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盖在正午的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我把最后一口烟抽完，踩灭烟头。
郑冬生从楼里走出来时，步子有些晃。那身曾经笔挺的西装现在皱巴巴地挂在身上。两个穿制服的人跟在他身后，保持着三步的距离。
他走到车旁，看了我一眼。眼神里空荡荡的，像老家冬天收割完的稻田。
“老地方。”他说，声音哑得厉害。
我拉开后车门。他弯腰进去的姿势很慢，像每个关节都生了锈。车门关上时，发出沉闷的声响。
街对面蹲着几个记者。镜头举起来，又放下去。
车子汇入车流。后视镜里，那栋我们进出过上千次的写字楼越来越小。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冷冰冰的。
“直接回家？”我问。
后座沉默了很久。
“回不去了。”他说，“房子封了。”
路口红灯。我踩下刹车。
他的呼吸声从后座传来，粗重，压抑。右手搭在膝盖上，手指一下下敲着，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现在没什么可思考的了。
绿灯亮起。
“去长途车站。”他说，“买回老家的票。”
我打了转向灯。车子拐上另一条路，通往城市边缘。
候车室门口尘土飞扬。他提着那个黑色的旧行李袋——那是十年前我送他去机场时用的同一个袋子——走到检票口。
他转过身，拍了拍我的肩。
手掌很轻，几乎没用力。
然后他朝我点点头，转身朝那辆破旧的长途汽车走去。
我看着他微驼的背影，突然开口。
声音很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老板。”
他停住脚步。
“车引擎盖下面，有个东西。”我说，“我想它也许能帮你。”
他的手还搭在车门扶手上。
远处传来汽车鸣笛声，尖锐，悠长。
01
郑冬生签下城东那块地的时候，是下午四点二十分。
我从后视镜里看他走出来。步子还是那个步子，腰杆笔直，但嘴角绷得紧。上车时，他先松了松领带，才把公文包扔到旁边座位上。
“回公司。”他说。
车子启动。空调口嘶嘶吐着冷气。
十分钟后，他忽然开口：“老陈，你跟我几年了？”
“十年零三个月。”我说。
他嗯了一声，目光落在窗外不断后退的街景上。那些玻璃幕墙的大楼，一家家新开的店铺，骑电动车的外卖员挤在车流里穿梭。
“十年。”他重复了一遍，像在咀嚼这个词的分量。
红灯。我停下车。
“我家门口那棵老槐树，”他说，“快枯死了。”
我没接话。我知道他老家在哪儿，送过他父母几次，但没进过院门。
“我爹打电话来说的。”他继续说，声音有点飘，“说树心里空了，今年春天就没发新芽。”
信号灯变绿。
车子重新动起来。他靠回椅背，闭上了眼睛。眼角的皱纹很深，像用刀刻上去的。
我知道那块地拿得不轻松。
竞标对手是省里来的公司，背景硬。
郑冬生这半个月几乎没睡过整觉，酒局一场接一场。
昨晚我送他回家时，已经凌晨三点。
他在后座吐了一路。
但今天合同签了。公司又能往前迈一大步。
“下个月起，”他忽然说，“工资给你涨两千。”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顿了顿。
“这是第八次了。”他说。
“是。”我说。
“记得这么清？”
“每次涨完薪，你都让我换次轮胎。”我说，“你说车跑得快了，鞋得跟得上。”
他笑了一声，很短促，像呛到了。
然后又是沉默。只有引擎的嗡嗡声，还有空调的风声。
车子拐进公司地库。昏暗的灯光在水泥柱间投下长长的影子。我停在他的专属车位上，熄了火。
他没马上下车。
“老陈。”他说。
“嗯。”
“那棵树要是真死了……”他没说完。
我等着。
但他只是摇摇头，推开车门。皮鞋踩在地面上的声音，在空旷的地库里回荡。
我看着他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时，他抬手揉了揉眉心。
那天晚上我洗车。水枪冲过车身，水流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我擦到引擎盖时，手在靠近前挡风玻璃的地方停了一下。
那里有个几乎看不见的缝隙。
我用毛巾仔细擦干那一块。水珠顺着车漆滑落，在水泥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手机响了。是家里打来的。
“爸，”儿子的声音传来，“明天家长会，两点。”
“知道了。”我说。
“你别又忘了。”
“忘不了。”
电话挂断。我继续擦车。后视镜里，我的脸被夕阳映得发红。眼角的皱纹，不知什么时候也深了。
十年。足够一棵小树苗长成大树。
也足够一棵老树枯死。
我把洗车工具收进后备箱。关上箱盖时，金属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地库的灯一盏盏亮起来。黄昏正一寸寸褪去。
02
郑梓萱回国那天，雨下得很大。
飞机晚点三个小时。郑冬生在接机口等了又等，最后回到车上，点了根烟。
“小女孩长大了，”他说，“架子也大了。”
我知道他不是真生气。手机屏保还是郑梓萱大学毕业时的照片，笑得一脸灿烂。那相片他用了四年。
又过了半小时，一个穿米色风衣的身影拖着行李箱走出来。长发，高个子，眉眼和郑冬生很像，但线条更柔和些。
郑冬生立刻掐灭烟，推开车门。
我坐在驾驶座，看着他们在雨中拥抱。郑冬生接过行李箱时，手在女儿背上轻轻拍了拍。那个动作很轻，像怕碰碎什么。
车子驶上机场高速。雨刷规律地摆动，刮开一片片清晰又模糊的视野。
“爸，公司现在年营收多少？”郑梓萱问。
郑冬生报了个数字。
“利润呢？”
“正在谈几个新项目，接下来会更好。”
“我是问现在的利润率。”郑梓萱的声音很平稳，像在讨论别人的事。
后视镜里，郑冬生的嘴角往下沉了沉。
“你不先休息几天？倒倒时差？”
“我在飞机上睡了十个小时。”郑梓萱转过头看着他，“爸，我回来不是度假的。你让我进公司，我就得知道真实情况。”
车内安静了几秒。只有雨声，和轮胎碾过湿滑路面的声音。
“公司有公司的节奏。”郑冬生说，“你刚回来，先熟悉熟悉环境。”
“什么环境？”郑梓萱笑了，但那笑声里没什么温度，“是唐叔那些酒桌文化的环境，还是财务报表里那些看不明白的支出的环境？”
郑冬生没说话。
“我在纽约实习的时候，”郑梓萱继续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数据透明化。所有支出，所有合同，全部上系统。爸，你现在还用纸质合同吗？”
“有些关系，不是系统能处理的。”
“什么关系需要绕过正规流程？”
郑冬生突然提高音量：“够了！”
声音在车内炸开。雨刷还在摆动，一下，又一下。
郑梓萱抿紧嘴唇，转回头看向窗外。侧脸线条绷得很紧。
我放慢车速。前面的卡车尾灯在雨雾中晕开一团红。
“老陈。”郑冬生说。
“下个月梓萱进公司，你每天接送她。”
“不用。”郑梓萱说，“我自己开车。”
“让老陈送。”郑冬生的语气不容反驳，“他对路熟。”
郑梓萱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我也正好看见她的眼睛——清澈，锐利，带着年轻人特有的那种确信。
“那就麻烦陈师傅了。”她说。
“应该的。”我说。
车子下了高速，拐进市区。雨小了些，但天色更暗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投下细碎的光。
等红灯时，我从后视镜里瞥见郑冬生的手。
他左手搭在膝盖上，右手正揉着太阳穴。揉得很用力，指节都泛白了。
而且那只手在微微发抖。
很轻微，但确实在抖。
绿灯亮起。我踩下油门。车子平稳地滑过路口，溅起一片水花。
后座上，父女俩谁都没再说话。
郑梓萱一直看着窗外。城市的霓虹灯在她脸上掠过，忽明忽暗。
郑冬生闭上了眼睛。但那只揉太阳穴的手，一直没有放下。
03
酒局定在江边的一家私人会所。
我送郑冬生到门口时，唐高澹已经等在那儿了。他今天穿了件浅灰色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块金属表盘的手表。
“冬生！”他迎上来，手自然地搭上郑冬生的肩，“就等你了。”
郑冬生点点头，朝我摆摆手：“十点来接。”
“好。”我说。
唐高澹看了我一眼，笑着说：“老陈还是这么准时。十年了吧？就没见你迟到过。”
我没应声，只是微微颔首。
他们走进会所深红色的木门。门合上时，我听见里面传来隐约的笑声和碰杯声。
我把车开到对面的临时停车位。熄火，开窗。
江风带着湿气灌进来。对岸的写字楼亮着灯，一格一格的，像巨大的蜂巢。江面上有游船驶过，彩灯串成一片流动的光带。
九点半，我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郑梓萱发来的短信：“陈师傅，我爸今晚和谁吃饭？”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回：“唐总，还有几位客人。”
“在哪？”
“江月会所。”
“知道了。谢谢。”
她没再发来消息。我放下手机，点了根烟。烟头的红光在昏暗的车厢里明灭。
十点整，会所的门开了。
先出来的是唐高澹。他边走边打电话，声音很大：“放心，都谈妥了……郑总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办事牢靠！”
然后是郑冬生。他走得有些慢，一只手按着胃部。后面还跟出来两个男人，都是生面孔，穿着休闲，但手腕上的表在路灯下反着光。
我启动车子，缓缓开过去。
郑冬生拉开车门坐进来，带进一股浓重的酒气。他闭着眼，头靠在头枕上。
唐高澹俯身到车窗边：“冬生，那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明天让人把合同送过去。”
郑冬生没睁眼，只挥了挥手。
唐高澹直起身，朝我笑笑：“路上慢点，老陈。”
车子驶离江边。后座上很安静，只有郑冬生有些粗重的呼吸声。
开了两条街，他忽然说：“靠边停一下。”
我打了转向灯，在路边停下。他推开车门，蹲在绿化带旁吐了。吐得很厉害，整个背都在痉挛。
我递过去一瓶水和纸巾。他接过去，漱了口，用纸巾擦了擦嘴。
重新上车后，他瘫在后座，像被抽掉了骨头。
“老陈。”他声音哑得厉害。
“你跟我十年了。”
“是。”
“你觉得我变了吗？”
我没立刻回答。路灯的光一道道扫过车内，他的脸在明暗交替中显得模糊。
“人都会变。”我说。
他笑了一声，很苦。
“唐高澹介绍的那条线，”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利润很高。比正常渠道高两倍。”
我握紧方向盘。
“但得走点……特别的路子。”他说完这句，长长叹了口气。
车子继续向前。路过一个还在施工的工地，塔吊上的灯像悬在半空的星星。
“我爹今天又打电话了。”郑冬生忽然说，“说那棵树彻底死了。村里人说，槐树枯死，不吉利。”
我没接话。
“什么吉不吉利的，”他喃喃道，“树老了，就该死。”
沉默了很久。
就在我以为他睡着了的时候，他嘟囔了一句，声音很轻，含混不清。
但我听清了。
他说的是：“真想回老家看看。”
然后他真的睡着了。呼吸渐渐平稳，但眉头还皱着。
我在下一个路口右转。这是回他家的路——那栋三层别墅，院子里有棵他从老家移栽过来的石榴树。
去年石榴结得很好，红彤彤地挂了一树。
今年春天，那棵树也没发芽。
04
郑梓萱约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见面。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了。面前摆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满是曲线和表格。
“陈师傅。”她抬头看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我坐下。服务员过来，我点了杯水。
“我爸最近应酬很多？”她开门见山。
“郑总一直很忙。”
“和唐叔一起？”
“有时候是。”
她合上电脑，身体前倾：“陈师傅，你跟了我爸十年。公司里那些‘老关系’，你了解多少？”
我看着玻璃杯里的水。冰块正在慢慢融化。
“我只是个司机。”我说。
“司机看得最清楚。”郑梓萱不放过我，“谁常坐车，谁打电话时说了什么，谁在车上掉了文件——你都知道。”
我抬起眼。她的眼神很直，带着年轻人特有的那种急切。
“郑小姐，”我说，“我的工作是开车。”
她盯了我几秒，然后靠回椅背，笑了。但笑意没到眼睛。
“我明白。”她说，“你对我爸忠心。”
这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没回答。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东西，放在桌上推过来。是个黑色的长方体，比U盘稍大一些，侧面有个小红点。
微型录音笔。
“下次我爸和唐叔在车上谈重要事情，”她说，“打开这个。按一下侧面按钮就行。”
我没碰那个东西。
“我爸年纪大了，”郑梓萱的声音低下来，“有些决定，他可能是一时糊涂。我得知道具体情况，才能帮他。”
“郑总做决定，有他的考虑。”
“他的考虑就是听唐叔的？”她语气突然尖锐起来，“公司财务最近有几笔大额支出，走的是备用金账户，没有任何说明。我问财务，财务说唐总直接批的。我问唐叔，他说是特殊渠道的保证金。”
她停顿了一下，深吸口气：“什么特殊渠道需要五百万保证金？而且不走正规合同？”
咖啡厅里很安静。背景音乐是轻柔的爵士乐，但此刻听起来有些刺耳。
“陈师傅，”她说，“我不是要害我爸。我是想救他。”
我看向窗外。街对面就是公司大楼。郑冬生的办公室在十二层，此刻窗帘拉着。
“这个，”我把录音笔推回去，“你收好。”
郑梓萱的脸色沉下来。
“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我说，“公司配的，一直开着。”
她愣了一下。
“但记录仪只录影像和外部声音。”我补充道，“车内谈话，录不清楚。”
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小小的圆桌，但距离好像很远。
最后她收起录音笔，动作有些重。
“我懂了。”她说，“你们都是一条心。”
她站起来，把电脑塞进包里。临走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有失望，有不解，还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决心。
“陈师傅，”她说，“如果有一天公司出了事，你的十年忠心，值多少钱？”
她没等回答，转身走了。
我坐在原地，喝完那杯水。冰块已经全化了，水变得温吞吞的。
回到车上，我发动引擎。空调吹出冷风，渐渐驱散车厢里的闷热。
我打开手套箱，想把一叠过路费发票整理一下。
手指触到一个硬物。
拿出来一看，是那支录音笔。不知什么时候，她塞进来的。
我捏着那个小东西，拇指在侧面摩挲。那个红色的小点，像一只微闭的眼睛。
车子引擎在怠速状态下轻微震动。
最后，我把录音笔放进手套箱最里面，用一叠地图盖住。
关上手套箱时，发出咔哒一声轻响。
很清脆。
也很决绝。
05
该保养车了。
我把车开到熟悉的维修厂。老板老赵是我老乡，认识很多年了。
“哟，陈哥。”老赵叼着烟走过来，“这车还保养呢？郑总那么大家业，不换辆新的？”
“开着顺手。”我说。
“也是。”他拍拍引擎盖，“这车跟你一样，踏实。”
工位空出来了。我把车开进去，熄火。小工过来，熟练地升起车辆。
我靠在旁边的工具柜上，看车底慢慢暴露出来。排气管、传动轴、油箱……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沾着泥点和油污。
老赵递过来一根烟。我接了，点燃。
“郑总最近怎么样？”他随口问，“听说拿了块大地皮？”
“还行。”
“那就是很行了。”老赵笑，“你们大老板说‘还行’，那都是不得了。”
小工在下面换机油。黑色的油液流进接油桶，哗哗作响。
“对了陈哥，”老赵想起什么，“你上次说轮胎有点响？我帮你看看。”
他蹲下身，钻到车底。我抽着烟，看维修厂门口的车来车往。
过了大概五分钟，老赵钻出来，手里拿着个东西。
“这什么？”他皱皱眉，“塞备胎夹层里的。”
那是个牛皮纸文件袋，边缘已经磨损发毛，沾着油渍。
我接过来。袋子没封口，里面露出一叠纸的边角。
“可能郑总落下的文件。”我说。
“那你收好。”老赵没在意，又钻回车底，“左后减震有点渗油，问题不大，再跑两万公里来看看。”
我拿着文件袋走到光线好些的地方。
抽出来一看，是几份货单复印件。纸面模糊，像是复印了很多次。抬头是“鑫隆货运”，但那个公司印章糊成一团红。
货物名称写的是“机械设备配件”，但后面的规格型号栏是空白的。
数量不小。日期是两个月前。
我翻到最后一页，签名处有个潦草的签字。笔画很乱，但我认得出——是唐高澹的字迹。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用铅笔写的，几乎看不清：“走三号码头，夜班。”
我的烟烧到了过滤嘴，烫了一下手指。
“陈哥！”小工在车底喊，“下来看看这个！”
我把文件塞回袋子，走回车旁。小工指给我看底盘上一处划痕，说是可能托过底。
我应付了几句，心思却在那袋文件上。
保养做完，车降下来。我付了钱，开车离开。
没回公司，也没回家。我沿着环城路开，车窗开着，风呼呼地灌进来。
那个文件袋就放在副驾驶座上。
我在一个废弃的工地旁停下。四下无人，只有荒草在风里摇晃。
我再次拿出那些货单。一页页翻看。
“机械设备配件”——什么样的配件需要夜间从三号码头走？
三号码头我知道。在城东工业区边上，以前主要走建材，后来生意差了，听说现在接的都是零散杂货。
郑冬生的公司做的是地产和贸易。机械设备配件……倒也说得过去。
但为什么要塞在备胎夹层里？
我拿出手机，对着货单拍了几张照片。闪光灯在纸面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
拍完，我把文件装回袋子。在原地坐了很久。
最后，我启动车子，开到一个垃圾中转站。
下车，走到一个绿色的大垃圾桶旁。盖子很重，掀开时发出难听的摩擦声。
里面堆满了腐烂的菜叶和塑料袋。
我抬起手，准备把文件袋扔进去。
手停在半空。
风刮过来，吹起袋子的一角。里面那些模糊的纸哗哗作响，像在说什么。
我站了大概一分钟。然后放下垃圾桶盖，转身回到车上。
文件袋被我放回了备胎夹层。塞进去的时候，我调整了一下位置，让它看起来和之前一模一样。
车开回公司地库时，天已经黑了。
郑冬生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十二层，那片长方形的光，在整栋暗沉的楼体上显得格外突兀。
我坐在车里，没立刻上楼。
手机相册里，那几张货单照片静静地躺着。模糊的印章，潦草的签名，还有那行铅笔小字。
我把照片加密，然后删除了原图。
下车时，腿有些麻。我扶着车门站了一会儿。
地库空旷，我的脚步声有回音。一声，又一声，像有人在跟着我。
电梯上行。数字从-1跳到1，2，3……
在6楼停了一下。门开了，外面没人。只有走廊灯苍白的光照进来。
门又关上。
我靠在电梯壁上，闭上眼睛。
那些模糊的字迹在眼前晃。
“机械设备配件”。
“三号码头”。
“夜班”。
电梯叮一声，12楼到了。
门开时，我看见郑冬生正从办公室走出来。他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语气很急。
看见我，他愣了一下，然后对电话那头说：“等会儿打给你。”
挂断电话，他走过来：“车保养好了？”
“好了。”我说。
“嗯。”他点点头，但眼神飘着，像在想别的事，“明天早上七点接我，去开发区。”
“好。”
他拍拍我的肩，走向电梯。背影在走廊灯光下拉得很长。
电梯门关上后，整层楼安静下来。
我走到窗边。城市夜景铺展在脚下，灯火连绵，像一片倒悬的星河。
那么亮。
也那么远。
06
暴雷来得毫无预兆。
那天早上七点，我准时把车开到郑冬生家门口。等了十分钟，他没出来。
我打电话，关机。
又等了半小时，还是没动静。我下车按门铃，没人应。
隔壁邻居探出头：“找郑总？他一大早被接走了，好像公司有事。”
我回到车上，往公司开。
路上就感觉不对。早高峰的车流里，有几辆车开得特别急，不断变道超车。都是黑色的轿车，车窗贴得很暗。
到公司楼下时，我看见门口停着三辆执法车。蓝红色的灯无声地旋转。
几个穿制服的人站在大堂里。前台小姑娘脸色发白，手指紧紧绞在一起。
我停好车，从侧门进去。员工电梯已经停了，只有消防通道还能走。
楼梯间里很安静。我的脚步声在水泥台阶上回荡，一声，一声，向上延伸。
在八楼拐角，我听见上面传来说话声。
“……我们现在需要查看所有财务记录。”
是唐高澹的声音，但和平时的圆滑不同，此刻带着一种公式化的冷静：“当然，我们全力配合。只是郑总今天还没来，有些文件可能……”
“郑冬生同志已经在配合调查了。”另一个声音打断他，很沉，很有分量。
我停在拐角，没再往上走。
“那太好了。”唐高澹说，“郑总是公司法人，他最清楚情况。我们这些做副手的，很多事也不了解……”
“唐高澹同志，”那个沉静的声音说，“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短暂的沉默。
然后唐高澹笑了，笑声干涩：“应该的，应该的。”
脚步声响起，往电梯方向去。我等声音远了，才继续上楼。
到十二楼时，走廊里已经站了不少人。都是公司员工，三三两两地聚着，低声交谈。看见我，他们投来复杂的目光——好奇，同情，还有些别的。
郑冬生的办公室门开着。里面有两个人在翻查文件柜。动作很仔细，每拿出一份，都先拍照，然后装进透明的证物袋。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办公桌上还摆着那张照片——郑梓萱的毕业照。相框倒着，玻璃裂了一道缝。
一个穿制服的人走出来，看见我：“你是？”
“司机。”
他打量我一眼：“郑冬生的司机？”
“你等一下。”他转身朝里面说了句什么，然后对我招招手，“进来。”
我走进去。办公室里很乱，文件散落一地。窗帘拉着，光线昏暗。
另一个人从办公桌后抬起头。年纪稍长，眼神很锐利。
“你跟了郑冬生多久？”
“十年。”
“平时都送他去哪里？见过哪些人？”
我一回答了。酒局，会所，开发区，市政府……那些去了无数次的地方，那些见了无数次的人。
他问得很细。几点出发，几点到，车上几个人，聊了什么。
有些我记得，有些不记得。
问到唐高澹时，他停顿了一下：“唐高澹经常坐车吗？”
“有时候。”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我想了想：“上周三，去江月会所。”
“车上聊了什么？”
“我在前面开车，听不清。”
他盯着我看。我迎着他的目光，没躲。
“你知道公司最近有一批货走三号码头吗？”他突然问。
我心里紧了一下，但脸上没动：“不清楚。我只开车。”
他又看了我几秒，然后低下头继续记录。
“你可以走了。”他说，“保持手机畅通，可能还需要找你了解情况。”
我点点头，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又说：“郑冬生涉嫌走私，金额巨大。你是老员工，如果知道什么，现在说还来得及。”
我的手搭在门把上。金属冰凉。
然后我拉开门，走出去。
走廊里的人群已经散了。几个工位空着，电脑还开着，屏幕上是没做完的报表。
电梯恢复了。我走进去，按了-1楼。
镜面轿厢壁映出我的脸。没什么表情，眼神有些空。
到地库时，我的车还在原位。旁边停着那几辆黑色轿车，车窗果然贴得很暗，从外面什么都看不见。
我坐进驾驶座，没立刻发动。
掏出手机，加密相册还在。那几张货单照片，安静地躺在数字的囚笼里。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然后熄屏，把手机扔到副驾驶座上。
车子开出地库时，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抬手拉下遮阳板。
后视镜里，那栋十二层的写字楼渐渐远去。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蓝得没有一丝杂质。
手机响了。是郑梓萱。
我接起来。
“陈师傅，”她的声音在抖，“我爸他……”
“我知道。”我说。
“他们说我爸走私，说公司账上没钱了，说……”她说不下去了，传来压抑的抽泣声。
“你现在在哪？”我问。
“在家。外面有记者。”
“别开门。”我说，“等我过去。”
挂断电话，我踩下油门。
路口红灯。我停下车，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方向盘。
一下，两下，三下。
绿灯亮起时，我做出了决定。
方向盘往左打，拐上去公安局的路。
07
郑冬生取保候审，是三天后的事。
我接到电话时，正在洗车。水枪喷出的水柱在车身上溅开，阳光下泛起细碎的光。
“郑冬生可以走了。”电话那头说，“你来接一下。”
我关掉水枪。水流声戛然而止，突然的安静让人耳膜发胀。
到的时候，郑冬生已经站在公安局门口了。他换了一身衣服——不是我常见的那套西装，而是一件普通的夹克，深蓝色，洗得有些发白。
身边没别人。只有他一个，站在台阶上，影子在下午的阳光下拖得很长。
我停下车，没按喇叭。
他看见车了，慢慢走过来。步子很稳，但每一步都像用尽了力气。
拉开车门，坐进来。带进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回家？”我问。
他摇摇头：“回不去了。”
“房子封了。”他说得很平淡，“银行卡也冻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他。他侧着脸看窗外，下颌线绷得很紧。
“那去哪？”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车子在红灯前停下，引擎怠速运转，发出轻微的震动。
“去长途车站。”他说。
我转过头看他。
“买回老家的票。”他补充道，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绿灯亮了。后面的车按喇叭。
我踩下油门。车子汇入车流，朝着城市边缘驶去。
路上没人说话。广播开着，调到交通频道，女主播用甜美的声音播报路况。
“……绕城高速发生追尾，建议车友绕行……”
我伸手关掉了。
安静更好。
开了大概四十分钟，郑冬生忽然开口：“老陈，这十年，辛苦你了。”
“应该的。”
“没什么应该的。”他说，“我给你发工资，你干活，钱货两清。但我给你的，不止工资。”
“我给你涨了八次薪。”他继续说，像在数什么珍宝，“第一次是你女儿生病，你缺钱。第二次是你老婆下岗。第三次……”
他记得每一次。
“第八次是上个月。”我说。
“对。”他笑了，笑容很淡，“上个月。那时候我还觉得，公司能再撑十年。”
车子下了高架，开上去车站的老路。两边的建筑渐渐低矮，广告牌上的漆剥落，露出锈迹。
“唐高澹跑了。”郑冬生说，语气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带着钱，去了国外。留下个烂摊子，还有那些‘证据’，都指向我。”
“什么证据？”
“货单，合同，转账记录。”他数着，“都是真的。我签的字，我批的款。只不过我以为那是正常生意。”
他转过脸，看着后视镜里的我：“老陈，你说我蠢不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也没等我回答，又看向窗外：“就是蠢。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摆了一道。还连累了那么多人。”
车子拐进车站广场。到处是拖着行李的人，面色匆忙，脚步杂乱。
我找了个临时停车位。熄火。
郑冬生没动。他坐在后座，目光落在车站大楼上。那栋楼有些年头了，外墙的瓷砖掉了不少，露出灰色的水泥。
“我爹那棵槐树，”他忽然说，“枯死了也好。省得我回去看了难受。”
他推开车门。动作很慢，像每个关节都生了锈。
从后备箱拿出那个黑色的行李袋——确实是十年前我送他去机场时用的那个。边角磨破了，他用胶带粘过。
他提着袋子，走到我车窗边。
“车你留着。”他说，“虽然也值不了几个钱了，但还能开。算我……最后一点心意。”
我看着他。
他的眼眶有点红，但没眼泪。只是红。
“这十年，”他说，“谢了。”
然后他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
他转身朝车站走去。背影在人群中忽隐忽现，那个黑色的行李袋随着步伐一下下晃动。
我看着他走到售票窗口。排队的人不多，很快就轮到他。
他递过去身份证，说了什么。售票员在电脑上操作，然后递出来一张票。
他接过票，低头看了看。
然后朝候车室走去。
就在他要走进那扇玻璃门时，我推开车门，下了车。
声音不大，但他听见了。转过身来。
阳光下，他的脸显得格外清晰。每一条皱纹，每一处疲惫，都无所遁形。
我走到他面前。
“车引擎盖下面，”我说，“有个东西。”
他愣住了。
我继续说：“我想它也许能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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