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大的红木书桌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二十根黄澄澄的金条。那金光在昏黄的壁灯下，刺得人眼睛发酸。金条旁边还十分突兀地放着一个粗糙的竹编果篮，里面装着十几个透着清香的乡下黄花梨。
桌子前面，站着一个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的中年男人。他叫林世全，是个老实巴交的苏州商人。此刻，他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坐在太师椅上的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穿着一袭青布长衫，身材削瘦，面色苍白，看上去像个文弱的教书先生。但他那双隐在阴影里的眼睛，却透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威压。
他就是上海滩青帮三大亨之一，杜月笙。
林世全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那二十根金条，是他砸锅卖铁、抵押了祖宅、甚至向高利贷借了印子钱才凑齐的，那是他的买命钱。如果杜月笙不收这钱，他林家上下一十三口，明天就得流落街头，他自己也得横尸黄浦江。
空气安静得能听见怀表的滴答声。
许久，杜月笙终于动了。他缓缓站起身，目光扫过那堆耀眼的金条，最后，手却伸向了那个粗糙的果篮。
他从中挑出一个个头最大、表皮有些斑驳的黄花梨，放在手里掂了掂，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
“林老板，”杜月笙的声音出奇的温和，带着浓重的浦东口音，“这二十根金条你拿回去，我只要这个梨。”
林世全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泪瞬间决堤。他知道，自己那条命，还有全家人的活路，算是彻底保住了。
故事，还得从半个月前说起。
林世全是个本分的买卖人，祖上几代都在苏州做丝绸和茶叶的倒腾生意。那年秋天，他看准了上海滩洋人多、达官贵人多，便大着胆子，倾尽全部家当，甚至借了不少外债，收购了一大批上好的苏绣和明前茶，租了条船运到上海，想趁着中秋节前赚一笔辛苦钱。
他是个老实人，懂得和气生财，生意做得规规矩矩。但他万万没想到，在那十里洋场，规矩，往往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他的货刚在码头卸下，还没来得及运进仓库，就被当地巡捕房的人给扣了。带队的是个姓王的探长，平日里飞扬跋扈，专门敲诈勒索外地客商。王探长随便找了个借口，硬说林世全的茶叶里夹带了烟土，是走私违禁品。
那在当时的上海滩，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
林世全懵了。他连声喊冤，塞了身上所有的银洋想要通融，可王探长却冷笑一声，将银洋揣进口袋，反手就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少废话！货全部没收！”
王探长最后放话出来：给你十天的时间，要么交出两万块大洋的“罚款”，要么就把牢底坐穿，货全部充公。
两万块大洋！那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林世全所有的本钱都在那批货上，哪里还拿得出两万大洋？
消息传回苏州，林世全的妻子急得当场晕厥。为了救丈夫，那个传统的江南女子咬着牙，卖掉了陪嫁的首饰，低价变卖了祖宅，甚至硬着头皮去求了那些平日里躲都躲不及的高利贷。东拼西凑，终于兑换成了二十根沉甸甸的金条，托人连夜送到了上海想买丈夫一条命。
钱是凑齐了，可是林世全又害怕王探长贪得无厌，如果直接把金条交给他，他不仅会照单全收，还可能斩草除根，变本加厉地压榨。
就在林家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在上海滩做黄包车车夫的远房表亲给出了个主意：“在上海滩，只有一个人能压得住这种地头蛇，那就是杜先生。只要杜先生肯发一句话，王探长就是个屁！”
可是，林世全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下小商人，凭什么请人家帮忙？
但人到了绝境，就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表亲托了层层关系，拜托了杜公馆里的一个管事，好说歹说，终于让管事答应，在杜月笙心情好的时候，帮忙递一句话。
那是一个极其漫长的等待。林世全在法租界的一家破旅馆里，度日如年。他每天看着那装在破布包里的二十根金条，心里五味杂陈。那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也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终于，消息传来了。杜先生答应见他一面。
那天傍晚，林世全抱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还特意去街角买了一篮子苏州刚运来的秋梨。他不懂大人物的规矩，只记得乡下人的礼数：求人办事，除了送重金，总得带点土特产以表诚意。
走进杜公馆的那一刻，林世全连头都不敢抬。院子里站着几个黑衣保镖，个个眼神如刀。客厅里布置得古色古香，没有想象中的奢靡，反而透着一股书卷气。
杜月笙穿着长衫，正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喝茶。听到林世全进来的动静，他连眼皮都没抬，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坐。”
林世全哪里敢坐。他双腿发软，结结巴巴地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说到伤心处，想到家里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那个七尺男儿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杜先生，您是大好人，求您大发慈悲救救我一家老小。只要能保住命，保住那批货，我愿意把这些都孝敬您和手下的兄弟！”说着，他颤抖着手解开布包，将那二十根金条推到了桌子上。
顺带着，他把那篮子黄花梨也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旁边，显得那么滑稽，又那么辛酸。
杜月笙没有看金条，而是问了一句：“借印子钱了？”
林世全一愣，慌忙点头：“借、借了五千块大洋的高利贷，利息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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