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发表文章,不一定成为学有所成的学者。很多学者能写研究性的专著,却不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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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是写作不错的人,还是不断学习的人,可能要读很多专业书,不仅要读文学书,而且要读哲学书、社会学的书、经济学的书、政治学的书,物理学的书等等,只要能读懂,就能读下去,而且读的书是有用的,很容易给作家提供写作素材。有的作家不太懂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甚至还写错别字,但就是可以写成漂亮的文章。也就是说,作家不一定有多么高的水平,不一定非得成为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只要作家有感情就够了,当然还要有一定的文字水平,起码会对一些文字运用自如,能够运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不是不会写字。在作家那里,文字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终极追求目标。学者不一定是作家,有很多学富五车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虽然可以很好地讲小说史、小说论,却写不成小说。还有的研究诗歌,有的研究话剧,有的研究散文理论,也出过专著,其实就是出版研究性的论文,却偏偏写不成像样的文学作品。有的学者专门研究文字,研究比较深刻,却写不成散文,也写不成小说。可是他们往往看不起作家,认为一些作家总是头重脚轻,缺乏理论根底,也缺乏自己的研究。甚至他们会写文学评论,评论一些作家的小说,却偏偏写不成那样的小说。似乎评论小说可以高于小说,但并不是小说创作本身。

即便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也不一定能写成小说,只是在评论的领域有所建树而已。文学评论不等于文学创作本身。文学评论算是理性的评论,而文学创作本身需要感性和理性的融合,似乎需要感性更多一些。虽然搞文学创作的作家并不一定写了脍炙人口作品,也不算是学者,但他们的作品可以流传上千年。不管是李白、杜甫,还是韩愈、柳宗元;不管是关汉卿、王实甫,还是蒲松龄、曹雪芹;不管是荷马,还是但丁;不管是巴尔扎克,还是托尔斯泰,都算是伟大的作家,但他们不是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也不是大学里的教授。很多文学评论出现了,也有很多专门研究文学的学者,似乎评论得头头是道。可是他们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学作品,总是让人怀疑他们的根底。但他们会抱团取暖,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还会像古代文人那样互相吹捧,当然就比较出名了。即便是中文系的学生,跟着他们学习文学理论,也照样写不出像样的文学作品。其实文学作品的写作和评论是两回事,写作似乎更难,但对于作家来说,写作似乎更容易。因为作家在写作之前会积累创作素材,当素材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写作,而且要全身心投入,似乎不受外界干扰,当然感性的成分会多一些,还会对自己的作品时时给予理性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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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文学评论家却不会那样,总是站在俯视的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他们没有创作的艰辛,也不知道作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只是凭借文字来揣测作家的意图。当然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可是他们坚信自己揣测的是对的。倘若明明他们错了,他们也不会承认错误,而是仍然错上加错,继续写文章来评论,似乎可以在错误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评价体系,而且形成一定的评价模式,凡是作品都可以按照这种模式来评价。研究理论的学者就是这样,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要形成模式。其实这种思考的逻辑是错误的,因为文学作品是活泼的东西,能够体现时代的特色,当然也能体现作家的个性特征。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声称读懂了一部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具有多义性,并不是意义单一的。即便是很多研究者共同研究一部经典名著,也不可能完全研究透彻,因为文学名著的意义太多了,各种指向太多了,并不是研究者能够完全发觉的。倘若按照一种指向来解读文学作品,就会给读者带来误解,甚至以讹传讹。可是学者偏偏要从一种角度来解读文学作品,并且认为自己解读的是正确的,其他人解读的可能是错的。如此一来,学者就比较自信,而且要带学生,要一代一代传播自己的思想,实际上传播的都是偏颇的思想。

作家创作比较感性化,没必要成为学者完全,可以投入到作品中,没必要被某些文学理论束缚手脚。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生活不仅仅是吃喝拉撒睡,上班下班,也不仅仅是写作素材,应该是一种文化的对象、文化的实体。作家应该时时从生活中得到对于自己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的验证、启示、补充、发展,才能从生活出发,对文化作出贡献。也就是作家要时时在生活中发现新鲜的素材,同时还要注重文化本身的特征,用独具个性的语言来描绘某些事件,来塑造人物形象。倘若作家完全被所谓学者的理论束缚了手脚,就会按照学者的理论来写作文学作品,当然会用先入为主的观念来指导创作,这是最要不得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会限制作家的思想,甚至会塑造连作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人物形象。毕竟学者的理论比较生硬死板,甚至很多理论词不达意。并不是理论完全能够指导实践,而是创作的实践是灵动的,而不是呆板的。学者的理论恰恰是呆板的,并不能约束灵动的创作思维。作家在创作中,完全可以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不必被理论束缚手脚,也不必对某个学者表示完全的尊敬。除非学者本身是作家,理解创作的辛苦和灵动的思维,就不会写理论文章约束作家的创作了。作家的思想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的范畴,而且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应该反映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掌握了历史发展和宇宙变化的规律,究竟掌握了多少真理,而这一切离不开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知识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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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不必成为学者,高尔基在轮船、码头、面包房里读完了“我的大学”,沈从文初中毕业就去流浪,莫言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并不是说他们读书少,而是说他们成为作家,有着活泼灵动的思维,而不是成为学者那样高高在上,更不是让学者的评论扼杀活泼泼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