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40年連縣抗日陣亡官兵入祀忠烈祠名錄》在電腦里放有七八年了,年年对自己说清明前整理好,年年桃花开又谢,年年春风青草,却年年没动。本名录来源于1940年县长王仁宇、1941年县长李仲仁根据各部队乙种调查表填注,具名造册,呈报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签核,以择日入祀连县忠烈祠

一九三八年,广东省政府下令,全省各县择址兴建本县忠烈祠以安民心士气,连县利用旧城墙上之“城北楼”为址,改建为本县忠烈祠(已拆毁)。一九四一年,第一批廿八位忠烈牌位,由县长王仁宇送入祠祭祀。

同年秋,王县长政声卓著,升调广东第三区行政公署任专员,李仲仁接任县长。李是台山人,曾任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早年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虽是新学俊彦,但其签署公文之一手行书,当得上流水行云四字,随便秒杀当今国手。李县长于一九四二年,送三七位忠烈牌位入祠受祭。

我不按批次,按各位忠烈先贤阵亡殉国先后为序,重排其名。

诗意与实用,乡土地名变迁之缺失

本名录最挠头是民国时期乡名多已改动,无法逐一辨认对应附注。这事挺让我无语的,民国前乡土名称普遍文雅,如连州九陂镇,原名水云乡,山塘原名山河乡,东陂原名东和乡,连南三江镇,原名高良乡(上下)……

五十年代改名运动,本质上是以粗鄙的实用主义对传统审美的全面批判。这场以直白简易、好认为导向的改名结果,虽然短期内降低行政管理门槛,但在文化维度上,却是对历史脉络进行一次砸骨断筋的修理。

中国传统地名往往具山水美学与地域灵韵。我翻阅档案,第一次看见水云乡地名时被其所蕴含的文化意味惊呆了,一时间不知道是哪个镇,随后查阅方知今名九陂……“水云乡”三字,已不仅仅是空间坐标,更是一种文化意象的叠加,将岭南山区的氤氲水汽与古人的隐逸思想编织在一起。

地名是活着的历史,又如“高良”一词,实为古越语地名(僚瑶)。在岭南,“良”指高山上平地或田野。“高良”一词隐藏着百越先民迁徙、垦殖及与自然博弈的文化信息。改名后,这种远古族群记忆被功能性名称所覆盖。

五十年代行政权力的傲慢,导致改名逻辑优先考虑革命化,同时再考虑通讯与政令传达便利,完全不顾及地名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神圣性。当行政力量以革命和简便为由抹除那些古老字符时,实际上也割断民众与祖先、与土地的情感联系。如今,连县人面对九陂或山塘这类同质化、大众化的名字前,很难再感悟到这片土地独有的民族融合史或地方史。

行政官员不仅仅是审美贫乏,更多是在政治上奴颜婢骨的迎合。他们对中国疆域之广、方言之深、习俗之异,试图用一套工农式革命的命名逻辑来覆盖多元的乡土生态,最终导致城镇景观与人文内涵的粗俗与平庸。这种对传统的冷漠,使得今天我在整理乡土历史时,失去了与时间对话的文化密码。

很抱歉我将五、六十年代本县官员一棍扫翻,不然你喜欢看见这一幕:两军对垒,一骑白马银枪冲出,阵前勒缰立马一声大叱:呔,尔等谁敢对阵,谋乃石家庄赵子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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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录中看抗战之惨烈

这份名录是的无声见证……

一,年龄统计

二十岁(含)至三十岁(不含):共四一人

这是一九四〇年之前中国军队的绝对主力,大部分为基层士兵、班长及少尉排长。

三十岁(含)至四十岁(不含):共十七人

此年龄段多为资深士官或中层军官,如一五四师九二〇团中校团附黄子丰、八三军军部上尉参谋王继昭。

其他年龄段:少年兵二人,成李月、郑发挥均十六岁。四十岁老兵二人,陈德胜四十岁、谭安慎四六岁。

二,兵源补充

从年龄段统计中可见,一九四〇年之前兵源尚未枯竭,二十至三十岁的年轻人占中国军队总数的60%以上。从籍贯中所知,很多殉国忠烈不仅仅来自同一县,甚至是同乡同村。他们少年时是玩伴, 是兄弟, 长大后一起从军,一起战斗,乃至一起殉国。

他们正值壮年,本该是家中栋梁、田间好手,但在民族危亡之际,连县这批子弟集体告别父老,义无反顾地走向淞沪、南京和豫东战场,再也没有回来。

三十岁到四十岁这一组中,许多人已是职业军人或有丰富经验的基层指挥官。他们在战场上阵亡,意味着部队失去战斗骨干,如在南京保卫战最后突围殉国中校团附黄子丰,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更是当时国家军事精英的重大损失。

三,战役识别

说实话,大部分官兵一看番号,阵亡地点,我就知道他是死于哪一场战役,知道他们团长、营长、连长是谁,还可以根据时间查阅战报,知道他阵亡那次战斗的详情。嗯,有些很熟悉的番号,我可能还采访过与他们同一连队的后续战友……有些则相对陌生,只知道大概战役背景,对其所服务部队战斗史不熟悉。

让我意外的是,名录里记载了成利江、熊宝忠、吴记生、唐同标四位十九路军战士,他们于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阵亡,是连县第一批倒在抗日战场上的烈士,真是门楣生辉,无上光荣。

随后,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分别有胡德、成李月两位战士,两人均是第四路军教导旅士兵,他们太不走运了,在祁阳籍彭霖生麾下当兵。抗战伊始,彭旅长决心是有的,主动申请出省援淞沪,本想给自己捞点战功资本,没想到指挥水平太菜,日军一次炮火覆盖,教导旅就损兵折将缩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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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三師軍士補習班全體官兵攝影,廿三年七月十九日。

名录上至惨莫过于一五五师徐昌金、黃志、蕭配華、駱建明、郑发挥、易順生、陈模等七位士兵,他们是在兰封会战罗王寨车站阵亡。

时李宗仁台儿庄小胜,要再来一把,短时间徐州汇集军队超五十万。日军却不如其所愿南北对进,以土肥圆贤二率第十四师团突然渡过黄河占领兰封,将陇海线一刀砍断,直接抄了几十万大军后路。最高军事当局立即命令薛岳率六十四军为主力夺回要点,兰封罗王寨车站。

六十四军由一五五、一八七组成,其中一五五师前身为粤军独立第三师,于一九三二年在南雄成立,师长由粤西北绥靖公署专员李汉魂兼任。故,该师兵源多来自粤北各县。

罗王寨一战,连县一郡便七人阵亡,从概率上看,可见该部士卒,连县所占比之重。如此多同乡同袍在同一天、同一地点成批倒下,说明当时战斗乃迎弹对冲,无人退缩。没什么好埋怨的,师长陈公侠之胞弟, 中校团附陈公任同在此役阵亡。

尤记军长李汉魂在日记中言,在望远镜中目睹亲训三年之官兵在日军机枪下如落叶倒在冲锋路上,不仅目眦尽裂,心如刀割……二〇一三年,我在从化采访该师师部通讯连上士班长郭锦杨,与其提起及罗王寨战斗,郭老兵面露凄容,嘶哑着说,死咗好多弟兄吖,凄凉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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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粤北会战期间, 一五七师一个团级指挥部在清远。

张寿、成明龙、欧阳宏业、唐木生四位忠烈阵亡于第一次粤北会战。清远银盏坳之战,何止一五八师,一五七也被打得狼狈不堪。嗯,我之宗族叔公九四〇团第三营营长陈超明,也在此役身负重伤,差点一起阵亡殉国。

黄瑞隆、黄洪、陈志良、吴新晖、唐洪、邓横德、何荣诸君为一五七师四七一团士兵,阵亡战役时间是第二次粤北会战,阵亡地点乃现从化团丰村附近山墚(民国时该地属佛冈)。

四七一团这个番号是有问题的,战斗发生时,番号应该还是一五七师四七一旅九四〇团,五月打完第二次粤北会战后,该师于八月从二二四制改三三制,九四〇团改四七一团。为尊重原文,我不改错,仅在此附注说明。

一九四〇年五月,日军一〇四师团沿广从公路北进,与六十三军一五二师在良口发生激战。该师判明敌人非小规模扰乱性袭击,而是大规模的进攻,向战区急求救援。

六十二军一五七师原驻英德青塘整训,师长练惕生不及全师集中,命最接近良口之九三八团火速增援,到达良口以北地区后,九三八团即汇同一八七师一部向敌军侧翼部队发起攻击。两个团经过两日战斗未得手,自动撤离阵地,调整队伍,以图再攻。

日军主力部队感受到阻力,便西向迂回,企图先歼灭我军在佛冈水头以南守备部队。刚好在水头墟遇上进入佛公坳阵地的九四〇团(李友庄团),两军立即展开肉搏战,互相拉锯达一昼夜,连排级干部伤亡过半,阵地部分被敌突入,幸亏九四一团在左翼后的猪仔梁顶阵地策应火力才勉强顶住,但情势已非常危急,该团向师部请援。倒霉的是九三七团(吴耀波团)一个营前往增援,该营因地形不熟,夜间行动迷失方向,天明后仍联络不上。当时敌军继续猛攻,阵地多处被敌突入。入夜,九四〇团由佛公坳转移到耀洞南侧高地占领阵地,九四一团由猪仔梁顶转移耀洞北侧占领阵地,共同抵抗敌人。又经半日战斗,敌势渐弱,我军乘时进行反击……

以上便是四七一团连县籍七位士兵战斗阵亡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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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石祥、何水胜、袁日旺、黄古、何福养、欧阳广福等忠烈为九三师士兵,他们在参加桂南会战时阵亡。但原文阵亡地点标注为广西武鸣那墓岭200高地,我觉得不是那墓岭……懒得自己查,发给广西兄弟,让他们校正。嗯,陀地好办事,一下就找到正确地名,武鸣太平镇那暮岭。

广西同行阿良看名录后,洒泪大呼:可歌可泣!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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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抄录整理制表,好像也没什么现实意义。 无非有时候觉得,万一,我说是万一哈,万一他们有一天魂魄归来,或许能循着本表,回乡。

抗战,乃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战,非党派之争,更非意识形态之辩。余观其名录,皆我连县之赤子,民族之精魂!上至不惑之年,下及弱冠少年,可怜尚余稚气,便已捐躯赴难。

彼等弃鋤犁、别亲长,北上中原,南守珠江,以血肉之躯,筑不死之国魂。今日重录芳名,字字血泪,铿锵有声。时维清明,山河肃色。凡我连县儿女, 当永志不忘。

陈重阳恭录

2026年3月31日

又及,黄子丰、何胜甫、王继昭、何芳浔四位,乃中央军校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