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季的一天，那个瞎眼算命先生干瘦的手指捏着我的生辰八字，翻着泛白的眼珠子，摇头晃脑地叹了一口长气。那口长气，把原本挤满我家院子看热闹的乡亲们，叹得鸦雀无声。

“这后生，八字奇寒，孤星入命，是个铁打的破窑瓦罐命。说句不好听的，你这辈子，就是个打光棍的命，克妻断嗣，谁跟了你，谁家倒霉。”

算命先生的话音刚落，我娘手里端着的半碗棒子面粥“哐当”一声砸在地上，摔得粉碎。原本坐在门槛上跟我娘套近乎、准备给我介绍邻村姑娘的王媒婆，脸色瞬间变了。她像躲瘟神一样猛地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连句客套话都没留，挤出人群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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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建国，那年二十二岁，正是农村小伙子相亲成家的大好年纪。我自认长得不赖，一米八的大个儿，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地里的农活样样精通。虽然家里穷了点，住着三间土坯房，但我一直觉得，只要肯吃苦，总能娶个媳妇，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可是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一个算命先生的断言，往往比村支书的红头文件还管用。

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建国是天煞孤星、光棍命”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村子。从那天起，我家的门槛再也没有媒人踏入过一步。走在村里，那些原本热络的婶子大娘，看到我都远远地躲开，甚至有人在背后对着我指指点点，小声嘀咕着“光棍汉”、“扫把星”。

我娘每天夜里都在屋里抹眼泪，眼睛熬得通红。我爹本来就不爱说话，那阵子更是整天蹲在院子里抽旱烟，叹气的频次比抽烟还多。看着被愁云笼罩的家，我心里憋着一团火，觉得既屈辱又绝望。难道我这辈子，真的就只能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土里刨食，最后连个摔盆送终的人都没有吗？

在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里，我连续几天没出门，躺在散发着霉味的土炕上，死死盯着屋顶的房梁。我想了很多，想命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想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直到第四天清晨，看着窗纸上透进来的第一缕阳光，我突然猛地坐了起来。

我做了一个决定。

既然算命的说我是光棍命，既然十里八乡的媒婆都不敢给我介绍对象，那我就自己去找！既然那些条件好的、家里没负担的姑娘看不上我这个“命硬”的人，那我就去找那个全乡人都公认嫁不出去的姑娘。我不信命，我只信人长了两只手，只要心换心，总能焐热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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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人的名字——秀梅。

秀梅是邻村的姑娘，比我小两岁。她长得很水灵，两条麻花辫乌黑发亮，笑起来嘴角有个浅浅的梨涡。按理说，这样的姑娘提亲的应该踏破门槛。但现实是，秀梅的情况比我还惨。

秀梅她爹早年在煤矿下井，出了事故，下半身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她娘嫌家里穷又看不到希望，跟一个南方倒卖木材的商人跑了，再也没回来。秀梅一个人挑起了家里的重担，既要种地，又要照顾瘫痪的亲爹。因为负担太重，她公开放出话来：谁要是娶她，必须上门做赘婿，或者把她爹一起接过去养。

在农村，娶个媳妇带个瘫痪的老丈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谁家愿意背这么大一个累赘？因此，秀梅虽然人好，却成了全乡男青年避之不及的“烂桃花”。

我们俩，一个是算命先生口中注定要打光棍的“天煞孤星”，一个是全乡人眼中谁碰谁倒霉的“拖油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