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连绵的秋雨似乎要把我们那座南方小县城浇得透湿。我提着一只磨损严重的迷彩行军包，站在长途汽车站的屋檐下，点了回乡后的第一支烟。烟雾缭绕中，我看着街对面那块巨大的电子广告牌，上面正滚动播放着县里的新闻。

画面里，一位身材微胖、面容和蔼的中年男人正在视察新建的学校，那是我们县新来的县长，姓张。而在这个镜头的边缘，在那群簇拥着县长的人群后方，我看到了一个熟悉得让我心尖发颤的身影。她穿着得体的米色风衣，头发挽成了温婉的发髻，虽然只是这惊鸿一瞥，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女人，那是林婉。

七年。我在边境线那片只有石头和风雪的哨所待了整整七年。为了那次保密任务，我整整失联了三年。

“那个啊，是张县长的夫人，咱们县一中的副校长，听说人特别好，温温柔柔的。”旁边卖烤红薯的大爷顺着我的目光看去，絮絮叨叨地搭话，“这县长也是个实干家，两口子刚来咱们县一年多，口碑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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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的烟燃到了尽头，灼痛了指尖。我把烟蒂扔进垃圾桶，提着包走进了雨里。雨水顺着刚毅的面颊流进脖子里，冰冷刺骨。我没回县城的房子，直接去了县城边上的老宅子。那是父母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也是我和林婉曾经约定好要结婚的地方。

回来的消息，我谁也没告诉。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院子里荒草丛生。我放下行军包，脱掉被雨水打湿的外套，露出里面的海魂衫和这七年来在身上留下的几道伤疤。我回去后没有伤春悲秋，而是直接拿起角落里的镰刀和扫帚，开始清理那个荒废的家。我想用体力的透支来麻痹大脑，强迫自己不去想那块电子屏幕上的画面。

可是，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第二天清晨，我正赤着上身在院子里修补那面塌了一半的围墙，一辆黑色的帕萨特缓缓停在了我家门口。车门打开，下来的是那个卖红薯大爷口中的“实干家”——张县长。

他没带秘书，手里甚至还提着两盒看起来有些年头的茶叶。

那一刻，我手里的泥刀停在了半空。作为一个侦察兵出身的人，我本能地绷紧了全身的肌肉。他是来示威的？还是来警告我这个“前男友”不要打扰他们平静的生活？

“是陈锋同志吧？”张县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笑容里没有我想象中的傲慢，反而带着一种读书人的儒雅和几分说不清的客气。

我放下泥刀，随手扯过一条毛巾擦了擦汗，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不请我进去坐坐？”他指了指院子里那张我刚擦干净的石桌。

我沉默了两秒，侧身让开了一条路。

“家里乱，没好茶。”我的声音有些沙哑，太久没怎么和人正常交流，声带像是生了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