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下岗狂潮，4500万国企职工失业，他们怎么挺过来的？|下岗狂潮|中国|临时工|国企|工资|工龄|职工失业

1999年春晚，黄宏在小品里抖了个包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现场笑声一片。电视机前，沈阳铁西区某栋筒子楼里，老周盯着屏幕，手里的烟头烧到了手指都没察觉。他刚刚下岗三个月，连除夕夜的年夜饭，都只剩一盘白菜炖粉条。

那一年，全国有4500万国企职工像老周一样，在一纸通知后，失去了他们以为能吃一辈子的“铁饭碗”。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大萧条时期失业人口的总和。二十多年过去了，很少有人再提起他们。可有一个问题始终绕不开：那么多人，是怎么挺过来的？

从“铁饭碗”到“长假工”

老周是1980年顶替父亲进厂的，在沈阳一家重型机械厂当车工。那会儿工人是真风光——工资虽然不高，但生老病死全包：厂里有医院、有学校、有澡堂、有食堂，逢年过节发米发油发肉，连理发送毛巾都不要钱。老周结婚时分了一套四十平的房子，虽然旧了点，但不用交房租，水电气厂里还有补贴。

“那时候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挺好。”老周说。

可到了1997年，厂里开始发不出工资。先是拖半个月，后来拖一个月，再后来干脆不打钱了，打白条。老周拿着白条去菜市场，卖肉的刘师傅一摆手：“周哥，白条我不要，你家厂都快黄了，我找谁兑去？”

1998年春天，厂门口贴出了下岗名单。老周的名字在第三排，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半天，转身去车间收拾工具。二十年的工龄，最后换来的是一张买断工龄的协议——一年工龄八百块，二十年，一万六千块。交完欠厂里的互助金和电费，到手不到一万三。

挺过来的办法：卖血、摆摊、当牛做马

一万三千块，在1998年，省着花能撑两年。两年以后呢？老周不敢想。

他先去劳务市场找工作。四十二岁，高中学历，除了开机床什么都不会。人家招工的一看年龄就摇头：“师傅，我们要三十五岁以下的。”老周说我能吃苦，人家说吃苦的人多了，您还是回去吧。

老周在劳务市场蹲了半个月，没等来一份工。家里的钱越来越少，老婆开始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早上喝稀粥，中午吃馒头就咸菜，晚上煮面条，连鸡蛋都舍不得放。儿子上初中，正是能吃的时候，每次吃饭都像饿狼一样，老周自己碗里的面条总要拨一半给儿子，说自己不饿。

1999年夏天，老周听说卖血能挣钱。他跑到血站，四百毫升血换六十块钱。他把钱攥在手里，心想：六十块，够买三十斤大米了。

第一次卖完血，他晕了半个小时才爬起来。回到家，老婆看见他胳膊上的针眼，什么都明白了。两口子抱在一起哭了一夜。第二天，老婆也去找了个活——给一家小饭馆洗碗，一个月三百块，不管饭。老婆每天在饭馆闻着肉香，回家喝稀粥，有一次实在馋得不行，从饭馆偷偷带了一块客人剩下的排骨，用纸包着揣在怀里，跑回家给儿子吃。儿子问妈你吃了吗？她说吃了，吃了好多。儿子信了。

老周后来又去工地搬砖，一天十五块，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七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干了半个月，包工头跑了，一分钱没拿到。老周蹲在工地门口，想哭哭不出来。

2000年，老周买了一辆三轮车，开始蹬三轮拉客。沈阳的冬天零下二十多度，他穿着旧军大衣，手套磨破了洞，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可一有人招手，他立马蹬着车冲过去，生怕慢了客人上了别人的车。一天下来，好的时候能挣三四十块，差的时候就十几块。一个月挣的钱，刚够一家三口吃饭。

不公：谁为这4500万人买单？

老周不是最惨的。他原来的工友老吴，下岗后去南方打工，在建筑工地上摔断了腿，包工头赔了五千块把他打发了。老吴拖着断腿回了沈阳，因为没钱做手术，落下了终身残疾。他的老婆跟别人跑了，孩子扔给老母亲。老吴后来靠低保过日子，每月一百八十块，连药都吃不起。

还有老孙，技术最好的八级焊工，下岗后找不到对口工作，去了一家私人工厂当临时工，老板一个月给五百块，不签合同不交保险。老孙干了三年，查出尘肺病，老板连医药费都不肯出。老孙去劳动局告，人家说没有劳动合同，没法管。老孙去年走了，走的时候五十六岁，瘦得皮包骨。

有人说，下岗是改革的阵痛，是国家转型的代价。这话没错。可问题是，凭什么阵痛要让最普通的人来承受？代价要让最没有话语权的人来支付？

那些年，厂长们坐着小车去机关上班了，技术骨干被南方企业高薪挖走了，有门路的托关系进了事业单位。剩下那些老实巴交、只会干活不会来事的普通工人，成了改革最先被牺牲的一批人。他们交了一辈子社保，到头来社保账户里没几个钱——因为企业早就破产了，没人给他们交。他们用自己的后半生，给国企改革交了最后一笔“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