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慧茵 广州报道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我国加速制度型开放的背景下，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正从关税减让迈向规则协同，从货物贸易延伸至数字与绿色全领域。中国企业‘出海’将享有从‘边境开放’跃迁至‘规则开放’的多重红利。” 近日，德勤中国轮值副首席执行官、税务与商务咨询主管合伙人李旭升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随着全球经贸格局深刻变革，中国企业“出海”从早期的拓市场、拿订单，变为海外全链条布局生产、研发、销售、售后等供应链网络，当地法律合规、文化适应等因素交织，它们面对的挑战已经变成了一道“综合题”。

围绕如何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增长动能，李旭升有几个建议，一是吃透原产地规则，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二是对标高标准规则，升级合规体系；三是把握数字与绿色规则，实现“能力出海”；四是融入区域一体化，构建协同网络。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比如关税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李旭升认为，新兴市场与产业蓝海为中国出海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提供了战略机遇。一方面，新兴市场已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中国外贸正逐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2025年货物贸易创历史新高，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占比超过50%，与东盟已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多年，与拉美、非洲的贸易亦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高增长产业赛道释放出广阔的潜力。AI与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与半导体、健康医疗、服务贸易等领域均具备较高的增长潜力，成为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重要方向。

《21世纪》：截至2024年底，中国吸引外资连续15年、对外投资连续12年超1千亿美元，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存量分别超3.6万亿美元和3.1万亿美元，形成了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多年来，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出现了哪些变化？

李旭升：根据观察，中国企业“出海”之路大致可概括为四个递进阶段：最初是产品出口阶段，以代工、外贸为主，核心是“卖产品”；随后进入资本并购阶段，通过收购海外技术、品牌、资源补齐发展短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迈入产能合作阶段，海外建厂、建产业园，实现产业链布局；如今则进入高质量全球化阶段，从“走出去”转向“走出去、融进去、留下来”。

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出海主体升级，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如今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出海的新生力军，推动“中国智造”走向世界；

二是从“单打独斗”转向“舰队出海”，产业链龙头企业率先布局，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出海，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增强整体竞争力；

三是最为核心的变化从“产品输出”迈向“能力与生态输出”，企业不再满足于卖产品，而是开始输出技术、服务、标准乃至完整的产业生态，例如部分餐饮企业出海第一步并非开店，而是先建设数据中心，以数字化系统先行；

四是出海模式更趋多元，形成了以品牌为核心的消费出海、以海外建厂为标志的产能出海、以技术解决方案为载体的科技出海，以及为全球化提供支撑的专业服务出海，多种模式并驾齐驱；

五是参与主体更加广泛，出海不再是少数大型企业的专利，在产业链带动下，大量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也积极投身全球化浪潮，共享发展机遇。

《21世纪》：“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并部署了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等任务。同时，国际税收“双支柱”改革正在重塑全球税收秩序。在制度型开放加速与国际税改落地的双重背景下，你认为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哪些新的税务合规挑战？企业应如何提前布局，既把握开放红利，又守住合规底线？

李旭升：出海企业在税务合规方面面临系统性的挑战，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全球税改重塑了“游戏规则”，以“双支柱”方案为代表的国际税改，尤其是全球最低税制度的施行，意味着在低税率地区设立空壳公司的避税方案将不再有效。

其次，涉税信息透明化使“灰色地带”逐渐消失，在共同申报准则（CRS）与各国监管升级的背景下，税务机关可清晰掌握企业的海外账户、平台交易数据等涉税信息，以往利用信息不对称实现的“灰色操作”将给纳税人带来极高的税务风险。

第三，“绿色壁垒”抬高了供应链成本，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即俗称的“碳关税”，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对部分制造业出海企业而言，意味着出口成本直接上升，环保合规由此成为企业新的竞争力所在。

最后，各国税制差异与征管模式带来了运营层面的复杂性。以出海企业较为关注的南美国家巴西为例，其税制相当复杂，联邦、州、市三级税制叠加，合规成本较高，且巴西正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过渡期内新旧税制并存将带来较大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税务管理难度。再如，印度的税务稽查对纳税人而言往往具有较大挑战，认定标准复杂的“常设机构”（PE）及转让定价等均是常见稽查重点领域，这要求企业具备较高的税务合规水平，以应对潜在稽查与沟通。

基于此，我们建议出海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规划”，将税务合规由成本中心转化为战略资产。具体来看，一是战略前置，将税务考量融入企业出海的顶层设计，涵盖组织架构、投资决策、供应链布局和知识产权安排等环节，例如在投资业务谈判初期即考虑相关税务条款设计，并评估“双支柱”对整体税负的影响。二是以合规为本，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全球合规体系，包括聘请本地资深税务顾问、准备符合各国要求的转让定价文档，并善用双边税收协定避免双重征税。企业需认识到，税务合规不仅是成本，更是企业生存的底线。三是技术赋能，面对全球数字化征管趋势，企业可考虑引入数字化工具，例如部署全球计税引擎以实现税金计算与申报的自动化，从而提升管理效率。四是绿色转型，应对“碳关税”等绿色壁垒，短期内企业应做好碳足迹计算与相关合规申报，长期则应从根本上推进节能减排，这将成为决定企业未来全球竞争力的关键。

《21世纪》：在APEC推动的亚太自贸区（FTAAP）议程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背景下，中国正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将享有怎样的政策红利？你认为中国企业具体要如何运用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等政策规则？

李旭升：在APEC推动FTAAP、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我国加速制度型开放的背景下，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正从关税减让迈向规则协同，从货物贸易延伸至数字与绿色全领域。中国企业“出海”将享有从“边境开放”跃迁至“规则开放”的多重红利：

一是关税与市场准入的确定性红利。RCEP生效后，区域内超90%的货物贸易最终实现零关税，原产地累积规则大幅降低关税优惠门槛，为亚太产业链布局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二是边境内制度协同的规则红利。 DEPA、RCEP等协定将规则拓展至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议题，推动区域规则互认。企业可构建适配高标准规则的合规体系，降低跨市场合规成本，实现“一套标准、区域通行”。

三是数字与绿色领域的先行红利。 全球经贸规则竞争已转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赛道。DEPA覆盖数字产品关税、数据跨境、电子发票等前沿规则，RCEP专设电子商务章节，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则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作为升级核心，这与我国数字与绿色产业优势高度契合，为数字产品、跨境电商、绿色技术出海提供了规则保障。

针对如何将上述政策红利转化为增长动能，我们有以下建议：一是吃透原产地规则，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 以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为核心，整合区域内采购、加工与增值环节，将关税红利转化为成本优势。例如，德勤协助某电子企业整合马来西亚、中国、韩国等地的产业链布局，通过区域价值合并计算满足区域增值要求，关税成本降低近50%，单批5000万元货物节省关税135万元。

二是对标高标准规则，升级合规体系。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合规，覆盖税务、知识产权、劳动力、环保等全维度。例如，避免因无形资产所有权安排不当导致的双重征税，提前研究适应当地劳动法、环保法规要求，降低海外运营管理成本。

三是把握数字与绿色规则，实现“能力出海”。依托RCEP、自贸区3.0版在服务贸易与电子商务领域的开放承诺，以及DEPA的数字规则，推动从“货物出海”升级为“产品+数字化解决方案+运维服务”的全链条输出；跨境电商则可利用电子认证、电子发票互认，搭建区域一体化运营体系。

四是融入区域一体化，构建协同网络。从“走出去找市场”转向“融进去建网络”，深度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成为规则制定与市场协同的参与者，而非单纯的市场进入者。同时，善用协会、专业机构等外部力量，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踩坑”。

《21世纪》：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新一轮全球关税提高至15%。去年，美国取消了对华小额包裹免税。在当前全球贸易环境与“十五五”开局之际，中国企业面临的关税挑战主要有哪些？近年来，中国对东盟、中东、非洲和拉美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快于整体水平。拓展其他新兴市场是否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新机遇？

李旭升：德勤《2026年贸易态度调查》显示，56%的企业领导者认为高关税是中美贸易的主要障碍，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韧性优先”已成为行业共识。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关税挑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成熟市场关税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美国取消对华小额包裹免税、加征15%全球关税等举措，直接压缩出口企业利润空间。德勤调研显示，中小微跨境贸易企业价格竞争力下降20%至30%，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毛利率被压缩至5%以下。关税上调对出口企业成本端形成直接冲击，供应链重构成为必然选择。

二是政策频繁变动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全球贸易政策调整节奏加快、突发性增强，企业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德勤《供应链韧性报告》显示，48%的企业已调整供应链布局以应对政策波动，长单承接与海外投资决策周期延长30%以上。不确定性已成为全球贸易新常态，企业亟需建立动态风险预警体系，将供应链韧性纳入核心战略。

三是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构成的复合型合规风险。各国海关监管趋严，原产地合规、税号归类、进出口价格、出口管制等领域的稽查频次与处罚力度显著提升，企业需强化全链条合规管理。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与产业蓝海为中国出海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提供了战略机遇。一方面，新兴市场已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中国外贸正逐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2025年货物贸易创历史新高，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超过50%，与东盟已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多年，与拉美、非洲的贸易亦保持高速增长。德勤《亚太经济韧性报告》指出，新兴市场需求扩容与中国产业优势互补，叠加区域经贸合作深化，为企业出海提供了完善的规则保障，是全球化布局的核心机遇。聚焦东盟、中东、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有助于分散地缘政治风险。

另一方面，高增长产业赛道释放出广阔的蓝海空间。AI与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与半导体、健康医疗、服务贸易等领域均具备较高的增长潜力，成为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重要方向。

《21世纪》：你曾在采访中提出“AI正在重新定义企业核心竞争力”。能否从税务领域来说明一下你这个观点？目前中国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如何？

李旭升：AI对传统产业作业与管理模式的颠覆性影响已成共识，在税务领域，其应用同样展现出广度和深度兼具的想象空间。以往，税务部门常被定位为“后台成本中心”，虽然高频重复性作业可借助RPA等机器人工具实现，但大量核心工作仍有赖于经验丰富的税务人员完成。在AI赋能下，税务管理职能将趋于主动、智能、实时，有望向“前台价值引擎”演进。当前，AI已在税务专业问题的自动分析解答、技术资料的语义分析与内容生成等方面展现出强劲潜力；展望未来，当企业提出一项出海动议时，AI税务助手即可自动完成投资目的地税务分析，提出可行的海外投资架构与并购谈判建议，扫描潜在方案的税务风险漏洞，草拟投融资相关文书，替代过去整个内外部团队需耗时数周甚至数月方能完成的工作量——这将带来效率的巨大跃升。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企业的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与AI的应用深度绑定，只有与AI协同进化的企业，才能在善用AI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简言之，中国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可用“参差不齐、发展迅速”来概括。一方面，受行业、规模、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不同企业间的数字化水平存在差异。例如，从产业维度看，许多高科技企业自带“数字化”基因，在数字化发展中易走在前列，部分传统产业则起步较晚，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规模与发展阶段看，大型成熟企业通常具备集团管理的现实需求及较强的资源调动能力，数字化水平普遍高于广大中小企业。

另一方面，AI等技术革新带来的效率显著提升，使加快数字化发展成为多数企业的共同目标，不同主体间的数字化水平差距正迅速缩小。这一过程中，除企业对标先进水平的内生动力外，国家层面的引领推动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税收领域为例，智能化政务服务与数字化税收征管的推行，“倒逼”企业加快数字化升级以适应新的政务与征管环境。同时，包括德勤在内的市场专业服务机构也在积极助力企业数字化提升。例如，德勤的数字化团队既可为大型企业集团定制化开发税务管理系统，也能为中小企业提供轻量化、共享型的财税数字服务平台，丰富数字化工具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