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红婵的巨幅海报在北上广深的地标大屏上同时亮起，这个刚满19岁的姑娘却已经远离国家队训练基地的跳水池整整141天了。
人们习惯了在十米台上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如针入水，习惯了用“天才”和“大满贯”去定义她。
可光环太过耀眼，阴影里的裂痕便容易被忽视，直到近日，全红婵接受《人物》杂志专访时的哽咽自白被公之于众，那段关于她“申请离队”的隐情，才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击垮一个奥运冠军的，从来不止是身体的伤痛。
关于全红婵“消失”的这几个月，外界的猜测从未停止，有人说她功成身退，有人猜她萌生退役，而真相远比想象中更为残酷和复杂。
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女子十米台一直被称为“少女的战场”，因为这里有一个几乎无法战胜的敌人，那就是身体的发育关。
从东京到巴黎的三年间，全红婵的身高从1米43窜升至1米58，体重增加了近7公斤。
为了抵消这些变量，她每天的训练时间比别人多出一个多小时，在饥饿与高消耗之间极限拉扯。
“我已经要饿爆了，减肥减到我感觉我都快‘嘎’了。”
在接受采访时，全红婵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说出了这句令人心酸的话。
真正的崩塌发生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彼时17岁的她才刚刚迎来人生中的第一次例假。
这意味着，她作为女性运动员的全面发育期正式到来，生理期的紊乱、激素水平的变化，让原本就艰难的“控体重”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喝口水都长胖”不再是一句玩笑，而是她每天面对的噩梦。
全红婵开始变得不敢照镜子，不敢上秤，甚至抗拒镜头，那个曾经在跳台上所向披靡的女孩，开始害怕站在池边。
她说，那时候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从高台上直直摔下来，水花四溅，曾经刻进肌肉记忆的207C（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因为身体重心的改变，变得陌生而恐惧。
如果说身体的发育是运动员必须承受的代价，那么来自舆论场的恶意，则是对一个19岁少女最无情的围剿。
全红婵在专访中罕见地流露出了脆弱甚至哀求的一面，她红着眼眶说：“希望那些攻击我的人不要再骂我了，不要骂我家里人，也不要骂我朋友。”
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因为她“变胖了”，在停训康复期间，由于伤病无法进行高强度水上训练，她的体态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当她在商业活动中露面，或是被路人拍到生活照时，网络上充斥着“不自律”、“退役吧”、“胖成这样怎么跳”的冷嘲热讽。
这些声音像针一样扎进她的心里，为了回应外界的期待，她曾试图通过极端节食来控制体重，每天只吃一顿饭，饿到头晕眼花，换来的却是身体的进一步抗议和反弹。
更让全红婵感到“恶心”的是，这种攻击不仅是针对她个人，还像潮水一样蔓延到了她的家人和好友身上。
她发现，由于自己承受的非议，身边的朋友开始疏远她，生怕和她走得太近也会遭到网暴。
“拿冠军有何用？”这个问题或许曾无数次在她的脑海中闪过。
为了冠军，她错过了整个童年，为了冠军，她忍受着伤痛和饥饿，可当她因为生理规律而无法维持巅峰体型时，曾经捧她上神坛的人，却恨不得亲手把她推下去。
面对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崩溃，全红婵做出了一个决定。
全红婵选择了暂时“离开”，这并非像某些媒体渲染的“退役”，而是一种自救，她向队里提出了休息的请求，回到了广东。
此后的141天里，她不再出现在国际赛场的新闻通稿中，而是在康复中心与高压氧舱、针灸和理疗仪为伴。
直到如今，当她度过19岁生日，登上时尚杂志封面时，舆论再次分裂。
有人惊艳于她的“邻家女孩”装扮，也有人指责她“荒废训练”、“进军娱乐圈”，对此，全红婵的反应却异常平静。
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未来是否会退役时，她并没有给出斩钉截铁的“豪言壮语”，而是选择了最真实但也最让人心疼的答案：“再说吧。”
现在的她，正在努力找回对跳水的“喜欢”，她坦言，以前跳水是纯粹的快乐，但后来变成了任务，甚至变成了恐惧。
她需要在那个“想跳”和“不得不跳”之间，重新找回平衡点。
在光州的游泳世锦赛前夕，当各国选手都在紧张备战时，全红婵却在暨南大学的校园里安静地做着学生，听着“苏神”苏炳添的课。
她似乎在尝试一种新的活法：不再仅仅是那个“赚钱给妈妈治病的冠军”，而是一个可以有情绪、可以发胖、可以不那么完美的普通人。
对于全红婵的“退队”，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直言“国家队大门永远敞开”。
但回归与否的主动权，如今掌握在全红婵自己手中。
全红婵的遭遇，撕开了竞技体育残酷的另一面。我们总是在赞美苦难，却忘了运动员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冠军。
当我们在屏幕前用放大镜审视她的身材，用键盘审判她的“不自律”时，是否还记得她也只是一个会因为来例假而水肿、会因为长高而动作变形的普通少女？
天才的坠落往往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这个世界给天才戴上了太重的枷锁。
对于全红婵来说，或许此刻最重要的不是那一块金牌，而是能让她安心地吃完一顿饱饭，然后心无挂碍地站上那个令她又爱又怕的十米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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