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在2026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的筹备过程中，一个看似技术性的安排迅速引发广泛关注——日本作战人员将参与并进入菲律宾本土。这一安排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应，并不在于军演本身，而在于其象征意义：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军事力量首次以实际部署形式重返这一曾经的战场。
与此同时，日本至今未就战争期间在菲律宾实施的暴行，尤其是“慰安妇”问题作出具有国家责任性质的正式道歉与赔偿，使得这一军事动作不可避免地被置于历史审视之下。围绕这一节点，菲律宾国内的质疑声迅速聚集，从幸存者群体到历史学界，再到民间组织，争论的焦点逐渐清晰——在历史尚未被充分回应的前提下，现实合作是否具备正当性。
这一争议首先呈现为一种明显的现实与记忆的错位。对菲律宾政府而言，引入日本参与军事合作，是安全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在地区局势趋于复杂的背景下，多元化安全伙伴被视为提升防御能力的必要路径。日本凭借其技术优势、与美国的紧密协调以及逐步扩展的安全角色，成为这一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互惠准入协定》的签署，使双方军事合作从象征性互动走向制度化安排，人员流动、装备部署乃至联合行动均获得法律基础。从这一角度看，日本进入菲律宾参与军演，并非突兀之举，而是政策连续性的自然延伸。
然而，历史的重量并不会因现实需要而自动减轻。对于经历过战争创伤的群体而言，日本不仅是一个当下的合作对象，更是一个尚未完成历史交代的行为主体。尤其是在“慰安妇”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使这一议题始终具有高度敏感性。受害者群体的诉求——正式道歉、国家赔偿、历史教育——在数十年间反复提出，却始终未能得到完全回应。随着时间推移，幸存者人数不断减少，但这一问题并未随之淡化，反而因“时间正在消失”而愈发紧迫。当日本军事力量以新的形式进入菲律宾，这些未被解决的历史问题自然被重新唤起。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法律逻辑与道义认知之间的分离。日本政府坚持认为，相关战争赔偿问题已在战后国际条约框架内得到解决，这是一种典型的法律立场。但在菲律宾社会看来，这种“法律终结”并未对应“道义完成”。尤其是在缺乏明确国家责任承认的情况下，个别政治人物的道歉、象征性的基金安排，难以替代制度性责任。法律上的结案，并未转化为情感与记忆上的和解，这种断裂，使双方在同一问题上始终处于不同语境之中。
这种认知差异，还因历史叙述方式的不同而进一步加剧。日本国内关于战争历史的教育与表达，长期存在争议。尽管官方强调相关内容已纳入教育体系，但呈现的深度与广度仍受到质疑。当部分政治人物曾公开否认或淡化历史问题时，这种不一致的信号，削弱了外界对其历史立场的信任。历史不仅关乎事实，更关乎如何被讲述；一旦叙述出现模糊，信任便难以建立。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随着美国推动其同盟体系重组，日本在区域安全中的角色不断扩大，从传统的防御导向逐步转向更具外向性的参与。菲律宾则在多方力量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引入多元合作来增强自身安全弹性。这种结构性互动，使日菲军事合作不仅是双边选择，更是区域战略的一部分。在这一框架下，日本的角色转变，既是自身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外部需求推动的产物。
但正是在这种结构变化中，历史问题的未解状态成为潜在风险。军事合作的稳定性依赖于高度信任，而历史争议恰恰削弱了这种信任基础。一旦出现摩擦或突发事件，历史记忆可能迅速被激活，转化为现实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历史问题被长期边缘化处理，其影响并不会消失，而是以隐性形式持续存在，在关键时刻放大不确定性。
菲律宾国内的争论，也折射出更广泛的政策困境。国家在制定安全战略时，往往以现实利益为导向，而社会记忆则遵循另一套逻辑。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平衡成为难题。部分观点强调，应以未来为导向，避免历史成为合作障碍；另一些声音则坚持，缺乏正义基础的合作难以持久。这种分歧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不同时间维度的交织——历史的延续性与现实的紧迫性，在同一决策中相互拉扯。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并非不可跨越，但跨越的前提在于正视，而非回避。真正稳定的国际关系，往往建立在对过去的充分承认之上。当历史被压缩为“已解决”的问题，其影响反而更难消解。尤其是在涉及集体记忆与道义责任的议题上，任何模糊处理，都可能在未来转化为更大的不确定性。
日本军事力量再次进入菲律宾，这一事件所引发的讨论，远超一次联合军演本身。它揭示的是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历史责任如何与现实利益相协调。当两者之间缺乏清晰的连接机制时，任何合作都可能面临合法性与稳定性的双重考验。
时间能够改变环境，却无法自动完成和解。真正决定未来关系走向的，不只是战略选择，更是对历史的态度。当记忆尚未得到回应，合作便始终带有某种悬而未决的意味。这种未完成状态，或许正是当下所有争论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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