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3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上确认，在特朗普正式访华之前，美国政府多名高级官员将先行前往中国。莱维特表示，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北京，她没有公布具体官员名单，也未透露谈判议题，但强调美方在重大外交访问前，通常都会安排先遣团队进行协调。
这一消息意味着，中美双方已进入访问筹备阶段。外交访问从来不是临时决定，而是长期沟通的结果。先遣官员的职责通常包括议程确认、经贸谈判准备、安全安排以及联合声明草拟。换句话说，特朗普访华已经从政治表态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然而，就在白宫释放访问善意的同时，美国大使却扬言要对付中国。当地时间3月31日，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将阻止中国电动汽车经由加拿大进入美国市场。
他声称，这些汽车涉及所谓“数据安全风险”，美国不会允许中国汽车“跨越边境进入美国”。更引人注意的是，他在节目中进一步放话称，美国当前要优先应对韩国、日本和墨西哥的汽车产业竞争，之后“还要想办法对付中国，因为那是最大的威胁”。
这番言论迅速引发关注。原因很简单，美国一边准备高层访华，一边又强化对华竞争叙事，形成明显反差。事实上，美国针对中国汽车的限制并非突然出现。早在拜登政府任期结束前，美国就出台所谓“保护措施”，禁止进口含有中国或俄罗斯技术的联网汽车，并计划在2027年和2030年分别限制相关软件和硬件。中方当时已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长期以来，汽车产业是美加高度一体化行业，跨境生产体系存在数十年，一辆汽车往往包含50%至75%的美国零部件。正因如此，美国在限制中国汽车时，也不得不顾及盟友利益。这也是为何胡克斯特拉一方面强调对华竞争，另一方面又试图安抚加拿大。
但从更大背景看，美国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警惕，反映的是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变化。过去十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技术、供应链和成本控制方面形成明显优势。中国企业不仅扩大国内市场，也加快全球布局。欧洲、东南亚、中东和拉美市场已经出现明显增长。加拿大试图吸引中国企业建厂，本质上是希望参与这一产业浪潮。美国则担心产业外溢冲击本土制造业。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不断强调“制造业回流”的原因。
此外，在3月30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降至33%，创下其第二任期最低水平。该调查由马萨诸塞大学进行，共有1000名受访者参与。数据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较2025年7月下降5个百分点，较去年4月下降11个百分点。民调同时指出，物价上涨以及对伊朗军事行动带来的压力，是支持率下滑的重要原因。
对任何美国总统而言，支持率下降都会直接影响外交选择。当国内问题积累时，总统往往需要通过外交成果稳定政治局面。历史上，美国总统通过大国外交寻求政治突破并不罕见。因此，推动访华可以理解为一种双重策略。一方面，美国需要与中国保持沟通，避免战略误判；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外交成果向国内展示领导力。
至于美国为何在准备访问同时强化强硬涉华言论，原因在于美国对华政策长期存在“双轨结构”。一条轨道是竞争，美国强调供应链安全、科技限制和产业保护。另一条轨道是合作，双方仍需要在贸易、气候、金融稳定和地区安全问题上保持沟通。
这两条轨道并不矛盾，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常态。特朗普政府内部同样存在不同声音。一部分官员主张加强经济竞争与技术限制；另一部分则认为，必须维持对话机制，防止关系失控。提前派官员赴北京，本质上属于稳定关系的动作；而驻外大使的强硬言论，则服务于国内政治和产业政策需要。
换句话说，美国既希望谈判，又不愿放弃竞争优势。综合来看，美国当前对华政策呈现明显矛盾性。一方面强调竞争甚至威胁，另一方面又主动寻求沟通。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与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已无法被忽视。对抗无法解决全部问题，对话成为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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