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周国立，在县供销社当采购员那会儿，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香饽饽”。
可我这辈子做的最出格的一件事，就是娶了苏琴。
一个刚从劳改农场出来的女人。
我娘指着我的鼻子，骂得唾沫星子横飞：“周国立，你要是敢把那个脏东西领进门，我就死给你看！为了那么个玩意儿，你连供销社的铁饭碗都不要了，你是不是猪油蒙了心？”
我爹抄起扁担，气得浑身哆嗦：“我周家的脸，算是让你丢尽了！滚！你给我滚出去！”
我没滚。
我只是默默地拉住了苏琴的手，那只手上，满是冻疮和老茧。
我对她说：“别怕，以后有我。”
那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我拉住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只手。
我更不知道，五年后，一辆崭新的上海牌轿车会停在我家那破旧的土坯房前。
1976年的夏天，热得像个蒸笼。
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好像要把一整个夏天的力气都用完。
我们红星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从东头望到西头，两边是青砖灰瓦的平房，墙上刷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巨大标语，字迹已经有些斑驳。
那时候，我叫周国立，二十六岁，是县供销社的采购员。
这工作，在当时可是个顶好的差事。
吃公家饭，端铁饭碗，每个月三十多块钱工资，还能经常下乡，见识多，路子广。
我长得不算赖，人也机灵，十里八乡想把闺女嫁给我的媒婆，快把我们家门槛给踏平了。
我娘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说东街王屠户的闺女屁股大，好生养；西街张裁缝的女儿手巧，会过日子。
我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却一个也没看上。
总觉得，生活不该是这样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样子。
那天，我去三道沟公社采购一批山货，回来时为了抄近路，就骑着自行车，走了河边那条人迹罕至的小土路。
河边的柳树无精打采地垂着枝条，河水浑黄，流得有气无力。
骑着骑着，我忽然听到一阵半大孩子的吵嚷声，还夹杂着石块和泥巴砸在什么东西上的“噗噗”声。
我刹住车，支好自行车，循着声音走了过去。
绕过一片半人高的芦苇荡，我看到了让我至今都忘不了的一幕。
五六个十三四岁的半大小子，正围着一个蜷缩在柳树下的女人扔泥巴。
他们一边扔，一边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
“劳改犯！不要脸！”
“破鞋！脏东西！”
那个女人，就是苏琴。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还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旧衣服，浑身湿淋淋的，不知道是在河里摔过，还是被人推下去的。
稀烂的泥巴糊了她一身，头发也乱糟糟地贴在脸上，看不清长相。
她就那么蜷缩着，一言不发，任凭那些泥块和石子砸在自己瘦弱的背上。
她只是用双臂，死死地护着怀里一个看不出本来颜色的破旧布包。
那姿态，像一头保护着幼崽的母兽，绝望，却又带着一种不容侵犯的倔强。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冒了起来。
“住手！你们干什么！”
我大吼一声。
那几个半大小子被我吓了一跳，回头看是我，脸上有些不服气，但还是扔掉手里的泥巴，骂骂咧咧地跑散了。
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
只剩下河水流淌的声音，和苏琴那微弱的，压抑着的喘息声。
我本想转身就走，这种事，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
人们总是对“犯过错误”的人，带着一种天然的鄙夷和恶意。
可我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我看到她慢慢地抬起头，露出一张巴掌大的脸。
那张脸上，满是泥污，嘴唇因为寒冷和恐惧，呈现出一种青紫色。
可她的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啊。
有绝望，有麻木，有戒备，但在这层层叠叠的灰暗之下，还藏着一丝不肯熄灭的火苗。
像寒夜里，最后一颗顽强的星星。
我的心，莫名地被刺了一下。
鬼使神差地，我走了过去。
我脱下自己身上那件还算干净的白衬衫，弯下腰，披在了她那不停颤抖的肩膀上。
她浑身一僵，像一只受了惊的刺猬，猛地往后缩了一下。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我没说话，只是蹲下来，从自行车前面的布兜里，掏出两个还带着我体温的杂粮馒头，递到她面前。
那是我准备当午饭的。
她看着那两个馒头，又看看我，似乎不相信。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
过了很久，很久。
她才像下定了决心一般，伸出那双瘦得只剩下骨头的手，接过了馒T。
她的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稳。
她把馒头凑到嘴边，先是小心翼翼地舔了一下，然后便像饿了许多天的野猫一样，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
吃得太急，她被噎住了，剧烈地咳嗽起来。
就在那时，我看到，两行清澈的眼泪，从她那双倔强的眼睛里，无声地滑落。
泪水冲刷掉她脸上的泥污，留下了两道白皙的痕迹。
那眼泪，像一滴滚烫的油，滴进了我的心里，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我最终还是没忍心把她一个人丢在河边。
我扶着她，走到了离河边不远的一家国营小面馆。
面馆里只有两三张桌子，空气中飘着一股碱水和肉臊子混合的香味。
我给她要了一碗热腾腾的肉丝面，推到她面前。
“吃吧，热乎的。”
她低着头，捧着那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大瓷碗，碗里冒出的热气，熏得她的脸有些模糊。
她没有说谢谢，只是拿起筷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却吃得很快。
她吃面的样子很专注，也很安静。
仿佛这碗面，就是她的整个世界。
我看着她把最后一口面汤都喝得干干净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就在这时，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在我身后响了起来。
“哟，这不是我们供销社的大采购员，周国立同志吗？怎么着，下乡采购，还顺便捡回来一个啊？”
我回头一看，是我的同事，赵大海。
赵大海是我在供销社的“对头”，他是主任钱大海的远房侄子，仗着这层关系，平时在单位里就有些趾高气扬。
他一直嫉妒我业务能力比他强，嘴上跟我称兄道弟，背地里没少给我使绊子。
他端着一碗面，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我们这张桌子旁。
他的目光，像黏腻的苍蝇，在苏琴身上上上下下地打量着。
“哎，我瞅着这位女同志，怎么这么眼熟呢？”
他故意拉长了声音，一拍大腿。
“我想起来了！这不是前阵子刚从劳改农场放出来的那个……那个叫什么琴来着？因为投机倒把进去的那个！”
他的声音很大，面馆里其他几个吃饭的人，都齐刷刷地朝我们这边看来。
那些目光，像一根根针，扎在苏琴的身上。
我看到苏琴的身体猛地一僵，刚刚因为一碗热面而缓和过来的脸色，瞬间又变得惨白。
她把头埋得更低了，几乎要埋进那个空空如也的碗里。
我心里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
我“腾”地站起来，死死地盯着赵大海。
“赵大海，你嘴巴放干净点！”
赵大海被我的气势吓了一跳，随即又露出一副无所谓的嘴脸。
“怎么了？周国立，我说错了吗？大家伙儿都看看，咱们的周大采购员，现在品味可不一般呐，都开始关心起劳改犯了。”
“你！”
我攥紧了拳头，真想一拳砸在他那张幸灾乐祸的脸上。
可我不能。
在那个年代，打架斗殴，尤其是在公共场合，是能毁掉一个人前途的大事。
我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钱和粮票，重重地拍在桌上。
然后，我拉起还在发抖的苏琴。
“我们走。”
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冰冷得像一块铁。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我低估了赵大海的卑鄙，也低估了流言的威力。
第二天，我刚到供销社，就感觉气氛不对劲。
所有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听说了吗？周国立跟那个女劳改犯搞到一起了。”
“真的假的？他怎么想的啊？”
“谁知道呢，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往我耳朵里钻。
很快，主任钱大海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他黑着一张脸，把桌子拍得“砰砰”响。
“周国立！你长本事了啊！单位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我警告你，立刻跟那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断了关系！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从主任办公室出来，心里又气又憋屈。
可我没想到，更大的风暴，还在家里等着我。
我一进家门，一个鸡毛掸子就劈头盖脸地抽了过来。
是我娘。
她披头散发，眼睛通红，像一头发怒的母狮子。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我让你在外面给我丢人现眼！”
“我们周家几辈子都是清清白白的人家，你竟然去跟一个劳改犯搅合在一起！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我爹坐在炕上，闷着头抽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听到他一声接一声的叹气。
我娘一边打，一边哭，一边骂。
我没有躲，也没有还嘴。
那些鸡毛掸子抽在身上，火辣辣地疼，可远没有我心里的委屈和烦闷来得厉害。
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太不讲道理了。
我只是出于好心，帮了一个落难的人，怎么就成了伤风败俗，罪大恶极了？
他们根本不认识苏琴，甚至都没见过她，仅凭一个“劳改犯”的标签，就给她判了死刑。
也给我判了死刑。
一股执拗的，不服输的劲儿，从我的骨子里冒了出来。
你们越是这样，我偏不。
我非要弄明白，那个叫苏琴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开始偷偷地去找她。
我打听到，她出狱后，唯一的亲人，一个远房舅舅，嫌她丢人，把她从家里赶了出来。
她现在，就住在城西头那个废弃的旧窑洞里。
我找到那里的时候，她正在给邻居家的一个大婶缝补衣服。
夕阳的余晖，从破败的窑洞口照进去，洒在她专注的侧脸上。
她穿针引线的动作，熟练又灵巧，那双曾经拿过馒头都在发抖的手，此刻却稳得像一块磐石。
她补好的衣服，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出痕迹。
那大婶拿了衣服，满口称赞，却只给了她两个黑乎乎的红薯当工钱。
她也没有抱怨，只是默默地收下了。
我去了好几次，有时给她带点吃的，有时就只是在不远处，默默地看着她。
我发现，她的话很少，几乎不说。
但她会用那双巧手，把窑洞内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她还会在窑洞前那片小小的空地上，种上几棵不知名的野花。
她就像那些野花一样，被踩在泥里，却依然努力地，想开出一点颜色来。
她的坚韧，她的沉默，她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像一个谜，深深地吸引着我。
那天，下了一场大雨。
我心里惦记着她，总觉得不放心。
下了班，我冒着雨，骑车去了那个旧窑洞。
窑洞里黑漆漆的，我喊了几声，没人应。
我心里一沉，摸索着走了进去。
借着打火机的微光，我看到她蜷缩在铺着稻草的地上，浑身滚烫，已经烧得说胡话了。
那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了。
我脱下雨衣，把她紧紧地裹住，然后背起她，冲进了雨里。
她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可在我背上，却重如千斤。
我把她送到镇上的卫生所，医生说，是淋了雨，加上营养不良，引发的急性肺炎，再晚来一会儿，人就危险了。
我守在她的病床前，看着她那张因为发烧而泛着不正常红晕的脸。
我握着她那只因为打着点滴而冰凉的手。
一个念头，疯狂地，不可抑制地，从我心底冒了出来。
我要娶她。
我要保护她，不再让她受人欺负。
我要给她一个家。
当她从昏迷中醒来，睁开那双迷茫的眼睛，看到我时。
我对着她，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
“苏琴，别怕。”
“以后，有我。”
我决定要娶苏琴的消息，像一颗炸雷，在我家，在整个供销社，在整个红星县城，都炸开了锅。
我娘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她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天抢地。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周国立，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那个女人，就休想进我们周家的门！”
我爹这次没再沉默，他抄起炕边的扁担，指着我，气得嘴唇都在哆嗦。
“你……你这个逆子！你要是敢娶她，就不是我周家的种！你就给我滚！永远别再回来！”
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我试图跟他们解释，跟他们讲道理，告诉他们苏琴不是他们想的那种人。
可他们根本不听。
在他们眼里，我就是被狐狸精迷了心窍，中了邪。
那段时间，家里天天都是争吵，摔东西的声音，不绝于耳。
最后，我累了，也倦了。
我明白，我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
在一个晚上，和我爹娘又一次大吵之后，我收拾了几件自己的衣服，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
我走的时候，我娘在屋里哭骂，我爹在院子里，把一个瓦盆，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滚！滚得越远越好！”
那瓦盆碎裂的声音，也像我们这个家，碎了。
我搬到了外面，用我仅有的一点积蓄，租了一间在胡同最深处的小破屋。
屋子不大，还漏雨，但总算是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
我把苏琴从卫生所接了出来，带到了这里。
她看着这个简陋的“新家”，眼圈红了。
“国立，你……你为了我，不值得。”
我拉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很认真地说：“值不值得，我自己说了算。”
我们没有去办酒席，也没有请客。
只是去民政领了一张结婚证。
领证那天，民政的工作人员看我们的眼神，都充满了鄙夷和不解。
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婚了。
没有亲人的祝福，没有朋友的道贺，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红衣服。
有的，只是邻居们在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和那些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语。
可我不在乎。
只要能和她在一起，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然而，我还是太天真了。
我以为，单位的工作，总能保住吧。
毕竟，结婚是我的私事，而我的业务能力，在供销社是有目共睹的。
可我没想到，钱主任和赵大海，根本不打算放过我。
我回去上班的第一天，就被钱主任叫到了办公室。
这一次，他连骂都懒得骂了。
他只是把一张盖着鲜红大印的纸，扔在了我面前。
“周国立，你被开除了。”
他的语气，冰冷得不带一丝感情。
“我们供销社，是国营单位，代表的是国家的脸面！我们绝不允许有你这种作风败坏，屡教不改的职工存在！”
我看着那张开除通知书，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深深地扎进我的心里。
我的手在抖，我的心在沉。
“铁饭碗”。
这个我曾经引以为傲，我爹娘视若珍宝的东西，就这么，碎了。
赵大海站在钱主任身后，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和幸灾乐祸。
我知道，这背后，一定有他的“功劳”。
我拿着那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斤的纸，走出了供销社的大门。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我工作了七八年的小楼。
我觉得，我的人生，完了。
没了工作，就像船失去了帆，鸟折断了翅膀。
我不知道，我和苏琴的未来，在哪里。
回到家，苏琴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和手里那张开除通知，什么都明白了。
她没有哭，也没有抱怨。
她只是走过来，从我手里，拿过那张纸，然后，轻轻地抱住了我。
“国立，没事的。”
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只要我们俩在一起，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我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大男人，第一次，哭得像个孩子。
接下来的日子，是灰暗的，也是艰难的。
为了糊口，我什么活儿都干。
去码头扛过麻袋，一天下来，肩膀磨得全是血泡。
去工地筛过沙子，一天下来，浑身上下，连鼻孔里都是灰。
赚来的钱，少得可怜，勉强够我们两个人喝稀饭。
而苏琴，则拿出了她所有的看家本领。
她白天去给人家洗衣服，缝缝补补。
晚上，就在我们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下，绣花，做鞋垫。
她的手艺极好，绣出来的花鸟，栩栩如生，拿去集市上，总能换回几个钱。
日子过得很苦，我们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可奇怪的是，我的心里，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踏实过。
每天，不管我多晚，多累地回到家。
总有一盏灯为我亮着，总有一碗热粥在锅里温着。
苏琴的话不多，但她会默默地帮我打好洗脚水，会用她那双巧手，把我磨破的衣服，补得整整齐齐。
她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她那双曾经像古井一样，毫无波澜的眼睛里，也开始有了光。
我们相濡以沫，把这贫瘠的日子，过出了一丝甜意。
我开始觉得，为了她，丢掉那个所谓的“铁饭碗”，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转机，出现在一个燥热的午后。
那天，我扛完了一天的货，累得骨头都快散了架。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县城东门外那个自发形成的小市场。
那里是三教九流汇集的地方，卖什么的都有，管理也乱，被大家伙儿私底下叫做“黑市”。
我本来只是想穿过去，抄个近路。
可一阵争吵声，吸引了我的注意。
一个穿着花衬衫，打扮得油头滑脑的外地人，正和一个本地的大妈，因为一匹布的真假，吵得不可开交。
那外地人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唾沫横飞地保证，他卖的，是现在最时髦的“的确良”。
而那大妈，则指着布料上的线头，说他卖的是假货，是拿普通的棉布冒充的。
我因为好奇，就凑过去看了一眼。
只一眼，我的心，就猛地跳了一下。
我在供销社当了那么多年采购员，经手的布料，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各种布料的门道，我摸得门儿清。
我一眼就看出来，那外地人卖的，确实是“的确良”，而且还是质量相当不错的那种。
只是，他卖的价格，比我们供销社里，便宜了将近三分之一。
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我的脑海。
供销社的“的确良”，要凭布票购买，而且经常断货，是有钱也买不到的紧俏商品。
而眼下，只要有钱，就能买到比供销社还便宜的“的确良”。
这中间的差价，和巨大的市场需求……
这里面，有商机！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几乎是一路跑回了家。
我把我的想法，一股脑地告诉了苏琴。
苏琴听完，沉默了片刻。
然后，她走进里屋，从床底下一个破木箱里，拿出了她一直珍藏着的那个破旧布包。
她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些画满了各种衣服款式的旧报纸，还有几把大小不一的剪刀，和一套用了很久的裁缝工具。
这些，是她从劳改农场里，唯一带出来的东西。
“国立，”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你说的这个‘的确良’，我知道。”
“这种布料，垂感好，不容易皱，最适合做现在流行的喇叭裤，还有那种带荷叶边的女士衬衫。”
“县里那些裁缝，手艺都太老了，做不出那种时髦的样式。”
“但是，我能。”
她的语气，平静，却又充满了强大的自信。
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妻子，这个被所有人嫌弃的女劳改犯，她的身体里，蕴藏着怎样惊人的才华和能量。
我们俩，一拍即合。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博。
在那个年代，“投机倒把”是重罪，一旦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
而苏琴，就是因为这个罪名，才坐了三年牢。
我问她：“小琴，你怕吗？”
她摇了摇头，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以前怕，因为我只有一个人。现在不怕了，因为，我有你。”
她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勇气。
我们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那是我俩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攒下来的，总共不到五十块钱。
我拿着这笔“巨款”，又去了那个黑市。
我找到了那个南方人，凭借我当采购员时练就的火眼金睛，和三寸不烂之舌，软磨硬泡，用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从他手里，买下了一批质量最好的“的确良”布料。
那天晚上，我们家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亮了整整一夜。
苏琴铺开布料，手里的剪刀，在布料上飞舞，发出“咔嚓咔嚓”的清脆声响。
她的神情，专注而又迷人。
我看着她，心里想，这哪里是什么劳改犯，这分明就是一个被埋没的艺术家。
她熬了几个通宵，硬是把那批布料，赶制成了十几条喇叭裤，和几件女士衬衫。
那些衣服的款式，新颖别致，做工精良，比起供销社里挂着的那些老土样式，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些衣服卖出去。
我们不敢在集市上公开摆摊，那太招摇了。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把衣服用布包起来，偷偷地带到县里几个大工厂的家属区。
我找到几个平时跟我要好的工友，让他们帮忙，在女工中间悄悄地宣传。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那些常年穿着蓝黑灰工装的女工们，一看到苏琴做的那些漂亮衣服，眼睛都直了。
不到一个小时，我带去的十几件衣服，就被一抢而空。
我捏着手里那一沓热乎乎的，带着毛边儿的钞票，激动得手都在发抖。
除去成本，我们净赚了将近一百块钱！
这笔钱，比我之前在供销社辛辛苦苦干三个月的工资还要多！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割了半斤猪肉，打了二两白酒。
我们俩，就着一盘香喷喷的红烧肉，庆祝我们来之不易的“第一桶金”。
苏琴喝了一小口酒，脸颊就泛起了红晕。
她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国立，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我点点头，看着她，心里充满了希望。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像这刚刚开始的生意一样，一定会越来越好。
可我当时并不知道，在我们看到希望的同时，一双嫉妒而又贪婪的眼睛，也已经盯上了我们。
赚到第一桶金之后，我们的胆子更大了。
我们的“地下小作坊”，正式开张了。
我负责起了更危险，也更关键的工作——跑货源。
我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凭着我的眼光和口才，直接从广州那边的服装批发市场，进回来更大批，款式更新颖的布料。
火车上人挤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空气里混杂着汗臭味和泡面的味道。
我经常是十几个小时，连坐都不能坐一下。
可我心里，却是火热的。
而苏琴，则成了我们这个小作坊的“总设计师”和“技术总监”。
她每天不知疲倦地画图样，裁剪布料。
她的脑子里，仿佛有层出不穷的新点子。
她做的衣服，总能精准地抓住那个时代年轻人爱美的心。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光靠我们两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
我们悄悄地，雇了同住一个胡同的两个大姐帮忙。
一个是缝纫机踩得飞快的刘大姐，一个是手脚麻利，负责锁边钉扣的张大嫂。
她们都是家里困难，嘴巴又严实的人。
我们的生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
我们不再是偷偷摸摸地去工厂区卖，而是在一个信得过的人家里，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展销点”。
一到周末，那个小小的房间里，就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姑娘媳妇们。
我们的日子，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
我们不再喝稀饭，能顿顿吃上白面馒头了。
家里还添置了一台“蜜蜂”牌的缝纫机，和一台“红灯”牌的收音机。
苏琴的脸色，越来越红润，人也开朗了许多，偶尔还会跟着收音机里的邓丽君，哼上两句。
我看着她，觉得我当初做的所有决定，都是对的。
然而，树大招风。
我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眼红。
这个人，就是赵大海。
赵大海自从把我挤走之后，在供销社里更是春风得意。
可他看着我这个被他踩在脚下的人，非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日子过得比他还滋润，心里就跟长了草一样，又嫉妒又难受。
他想不通，我一个被开除的无业游民，一个娶了劳改犯的倒霉蛋，怎么就能翻身了呢？
他开始暗中调查我。
他收买了一个经常跟我一起去码头扛活儿的混混，很快就打听到了我“投机倒把”的秘密。
一个阴险的计划，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
他得不到的，就要毁掉。
他要让我，再一次，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
他写了一封匿名举报信，直接寄到了县里的“打投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信里，他添油加醋地，把我描述成一个扰乱市场，牟取暴利的“大倒爷”。
很快，我就感觉到了风声不对。
市场上，穿制服，戴红袖章的巡查人员，明显多了起来。
他们专门盯着那些鬼鬼祟祟，提着大包小包的人盘问。
有一次，我刚从长途汽车站接了一批货回来，迎面就撞上了两个巡查员。
我吓得魂儿都快飞了，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在胡同里七拐八拐，才侥幸甩掉了他们。
回到家，我出了一身的冷汗。
苏琴看着我，眼神里也充满了担忧。
“国立，要不，我们先停一停吧。”
我点点头。
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切，就像阳光下的泡沫，随时都可能破灭。
我们不得不暂停了所有的生意。
那些漂亮的布料，堆在屋里，像一堆随时会引爆的炸药。
家里的气氛，又一次变得压抑和沉重。
我们好不容易看到的希望，仿佛又要被掐灭了。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哪天一早醒来，戴着红袖章的人，就踹开了我们家的门。
那种等待审判的滋味，比贫穷更让人煎熬。
生意停摆的日子里，家里安静得可怕。
我和苏琴，都变得沉默寡言。
收音机已经很久没开过了，缝纫机也用一块布蒙了起来。
我们就像两只受了惊的鸟，蜷缩在巢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恐惧。
一天夜里，外面又下起了雨。
雨点打在屋顶的瓦片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更显得屋里寂静。
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我正发着愁，旁边的苏琴，却悄悄地坐了起来。
她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摸索着下了床。
然后，她从床底下，拖出了那个她一直视若珍宝的破旧布包。
从我们结婚到现在，我一直很好奇，这个布包里，到底装着什么。
那是她从劳改农场里，唯一带出来的东西。
每次她看到这个布包，眼神都会变得很复杂。
我问过她，她却总是不说，只是摇摇头。
今天，她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她抱着那个布包，坐回到床边，犹豫了很久。
最后，她抬起头，在黑暗中看着我。
“国立，有些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然后，她当着我的面，一层一层地，打开了那个布包。
我原以为，里面会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或者是她过去的一些信物。
可当我看到里面的东西时，顿时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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