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奥派经济学）
文丨古原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往往把它当成一种社会真理，当作是一个社会必然走向均贫富的理由，不过，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不患寡而患不均，嫉妒，确实是人的本能，是一种深藏在我们基因里的心理。但是，这种阴暗的心理要变成堂而皇之的社会经济制度，要变成均贫富的公共政策，中间还有十万八千里。
它需要一个绝对不可或缺的条件，什么呢？它需要一种理论。还需要一群传播家。
如果没有理论，没有传播家，嫉妒只不过是地下室里的老鼠，见不得光，只能被人们自我压抑，但一旦有了某种理论的加持，这只老鼠就穿上了西装，打上了领带，可以理直气壮地走上大街，借着理论的名义公开地发泄，最终演变成洗劫社会的政策。
我想先请你想一个极其日常，却又极其反常的现象。
曾几何时，大概就在几十年前，甚至十多年前，如果一个四肢健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待在家里不工作，每个月伸手找父母要钱，或者跑到街上去讨要救济，社会大众会怎么看他？
两个字，可耻。
他自己也会觉得抬不起头来，觉得这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情，因为他丧失了作为一个成年人的独立与尊严。
但是，你再看看现在的互联网，看看当下的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现象。现在的大量年轻人，不仅理直气壮地躺平，而且可以用失业、结构性不公、反对内卷为名，理直气壮地去申请政府救济。
你可能不知道，中国也有了对于年轻大学生失业的救济基金。（他们不能跑外卖吗？需要救济吗？）
当他们拿到这笔钱的时候，他们不仅不觉得可耻，反而觉得这是社会福利，是自己天然的公民权利。
更有甚者，如果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怎么薅福利体制的羊毛，还会引来一片叫好，大家觉得这是在反抗资本的异化。
各位，发现没有？同样是不劳而获，同样是拿别人的钱养活自己，从私德上的污点、巨大的耻辱，变成了公义上的权利、甚至带有一丝道德优越感。
这种180度的历史大转弯，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一）
首先，我们必须直面人性的真实。人类这种碳基生物，是带着出厂设置来的。在所有的出厂设置中，嫉妒是最底层的代码之一。
为什么古人会总结出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其实是一个进化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问题。
你想想看，在漫长的几十万年的原始部落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生存，是匮乏。在那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一个人能不能活下来，不取决于你绝对拥有多少卡路里，而取决于你在部落里的相对位阶。
如果遇到了大旱灾，部落里只有一块肉。这个时候，如果你比别人强壮，你分到了这块肉，你就活了，没分到的人就死了。
在远古时代，隔壁老王如果突然多摘了几个果子，多打了一只野兔，这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他吃得比你好，更意味着在资源极度有限的零和博弈中，你生存的几率被挤压了，你繁衍后代的机会被剥夺了。
所以，不患寡是因为大家都穷，意味着大家都在同一条生存线上，我没有生存劣势，患不均是因为别人突然比我富了，触发了我的生物学警报系统，我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这种因为别人过得好而产生的痛苦、焦虑和敌意，就是嫉妒。
它不仅是一种心理，更是一种生存防御机制。
但是，有意思的来了。人类社会要从原始部落走向文明，要从树上走下来建立城邦、建立国家，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文明的进步，一定伴随着分工，而分工，一定会带来财富的不平等。
如果每个人都任由嫉妒这种本能发作，看谁有钱就去抢谁，看谁种出的粮食多就去烧谁的麦田，那人类社会就永远只能停留在互相残杀的原始阶段。
怎么办？人类必须发明一种东西，把嫉妒这只老鼠关进地下室。
这个东西，在早期叫作宗教，在后来叫作道德。
你去翻翻人类各大轴心文明的经典。基督教里有著名的七宗罪（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和色欲），嫉妒赫然在列。
佛教里讲贪嗔痴，对别人拥有的东西起贪念和嗔恨，是要下地狱的。
中国传统文化里更是如此，我们推崇的是君子固穷、安贫乐道，如果你因为别人有钱就眼红，这叫红眼病，叫小人，是被整个宗族和社会乡绅所不齿的。
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的舆论是一边倒的，你可以穷，但你不能因为穷就去嫉恨富人，更不能以此为由去掠夺别人。
这种强大的道德舆论压力，成功地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本能，压抑成了一种只能在深夜里独自咀嚼的阴暗心理。
谁要是敢在大街上公开喊我没钱，所以你必须把你的钱分给我，大家会觉得他是个疯子，是个无赖。
二）
时间来到了18世纪，人类迎来了工业革命。
在这个财富突然开始爆炸式增长，贫富差距也随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大的时代，古典经济学派的大师们，用极其严密的逻辑，在道德防线之外，为压抑嫉妒心理建起了一道理性防线。
亚当·斯密是个什么人？大家知道他写了《国富论》，但很多人忽略了，他不仅是个经济学家，他还是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家。在写《国富论》之前的十七年，斯密写过一本极其伟大的书，叫《道德情操论》。
在这本书里，亚当·斯密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把人性的经络解剖得清清楚楚。他承认人有同情心，但他也敏锐地指出，人天生有一种虚荣感和比较的冲动。
人们不仅追求财富，更追求被别人羡慕的目光。
但是，亚当·斯密话锋一转，在《国富论》里告诉全人类，你们不要去嫉妒那些发财的商人和企业家，更不要用道德去绑架他们。
为什么？因为斯密发现了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
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肉和饮酒，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私的打算。
这句话的潜台词极其深远，富人之所以富，企业家之所以能赚到钱，不是因为他们抢劫了你，而是因为他们在市场上为你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财富的不平等，不是罪恶的结果，而是市场效率的副产品。
如果你为了平复底层大众的嫉妒心，去打击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去搞均贫富，结果只会有一个，把创造财富的引擎给砸了，最后大家一起饿肚子。
大卫·李嘉图更是用比较优势理论论证了，在自由市场里，不管是天才还是庸才，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参与分工，所有人都能获益。
各位，你能体会到古典学派的这种理论在当时的舆论场上，是一种怎样摧枯拉朽的力量吗？
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古典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更变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和坚如磐石的舆论底色。
这种底色就是，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必须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贫穷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么努力去改变，要么去接受慈善救济，但你绝对不能理直气壮地去要求国家用强制力为你抢钱。
我们可以看看那时的社会政策和舆论环境。
1834年，英国通过了著名的《新济贫法》。
这部法律在今天看来很不近人情。它规定，要想获得政府的救济，穷人必须进入济贫院。而在济贫院里的生活条件，必须被刻意设计得比外面最低工资的劳工还要差！
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当时的舆论认为，如果救济的条件太好，就会奖励懒惰，如果有手有脚的人去领救济还能过得舒舒服服，那就是对辛勤工作者的剥削。
在那个时代，舆论的导向是非常明确的。
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写了一本当时的全球超级畅销书，叫《自助》，核心思想就是，天助自助者。你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不够节俭、没有远见。
在这种强大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维多利亚道德的双重重压下，嫉妒彻底失去了作恶的空间。
一个没钱的穷人，看着坐在马车里抽雪茄的富人，他心里当然会嫉妒。但是，当时的理论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可以发泄这种嫉妒的借口。
他不能说富人剥削了他，因为富人的钱是在市场上通过自由交易赚来的，他也不好意思去向国家伸手，因为舆论告诉他，那是一种丧失尊严的懒汉行为。
于是，这种原本负面的嫉妒心，只能转化为两种东西，第一，化作自我奋斗的动力，我也要去创业，我也要去攒钱，第二，实在不行，化作一种自我归因的压抑，唉，是我自己没本事。
这，就是古典经济学派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用理性和责任，把嫉妒的破坏力降到了最低。
三）
但是，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把嫉妒压抑在地下室，固然保持了社会的繁荣和秩序，但它也积累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奇迹，但新的理论家们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危机。
米塞斯在1956年，他出版了一本拉仇恨的小书，书名就叫《反资本主义心境》。
在这本书里，米塞斯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问题，资本主义让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大幅提高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如此痛恨资本主义？为什么均贫富的思潮会在20世纪大行其道？
米塞斯一针见血地说，答案就在于人们无法排解的心理挫败感。
他说，在过去的前资本主义时代，比如封建社会，社会是一个静态的等级制。
你是贵族，我是农奴，这是生下来就决定了的。那个时候如果我穷，我心里其实没那么痛苦。
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把责任推给老天爷，推给命运。我可以安慰自己，不是我能力不行，是我没投好胎。上帝让我做个农奴，我就做个农奴吧。这叫命运的不可抗力。
但是，到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时代，游戏规则变了。所有的世袭特权被取消了，理论上人人机会均等，大家都在市场上拼刺刀。
在这个绝对公平的赛道上，如果隔壁老王成了百万富翁，而我依然是个穷光蛋，这个时候，我还能把责任推给老天爷吗？不能了。
米塞斯指出，在自由市场里，一个人的收入，就是市场对他为他人所提供价值的客观评价。
如果你穷，那只有一个原因，你没能为社会提供足够好的产品或服务，说白了，如果你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却无法匹配，那么，你就是在这个体系里的失意者。
各位，你想想看，对于不少有野心的人来说，承认自己智商不如人、眼光不如人、勤奋不如人，这在心理上是极其痛苦的！
对于野心更大的人们来说，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根本无法承受这种赤裸裸的羞辱。
比如，老婆问一句，隔壁老王和你学历一样，都出身农村，他就开宝马了，你为什么还开个小电驴？因为市场是开放的，谁都可以去办企业，去搞项目，你不成功，只能代表着你不如人。
但这让野心大但能力一般的人就难以接受了。
所以，为了缓解这种巨大的心理痛苦，为了维持自己的自尊，有些人必须、绝对必须找一个借口。
而在所有的借口中，最能抚慰人心的一种就是，不是我无能，而是这个系统有罪，那个富人之所以能发财，是因为他邪恶，他偷走了属于我的东西。
此时此刻，那个被压抑了几百年的阴暗本能，嫉妒，在地下室里嗅到了机会。它渴望冲出来撕咬，但它还缺一样东西，那就是合法性。
如果没有理论依据，它依然是个令人不齿的红眼病。
这个时候，有意思的历史转折来了。
米塞斯观察到，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知识分子或者理论家。
知识分子是一个很拧巴的群体。他们觉得自己读了很多书，智商很高，理应处于社会的顶层。但在自由市场里，决定你赚多少钱的不是你读了多少书，而是你满足了多少消费者的需求。于是，很多在市场上赚不到钱的知识分子，心里产生了极大的怨恨。
为了宣泄自己的怨恨，同时也是为了迎合大众急需借口来掩盖失败的心理，这些理论家们开始炮制出一整套全新的理论。
这套理论的话语体系非常庞大，名字换来换去，但底层的逻辑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个人的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把财富的创造说成是零和博弈。
这套理论告诉大众，你看，经济是一个固定的蛋糕。老王切走了一大块，你自然就只剩下了一小块。
（完全抹杀了财富是可以不断被创造的常识）
老王的财富，根本不是他创造的，那是对你们剩余价值的剥削！
所以，你们穷，不是你们的错，是社会结构的错，是资本的错。
你们不仅不应该感到羞愧，你们反而是道德高尚的受害者。我们要追求社会正义，把原本属于你们的钱拿回来！
轰！各位，这就叫天雷勾动地火。
当这种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大规模传播的时候，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极其可怕的化学反应。
嫉妒，原本是每个人心里最阴暗、最见不得人的那一面。但现在，在这个叫做剥削理论和社会正义的化学试剂的催化下，它瞬间被洗白了！
嫉妒，摇身一变，穿上了名为公平正义的神圣外衣。
有了这层理论的外衣，一个因为懒惰或无能而一无所有的人，再也不用在午夜梦回时感到自卑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走上街头，举起拳头大喊大叫。
因为理论告诉他，他不是在发泄嫉妒，他是在讨回公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只是心理。这种心理要变成社会运动，变成均贫富的政策，就必须借助一种理论。
如果没有理论的包装，没有一些理论家的传播，谁敢公开在大街上说，凭什么马斯克那么有钱，去抢他的银行账户！大家会立马报警抓你。
但如果换一种理论的话术，大型科技寡头垄断了时代的发展红利，造成了严重的结构性不公，我们要求开征90%的财富税以实现二次分配的社会正义。
听听看，同样是眼红别人的钱，加上了理论的滤镜，是不是瞬间就变得高大上了？
是不是瞬间就变成了可以在议会里堂而皇之讨论的公共政策了？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和《法、立法与自由》中，对这种现象痛心疾首。哈耶克指出，所谓的社会正义，根本就是一个缺乏清晰定义的空壳词汇，它最大的作用，就是为个人的嫉妒和政治家的扩权提供了一块完美的遮羞布。它把一种原本属于微观层面的负面情绪，放大成了一种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
四）
当理论完成了对嫉妒的合法化改造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100年来的社会舆论史，发生了一场多么不可思议的大转弯。
进入20世纪，特别是1929年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崛起。到了二战后，西方迎来了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此时，理论已经全面接管了舆论场。
我们对比一下。
在19世纪初，古典学派主导时期，舆论的关键词是，个人责任、勤奋、羞耻心、自助。
到了20世纪中后期，新的理论主导下的舆论关键词变成了，结构性不公、弱势群体、国家责任、福利权利。
在这个转弯中，最先崩塌的就是羞耻感。
过去，如果你有劳动能力却问政府要救济，街坊邻居会戳你的脊梁骨。
但在新的舆论环境里，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论证，失业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宏观经济周期的问题，贫困不是不努力，而是阶层固化导致的机会不平等。
你看，一旦把所有的个人失败都归结为系统性原因，个人的羞耻感就被彻底解构了。
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用失业为名申请救济，而且认为这叫社会福利？
因为他们从小呼吸的就是充满了这种理论的空气。
在他们的认知世界里，嫉妒和推卸责任已经被理论完美地升华为了正当要求。他们不再觉得依靠父母或国家是一件可耻的事，反而认为这是由于资本内卷导致自己作为受害者所应得的补偿。
这就是舆论演变的可怕之处。理论一旦被大众内化为共识，它就能彻底改变一个社会的道德坐标系。
曾经的七宗罪之一，不仅被洗白了，甚至变成了推动社会制度演变的道德引擎。
五）
当那些主张均贫富、社会正义的理论在20世纪大行其道时，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站了出来。
他在那本极其著名的《自由选择》里，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
一个社会如果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那么它最终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
为什么弗里德曼敢下这种极其绝对的断言？因为他看透了均贫富政策背后的激励机制。
我们顺着弗里德曼的逻辑往下推。你想想看，当嫉妒借着理论的名义，变成了国家政策，它首先要干的一件事是什么？是转移支付。也就是政府用强制力（税收），把张三辛苦赚来的钱拿走，发给不工作的李四。
在弗里德曼看来，这种政策的底层逻辑，犯了经济学上的大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花钱四象限理论，
第一种，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
第二种，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比如送礼），讲节约但不讲效果，
第三种，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比如公款吃喝），不讲节约但讲效果，
第四种，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果。
弗里德曼极其辛辣地指出，所有的社会福利政策、均贫富政策，本质上就是官僚系统在花张三的钱，办李四的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效率黑洞！
但效率低下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激励机制的彻底扭曲。
在古典经济学主导的时代，一个人如果不工作，他面临的是双重惩罚，第一是物质上的饥饿，第二是舆论上的耻辱感。这双重惩罚逼着他必须去市场上去奋斗，去为别人提供价值。
但是，当理论把嫉妒洗白，当国家把福利变成公民权利之后，惩罚变成了奖励。
芝加哥学派用大量的数据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叫做福利陷阱的可怕现象。
如果你设计了一个制度，规定一个人只要失业、只要贫穷，就能每个月领到一笔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救济金，而如果他去找一份底薪工作，这笔救济金就会被取消。你猜他会怎么选？
他当然会选择不工作！这不是因为他天生是个坏人，而是因为在新的激励机制下，懒惰成了一种理性的经济选择，勤奋反而变成了一种对自己的惩罚。
这个时候，原本用来平复大家嫉妒心的政策，反而变成了一台制造穷人的机器。它不是在消灭贫穷，它是在补贴贫穷。只要你补贴什么，你就会得到更多什么。
所以，弗里德曼才说，当你试图用制度去迎合人类的嫉妒本能时，你不仅砸碎了创造财富的引擎，你还彻底腐蚀了底层人民的灵魂。
六）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既然学者们把福利陷阱的危害说得这么透彻，那为什么各个国家的政客们，还是对这种均贫富的政策趋之若鹜呢？为什么这种政策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推行？
在过去，我们总有一种天真的幻想，认为政府是全知全能、大公无私的裁判，是为了公共利益服务的。
但是，政客也是人，官僚也是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们在政治市场上的唯一目的，就是选票和权力。
各位，把这个逻辑套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你会发现一个极其惊悚的权力游戏。
我们复盘一下，
第一步，大众内心深处有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嫉妒本能。
第二步，知识分子创造了剥削论和社会正义论，把这种嫉妒洗白成了神圣的权利要求。大众开始理直气壮地要求分蛋糕。
这个时候，第三步来了。政客们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迅速扑了上来。
政客们发现，原来迎合嫉妒是一门稳赚不赔的政治生意！如果我告诉选民，我要推行自由市场，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如果失败了那是你们自己的责任。，你觉得这种政客能拉到选票吗？大家会觉得他冷血、没有同情心。
但是，如果一个政客站在演讲台上，大声疾呼，你们的贫穷不是你们的错！是那些贪婪的资本家、是华尔街的寡头抢走了你们的财富！只要你们把票投给我，我就向他们征收重税，把他们口袋里的钱变成你们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失业救济金！
轰！台下掌声雷动。政客瞬间化身为正义的化身、慷慨的圣诞老人。
这就是嫉妒能够变成社会经济制度的终极闭环！
在美国纽约选市长时，选举现场大家喊的口号就是，向富人征税！
没有理论的包装，政客不敢公开宣扬抢劫，但有了理论的背书，政客就可以把个人的嫉妒心理，转化为国家机器的强制再分配。
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发泄了嫉妒，拿到了眼前的支票，知识分子验证了自己的理论，获得了道德优越感，而政客，则兵不血刃地扩大了政府的权力，赢得了选举。
这是一个完美的三赢局面。唯一的输家，是那个默默创造财富的系统，是那个曾经推崇个人奋斗和责任感的文明底座。
七）
理论的推演总是抽象的，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真实的历史。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推行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计划，名字起得极其宏大，叫伟大社会，核心就是向贫困宣战，大幅扩大福利和救济。
在伟大社会计划推行之前，美国的社会舆论依然残留着古典学派的底色。对于依靠救济生活，当时的社会是有强烈的污名化倾向的。邻居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那些游手好闲的人。
但是，伟大社会计划伴随着各种激进平权理论的普及，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国家开始用法律和制度明确告诉你，拿救济，是你的权利！
结果是什么？美国黑人经济学家、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坚定拥趸托马斯·索维尔在他的著作中给出了极其惨烈的数据，
在伟大社会计划推行之前的一百年里，美国虽然没有庞大的福利制度，但贫困率一直是在稳步下降的，因为自由市场在不断创造就业，黑人家庭的结婚率也一直非常稳定。
然而，在伟大社会计划投入了数万亿美元的巨额福利之后，贫困率的下降反而停滞了！更可怕的是，由于福利制度规定单亲妈妈可以领到更多的救济，直接导致了底层家庭结构的全面崩溃，单亲家庭比例呈指数级上升，几代人陷入了世袭的福利依赖。
伴随着制度的改变，是舆论和道德感的彻底翻转。
过去，一个人如果破产了去领救济，他会低着头，觉得对不起社会。但到了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你会在新闻里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各种抗议人群举着牌子，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高福利。他们不再觉得这是一种慈善，他们认为这是国家欠他们的。
美国现在有几千万人在领食品券。
这在清教徒带来的自力更生、自负其责的文化中，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早在几百年前的美国人，都不需要依靠任何救济，而可以在美国追求成为生活稳定的中产阶级，过了几百年，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了，结果有几千万人吃饭都要靠政府救济。
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有能力工作却要讨钱或问父母要钱是一件可耻的事，而现在，大学生都可以理直气壮地用失业、反内卷、躺平为名申请救济，不仅不觉得可耻，反而觉得这叫社会福利？
因为，支撑我们社会认知的底层操作系统，被彻底替换了。
在古典经济学的操作系统里，坐标系是个人创造价值。你有手有脚不去创造价值，反而去消耗别人的价值，这叫寄生。寄生，在道德上就是可耻的。这种耻辱感，是对抗嫉妒本能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而在现代被各种社会正义理论改造过的操作系统里，坐标系变成了系统性压迫。在这个叙事里，没有个人的失败，只有环境的不公。
当一个现代大学生面对就业市场的挫折时，他内心的比较本能和挫败感（本质上是嫉妒的变体）依然存在。但他不再需要像前人那样去承受是我自己不行的心理煎熬了。
他只需打开手机，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大V、理论家们早就为他准备好了完美的说辞，
不是你不够努力，是资本家太贪婪。
你找不到工作，是因为阶层固化，红利被老一辈吃光了。
你申请救济，不是在当社会的寄生虫，你是在勇敢地‘反抗资本的异化’，你是在拿回属于你的社会福利！
看明白了吗，各位？
这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改变，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极其隐蔽、也极其成功的道德偷换。
当一种原本属于个人私德上的缺陷（嫉妒、懒惰、依赖），被理论包装成了公义上的受害者权利，当政客们为了选票，把这种理论固化成了白纸黑字的福利制度。那么，不患寡而患不均就不再是一句只能在私下里嘟囔的牢骚，它变成了一把可以合法地、公开地洗劫社会的利刃。
在这种舆论下，勤奋工作、缴纳重税的人反而成了剥削者，而那些四肢健全、心安理得地躺在福利温床上的年轻人，却拥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这，才是这个时代最深层的悲哀。
那怎么办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占领舆论，重新呼吁正常的道德，每一个人的消费，都应该来源于自己的生产，而不能来源于对他人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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