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吴晓《陈独秀之女的坎坷人生》（《廉政瞭望》1998年第10期）、《新民周刊》季天琴整理·叶尚志与陈长璞口述、《环球时报》1997年9月14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专访、唐宝林《陈独秀传》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70年9月，广东珠江口附近，一个没有月亮的深夜。
海面上风浪翻涌，黑色的波涛一浪压着一浪，远处什么都看不清，只有浪声和风声混在一起，沉沉地压下来。
咸腥的海风裹挟着水雾扑面而来，夜风刮过礁石，发出低沉而绵长的啸声。入秋的南海水温已经开始下降，即便在岸边，脚踩进水里也能感到刺骨的寒凉。
就在这片混沌的海水里，一个五十八岁的女人把五个装食油用的空铁皮桶用布袋和绳索捆在腰间，身旁跟着她的两个儿子，三个人一同沉入了水中。
铁皮桶随着浮力把她往上托，下一道浪头又把她盖住，再浮上来，再被盖住，如此反复，往复不止。
就这样，在大鹏湾的黑水里，她和儿子们漂了整整九个多小时。
这个女人叫陈子美，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与第二任伴侣高君曼所育的女儿。
这一年，她五十八岁，刚刚从看守所里出来不久，身上还挂着"右派"的帽子，背后跟着无数双警惕的眼睛。整个广州城里，她几乎没有一处真正安全的立锥之地。
上岸之后，等待她的是香港警察的手电筒光柱。
那道光打在她浑身湿透、形销骨立的身上，照出了铁皮桶留下的深深勒痕，也照出了一个疲惫到极点、却还没有倒下的女人。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一】陈独秀的家世与陈子美的来历
要讲陈子美的故事，绕不开她的父亲。
陈独秀，原名陈庆同，1879年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安庆在晚清时代是安徽的省城，地处长江之滨，自古开风气之先。
这座城市虽地处内陆，却比许多沿海城市更早感受到了近代变革的冲击。陈独秀自幼随祖父学习古典文学，少年时考中秀才，由此踏上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传统轨道。
然而他并不甘于在旧学的框架里打转，此后多次赴日本留学，深受西方和日本新思潮影响，眼界与思想随之大为开阔，回国后便投身政治运动，参与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由此开始了此后数十年波澜起伏的政治生涯。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成为此后席卷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刊物之一。
这份杂志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倡导科学与民主，将一套崭新的思维方式带入了那个年代的公共视野，对深陷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重要人物，都曾在这份杂志上留下过举足轻重的篇章，彼时许多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思想启蒙的必读读物。
杂志的影响力在短短数年间迅速蔓延，从上海向全国各地传播，形成了无法忽视的思想浪潮。
1921年，陈独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在党的早期担任重要职务。然而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党内路线分歧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彻底激化。
陈独秀因被认为在政治路线上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9年正式被开除党籍。
此后数年，他辗转上海、汉口等地，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继续写作，发表文章，但处境已大不如前，昔日声望随着政治身份的剥除而迅速黯淡。
1932年在上海再度被捕，被押至南京关押，直至抗战爆发后才获释出狱。辗转入蜀之后，他落脚于四川江津的一处简陋民居，靠着少量稿费和旧友的周济维系生计，晚景极为凄凉。
1942年5月，陈独秀在贫病交迫中于江津离世，身边只有第三任伴侣潘兰珍和寥寥几位旧友陪伴。他去世时，几乎一无所有，仅留下了几箱书稿和一身债务。
陈独秀共有子女七人，分属两段关系所出。
与发妻高晓岚所育的子女中，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均深度参与了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陈延年于1927年7月在上海就义，陈乔年于1928年6月在上海就义，两兄弟先后在同一座城市以同样的方式告别人世，年纪都不超过三十岁。
三子陈松年回到安庆，过着极为普通的日子，后来在安庆窑厂以退休会计师的身份度过晚年，1990年离世。
叶尚志曾亲历陈松年晚年的景象，据他后来回忆，陈松年临终前已骨折卧床，家中几乎一无所有，只有长女陈长璞在旁照料，境况之潦倒令人唏嘘。
高晓岚所出的一个女儿则早年夭折，未曾留下成年后的任何记录。
陈子美是陈独秀与第二任伴侣高君曼所生。
高君曼是高晓岚的胞妹，比陈独秀小将近二十岁，二人于1910年代初在上海开始同居，感情甚笃，但一直未能正式成婚，原因是陈独秀在安庆的家乡仍有原配。
二人同居期间，高君曼为陈独秀生下了一女一子，女儿即陈子美，生于1912年；儿子名叫陈鹤年，年纪最小。
陈子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成长起来的。
父亲长年在外奔走于政治事务，鲜少在家；母亲高君曼独自操持，身体积弱，数年下来早已在艰辛的日子里埋下了难以消除的病根。
【二】母女相依，幼年艰辛
陈子美幼年的记忆里，父亲始终是一个遥远的背影。
陈独秀的政治活动使他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出逃、藏匿、被通缉、再回来，家中事务几乎全部落在高君曼一人肩上。
随着陈独秀在政治上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来自外部的压力也随时可能蔓延至家人身上，家庭内部的气氛因此从来谈不上平静。
随着时日推移，二人之间的感情裂痕也日趋明显。
1925年前后，陈独秀与高君曼的感情彻底走到了尽头，高君曼带着年仅十三岁的陈子美和年纪更小的弟弟陈鹤年离开了上海，辗转南下来到南京，租住在一间简陋的草屋里，开始了相依为命的日子。
南京的日子，在陈子美后来的叙述里，始终是灰色底子上的挣扎。
高君曼的身体状况本就不佳，离开陈独秀之后，没有了任何固定的经济来源，加之精神长期处于重压之下，体力每况愈下，病情持续加重，没过几年便确诊为肺结核。
这个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一种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刑罚，药费开销绵绵不绝，一旦拖入深重，便是慢慢消耗，难以逆转。
药费、房租、日常嚼用——没有任何固定来源，全靠这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想法子。
陈子美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开始接触妇产科知识的。
南京当地的一些接生婆和医院助理给了她一些入门的机会，她把每一个能学到东西的场合都抓住，把妇产科的相关知识和操作技能一点一点地记进脑子里。
与此同时，她和弟弟陈鹤年打各种零工赚取母亲的药钱，缝衣、洗涤、帮厨，凡是能赚钱的活儿，一律不挑。
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这样把这个随时可能散架的小家一天一天地撑了下去，度过了整整数年。
邻里对她们母女三人的遭遇多少有些耳闻，偶尔会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衬。
然而在那个物资匮乏、人人自顾不暇的年代，外人的接济终究是有限且不稳定的，长久的依靠只能是自己。
南京街头的冬天格外阴冷潮湿，草屋的墙壁挡不住风，高君曼的病情每到入冬便会明显加重，咳嗽声在深夜的草屋里格外清晰。
陈子美那时还小，却已经学会了在母亲夜间发作时如何处置，如何用最简单的药材和方法减轻母亲的症状。
1931年，高君曼病逝于南京。
母亲去世的那一年，陈子美十九岁。她此后的人生里，没有了任何可以依靠的人——父亲在政治漩涡里自顾不暇，异母的几个兄弟各有各的去处，弟弟陈鹤年也只能各自谋生。
母亲走后，她在南京又待了一段时间，处理了母亲的后事，料理了租住处的一切，然后独自回到上海，凭借多年积累的妇产科知识，在一家医院谋得了助产士的职位，算是勉强稳住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在医院做助产士的那些年里，她从未停止自学，将能找到的相关书籍和材料都仔细研读，技术在实践中一点一点地精进，在当时上海医院的同类人员里，水平算得上扎实。
她的收入不多，生活谈不上宽裕，却总算是自己一双手支撑起来的，不再需要依赖任何人。
【三】两段婚姻，命途多舛
高君曼去世后不久，陈子美在上海嫁给了一个名叫张国祥的男人。
张国祥在银行供职，表面上收入稳定，处事也算圆滑，两人相识时，陈子美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
这段婚姻在旁人眼里看着颇为平常，父亲陈独秀的朋友圈和自己的同事圈子里，都没有人对此有所提醒。
然而在这段平静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一个连陈独秀都早已看穿的秘密。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随后被押送南京关入监狱。陈子美带着张国祥前去探监，陈独秀见到女婿，当场拒绝与其会面，只对女儿留下了那句话——"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的陈子美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只当是父亲对女婿的寻常成见，并未放在心上，父女二人也因此当场爆发了争执，不欢而散。
这一次探监，成了她与父亲之间为数不多的见面场合之一，也是她与父亲关系最为决裂的一次。
真相在数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
1936年，陈子美生下了与张国祥的第二个孩子，坐月子期间，张国祥领来了一个自称是张家"表妹"的女人，说是来帮忙照料产后事务的，那女人还带来了一个年幼的小女孩。
陈子美那时身体虚弱，并未多加留意。过了许久，她才察觉出种种疑点，追问之下才知道，这个所谓的"表妹"，其实是张国祥的原配妻子，姓蔡，两人早年已育有一个女儿。
张国祥在与陈子美成婚之前，便已是有妇之夫，而她对此始终毫不知情。
大吵之后，张国祥将蔡氏送走，但每月仍悄悄从微薄收入里抽出一部分作为蔡氏母女的生活费，家中经济因此更加拮据，夫妻之间的裂痕从此无法弥合。
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开销一年比一年大，张国祥给蔡氏的那份钱从未断绝，家里时常捉襟见肘，陈子美从未真正过上宽裕的日子。
抗战期间，张国祥随银行内迁重庆，一家人跟着辗转颠沛，从上海到汉口，从汉口到重庆，这一路的迁徙耗尽了本就不多的家底。
1939年，日寇持续轰炸重庆，某次空袭警报骤响，张国祥带着三女儿张树范在街头行走，危急时刻，他独自钻进了附近的防空洞，将年幼的女儿一人留在外头。
等到警报解除，张国祥走出防空洞，才发现女儿已经不知所踪，此后再也没能找回来。
这件事成了陈子美心底一道再也无法愈合的伤痕，她与张国祥的感情从此名存实亡，婚姻只剩一个空壳支撑着。
同样在那段岁月里，陈子美始终未能与父亲陈独秀见上一面。抗战初期，陈独秀辗转到达江津，与广州相距并不遥远，陈子美曾几度生出探视的念头，却被张国祥以各种理由阻拦。
张国祥当年在探监时与陈独秀闹得不欢而散，此后便对岳父的态度始终怀有芥蒂，不愿让陈子美前往，也不愿在陈家这层关系上有任何来往。
就这样，父女之间的最后一段时光在彼此的隔绝中悄然流逝，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离世，陈子美甚至未能赶去见最后一面。
抗战胜利后，她与张国祥正式离婚，然而张国祥拒绝支付任何子女抚养费，留下的几个孩子生计全部落在陈子美一人肩上。
走投无路之际，她只能忍痛与孩子们暂时分离，独自返回上海的医院，靠助产士的收入一点一点地维持，每个月从牙缝里省出钱来贴补远处孩子们的口粮。
那段日子，她一个人住在医院附近的简陋宿舍里，房间逼仄，陈设寥寥，下班之后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只有一盏昏黄的灯和一张窄床。
上海期间，她在医院里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李焕照，二人相识、相处，感情逐步稳定，随后结合，先后生下两个儿子。
此后，陈子美随李焕照移居广州，在居委会的安排下做了一名教师，生活暂时回归了一段较为平稳的轨道。
在整个广州的岁月里，她极少在外人面前提及父亲陈独秀的名字，也从未在两个儿子面前说起过外祖父的身份，仿佛那段历史从未存在过一般，家中的气氛平淡而寻常，街坊邻里对她的来历几乎一无所知。
1970年，广州珠江口的夜风里，陈子美站在了下水的地方。
五个铁皮桶捆在她的腰间，绳索勒进皮肉，冰凉而沉重。
这之前将近两年的时间，她带着两个儿子一次次下水练习，将一生的积蓄和首饰悉数变现，只换来这五个浮具和一条通向对岸的无形赌注。
岸上，丈夫李焕照沉默地站着，不愿同行，目送着她和两个儿子没入了黑暗的水里。
没有人知道这一跳将通向何处。但就在她九个多小时后精疲力竭地爬上对岸的沙滩之后，一道手电筒的光照亮了那个夜晚——而那个光柱后面的人，将做出一个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决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