“三座坟”“草堂里”，以及“去浣花亭三里”“傍琴台”“背西郭”“南江绕舍东”“舍南舍北皆春水”“清江一曲抱村流”等，几乎已能勾勒出更为细致的古迹面貌。特别在厘清正觉寺、龙兴寺、梵安寺、海安寺等草堂附近寺院的传承关系后，相信最终能找到误差范围极小的杜甫草堂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