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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理论彻底改写了人类沿用200多年的引力认知。
它可不是对牛顿力学的小修小补,而是从根源上重新定义了引力的本质——引力不是一种力,而是质量引发的时空弯曲。
这篇文章,我们顺着人类对引力的探索脉络,看看广义相对论的诞生故事。
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是引力。要理解它的颠覆性,我们得先看人类对引力的认知,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运动的学说被奉为权威,也长期阻碍了人类对引力本质的探索。他认为,力只能通过物体直接接触产生,远距离作用是不可能的;而且要让一个物体保持匀速运动,就必须持续施加恒定的力。
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彻底重构了人类对太阳系的认知框架,也为人类理性探索引力的本质,推开了关键的一扇门。
开普勒通过观测总结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伽利略通过实验厘清的落体规律与运动的本质,则共同为牛顿引力理论的诞生,铺就了坚实的道路。
1687年,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正式提出了改写物理学史的万有引力定律:
其中 是两个质点之间的引力,、 是两个物体的质量, 是二者质心之间的距离, 为万有引力常量。
牛顿提出的运动公理,经欧拉整理为严谨的解析形式后,又被拉格朗日、哈密顿、雅可比等人进一步拓展,发展出一套功能强大、适用性极广的分析力学体系,还引入了引力势这类与力直接相关、却超出日常直观经验的物理量。
得益于克莱罗、拉普拉斯等人的研究,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当时的学界被公认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1799年,拉普拉斯在《天体力学》中,系统论证了太阳系的稳定性问题; 19世纪,著名的三体问题被学界广泛研究,但它的深层本质,直到很久之后才被真正厘清。
而引力势相关研究的推进,让科学家既能从理论层面,也能结合大地测量的实际应用,分析地球形状不规则带来的引力变化。
数学家泊松更是借助引力势的方法,推导出了泊松方程,和牛顿的定律不同,这个方程能在更宽泛的边界条件下完成求解。
牛顿的引力理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两百多年里精准解释了几乎所有天体的运动,却始终藏着一个无法弥补的致命缺陷。
它无法解释,两个相隔万里、没有任何接触的物体,究竟是如何感知到彼此的存在,进而产生引力的?这种不需要传递时间、瞬时生效的超距作用,成了牛顿引力体系里绕不开的核心软肋。
1864年,麦克斯韦在电磁学领域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工作,也意外触碰到了引力的这个深层难题。他的《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核心目标之一就是绕开超距作用,通过周围介质的影响,解释遥远物体之间的电磁相互作用。在著作的结尾,麦克斯韦专门谈及引力:
我们将电磁的吸引与排斥都归于周围介质的作用,并且发现它们都遵从平方反比律。那么我们自然会问:同样遵循这一规律的引力,是否也来自周围介质的作用?
但麦克斯韦很快发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电磁作用里,同种电荷相互排斥,而引力里,有质量的物体只会相互吸引,这意味着物体的存在反而会降低周围介质的能量。他始终无法理解介质怎么会具备这样的性质,最终只能放弃从这个方向探寻引力的成因。
时间来到20世纪初,狭义相对论的曙光初现,也为引力问题的突破带来了新的线索。
1900年,洛伦兹提出猜想:引力的相互作用,或许是以光速传播的。
1905年7月,庞加莱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所有的力都应该遵循洛伦兹变换;顺着这个思路,他直接指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相对论框架下不再严格成立,还率先预言了以光速传播的引力波。而这篇论文的提交时间,只比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论文早了几天。
1907年,距离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已经过去两年。当时他正在撰写一篇狭义相对论的综述文章,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狭义相对论是对的,那么牛顿的引力理论,必须要做怎样的修改,才能和狭义相对论兼容?
就在这一刻,他产生了后来被自己称为一生中最幸运的想法: 一个从屋顶自由坠落的观察者,在下落过程中,完全感受不到引力的存在。
基于这个颠覆性的灵感,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的核心基石——等效原理:
我们假定,引力场与相应做匀加速运动的参考系,在物理上完全等价。这一假设,把相对性原理推广到了匀加速运动的参考系中。
简单来说:你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电梯里感受到的向下的重力,根本无法区分是来自地球的引力,还是电梯正在向上做匀加速运动。引力和加速度,本质上是同一回事。
1907年提出等效原理这个核心突破后,爱因斯坦暂时搁置了引力问题的深入研究,直到1911年才重新发表相关成果。
这时他突然意识到:1907年就从等效原理推导出的光线在引力场中会发生偏折的结论,完全可以通过天文观测来验证——而1907年时,他只想到了地面实验,受限于精度,几乎没有验证的可能性。
也是在这一时期,他还系统推导了引力红移效应:光线从大质量天体表面发出时,会因为挣脱引力场而损耗能量,波长被拉长,对应的光谱就会向红光端偏移。
1912年,爱因斯坦接连发表了多篇引力相关的论文,在持续的研究中,他逐渐认清了两个核心事实:
其一,狭义相对论的核心——洛伦兹变换,无法适用于存在引力的更通用的场景;
其二,引力场的方程必然是非线性的,而且等效原理只能在局域(极小的时空范围)内成立,无法推广到全空间。
更关键的是,他直面了一个颠覆性的核心难题:如果所有加速参考系都是等效的,那么我们熟悉的欧几里得几何,就不可能在所有参考系中都成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旋转的圆盘上,越靠近边缘的地方线速度越快,根据狭义相对论,尺缩效应就越明显,圆盘的周长和直径的比值,就不再等于π——我们从中学就熟知的平面几何规则,在这里彻底失效了。
就在这个卡壳的节点,他突然想起了学生时代学过的高斯曲面理论——高斯当年已经证明,曲面上的几何,可以完全不依赖外部的三维空间,只用曲面本身的内禀性质就能描述。
爱因斯坦瞬间醍醐灌顶:几何学的基础,从来不是纯粹的数学公理,它本身就具备实实在在的物理意义。
他立刻向自己的挚友、数学家格罗斯曼求助。格罗斯曼为他系统梳理了黎曼、里奇(里奇-库尔巴斯托罗)、列维-奇维塔在微分几何与张量分析领域的关键成果,为他打开了数学工具的大门。爱因斯坦后来在回忆中感慨:
我这辈子从未如此刻苦地钻研过数学,但也对它生出了极大的敬意。以前自己愚钝认为,数学中那些精妙的分支不过是纯粹的奢侈品,如今才彻底明白它的价值所在。
1913年,爱因斯坦与格罗斯曼合作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借助里奇和列维-奇维塔的张量分析工具,在引力理论上取得了关键突破。
格罗斯曼向他介绍的黎曼-克里斯托费尔张量,以及由其推导而来的里奇张量,后来都成了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核心数学工具。
更重要的是,在这篇论文里,人类首次用度规张量来描述引力。简单来说,度规张量就是用来刻画四维时空几何性质的核心量——时空的弯曲程度,完全可以通过度规张量来描述。
这是里程碑式的一步,但此时的理论仍存在核心缺陷,爱因斯坦还没有得到最终正确的引力场方程。
同年,普朗克拜访爱因斯坦,听完他对理论进展的介绍后,这位物理学界的前辈、也是爱因斯坦的老友,诚恳地劝他:
作为年长的朋友,我必须劝你放弃这件事。一来你根本不可能成功,二来就算你成功了,也不会有人相信你。
普朗克的话,只说对了一半。爱因斯坦最终确实成功了,但广义相对论在诞生之初,确实没有被学界广泛接受。而这条充满弯路与纠错的探索之路,直到1915年下半年,才终于走到了终点。
在最终的巅峰冲刺之前,还需要几段关键的铺垫。
1914年10月,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其中近一半的篇幅,都在系统讲解张量分析与微分几何的数学工具。这篇论文也让他和列维-奇维塔开启了持续的通信,后者精准地指出了他在张量计算中的技术错误。爱因斯坦对此十分欣喜,因为他觉得,列维-奇维塔比其他绝大多数同行,都更能理解自己关于相对论的核心想法。
1915年6月底,爱因斯坦在哥廷根大学停留了一周,做了六场、每场两小时的系列讲座,讲解自己1914年10月提出的那个版本的广义相对论——后来他自己证实,这个版本存在核心的错误。当时希尔伯特与克莱因都到场全程聆听,离开哥廷根后,爱因斯坦在信中开心地写道:
令我无比欣喜的是,我成功彻底说服了希尔伯特和克莱因。
广义相对论最终场方程的临门一脚,几乎是爱因斯坦与希尔伯特同步完成的。
两人都意识到了爱因斯坦1914年那篇论文里的核心缺陷,1915年11月,二人频繁通信交流想法。我们很难量化他们在这场交流中,彼此给了对方多少启发,但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是:两人在短短几天之内,各自独立推导出了完全一致的引力场方程最终形式。
1915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迎来了让他喜不自胜的重大突破: 他用自己正在完善的引力理论,完美解释了困扰天文学界近百年的水星近日点进动异常难题。
1859年,法国天文学家勒威耶通过观测发现:水星轨道上距离太阳最近的近日点,每一百年的进动幅度,会比太阳系其他行星的引力拉扯所能解释的数值,多出38角秒。
为了解释这个异常,学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假说:金星的质量比我们之前测算的重10%、水星轨道内还有一颗没被发现的行星、太阳的扁率比观测到的大得多、水星有一颗我们没发现的卫星……而所有假说里,唯一没被观测否定的,就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平方反比定律可能并不严格成立。
到了1882年,天文学家通过更精准的观测,把水星近日点的异常进动值,修正为每百年43角秒。
从1911年开始,爱因斯坦就意识到天文观测对验证引力理论的重要性,和天文学家弗罗因德利希合作,开展水星轨道的相关测量与验证工作;1913年,弗罗因德利希也通过观测,正式确认了这43角秒/百年的异常值。
而这一次,爱因斯坦用自己的引力理论计算后发现,这43角秒的异常,恰好能被理论完美解释——不需要假设任何未知天体,不需要添加任何额外的特设参数,一切都严丝合缝。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时他还没有推导出最终的正确场方程,但这并不影响水星进动的计算结果。而在这之后,弗罗因德利希也曾尝试通过引力红移效应验证广义相对论,却受限于当时的观测精度,没能得到确凿的结论。
同样在11月18日的这篇论文里,爱因斯坦还修正了自己1911年的计算错误:他发现自己早年算出的光线引力偏折幅度,整整差了一倍,只有正确值的一半。广义相对论给出的正确预言是:太阳边缘的星光,会发生1.74角秒的偏折。
在此后的数年里,学界多次尝试通过日全食观测验证这个预言,却屡屡因为云层覆盖、一战爆发、操作失误等原因宣告失败。
直到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带领两支科考队,分别前往非洲西海岸的普林西比岛、巴西的索布拉尔,利用日全食的难得机会完成了观测,最终两组测得的偏折值分别为 和 。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科学实验存在测量误差,是完全正常的常态。
这两组测量结果,在误差范围内完全覆盖了爱因斯坦预言的1.74角秒;而牛顿引力理论给出的预言值只有0.87角秒,正好是广义相对论预言的一半,被观测结果彻底排除。
也正是这次观测,以极强的说服力在全球范围内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让爱因斯坦从物理学界的知名学者,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巨匠。
1915年11月25日,爱因斯坦向普鲁士科学院提交了题为《引力的场方程》的论文,正式公布了广义相对论最终的正确场方程。而他一周前算出的光线偏折、水星近日点进动的结果,和最终场方程的推导完全一致。
值得补充的是,在爱因斯坦提交这篇论文的5天前,希尔伯特就已经向哥廷根科学院提交了题为《物理学的基础》的论文,其中同样包含了正确的引力场方程。
不仅如此,希尔伯特的论文里还有一些爱因斯坦的工作没有涉及的重要贡献:他首次将变分原理应用到了引力场的推导中,还将论文里核心的恒等式相关定理,归功于当时在哥廷根的埃米·诺特;同时,他还在论文中提出了统一引力与电磁力的研究愿景,成为了后来统一场论研究的先声。
余波与回响:从纸面理论到宇宙的基石
广义相对论的诞生,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现代物理学与天文学全新篇章的起点。
1918年,埃米·诺特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给出了如今大名鼎鼎的诺特定理的完整证明。这条定理深刻揭示了物理学中对称性与守恒量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如今已经成为理论物理学不可或缺的核心工具。
1917年,数学家外尔曾从诺特定理的一个特例中,推导出了一组重要的恒等式;但后来学界发现,这些恒等式,早在1889年就被里奇发现,1902年克莱因的学生比安基也独立完成了推导。
就在爱因斯坦1915年发表最终场方程后不到半年,1916年,正在一战东线战场服役的物理学家卡尔·史瓦西,就推导出了球对称条件下,引力场方程的第一个精确解——史瓦西解。
这个解精准描述了一个球对称、不带电、不旋转的大质量致密天体周围的时空几何。在当时,这还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成果;但在百年后的今天,中子星、脉冲星、黑洞的相关研究,完全建立在史瓦西解及其拓展解的基础之上,它也成为了现代天体物理学与宇宙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
爱因斯坦通往广义相对论的这条路,走了整整8年,漫长而充满波折,一路有突破性的进展,也一路在修正自己此前的错误。1915年12月,他在信中自嘲道:
那个叫爱因斯坦的家伙总是图方便,每年都要推翻自己前一年写的东西。
当时的绝大多数同行,都很难跟上他接连发表、不断修正完善的研究节奏。
1915年12月,埃伦费斯特在给洛伦兹的信中,专门聊到了爱因斯坦11月25日的最终理论;两个人为了彻底弄懂这套理论,通信交流了整整两个月。最终,洛伦兹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写道:“我已经为爱因斯坦的杰出成果,向他表达了祝贺。”
埃伦费斯特回信说:
你这句话,对我而言就像共济会成员用暗号认出彼此一样,只有真正懂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分量。
1916年3月,爱因斯坦完成了一篇广义相对论的综述文章,用更易于理解的方式系统梳理了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学界收获了广泛的认可。在此之后,他又专门撰写了一本面向普通大众的相对论科普读物,先后重印超过20次,成为了百年来传播相对论最核心的文本之一。
直到今天,广义相对论早已成为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核心支柱之一,是宇宙学、大爆炸理论、黑洞物理、引力波天文学等所有前沿领域的核心理论基础。
它在百年前做出的各项预言,已经被后世的实验与天文观测,以极高的精度反复验证。这套由爱因斯坦耗费8年心血打磨出的理论,至今仍是人类理解宇宙的本质时,最深刻、最成功的智力成果。
本文译自 MacTutor 网站,作者 J J O'Connor and E F Robertson。原文除另有标注外遵循 CC BY-SA 4.0 国际许可协议。翻译:【遇见数学】,译文继承原协议:可自由复制、改编,但需标注原文来源、作者及本译文;改编后分享需采用同类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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