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人文学术，无论著作还是论文，均模仿西式文体，时间久了，无人怀疑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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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学》
特别是所谓c刊出现后，著述体例，均成统一模式，必须“关键词，内容提要”一应俱全，方为合格；“注释”方式，也以序号排列“脚注”“尾注”为尚。
中国传统文体，无统一“注释”方式，但以“随文注”为一般习惯，“注释”也是文本内容，一气呵成，而西式“注释”体例，无论“脚注”还是“尾注”，均需另标序号，挪位分隔完成，徒增劳务，还易出错，如序号与正文错位。手工时代不说了，即在电脑软件时代，此种挪位分隔，也还非常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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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注释学史稿》
陈寅恪和钱锺书都有长年海外经历，但熟悉陈钱著作的人会发现，他们行文，基本不用西式“注释”，特别是陈寅恪，引用古书，从来都是书局、函卷、序号、页码，直接写入正文，“注释”成为正文内容。
历史真是奇妙，进入AI时代以后，我们会发现阅读著述，最便捷的方式，不是西式“注释”，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随文注”，鼠标一到或颜色一变，搜索即出，远比“脚注”“尾注”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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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集》
中国智慧，常有意外惊喜。过去说中文机器化不如拼音文字，岂料今天录入方式，却是越繁难的字反而越容易。现在看来，中国著述的西式“注释”，也面临改变，该回到传统的“随文注”方式了。
或谓今天著述的西式格式，已成习惯，改起来很难，其实由繁向简是人类一般生活规则，既然在AI 时代，“随文注”较“脚注”“尾注”更便于查阅，期刊和出版社何必再墨守陈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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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集》
近年常说要“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著述，先改变“注释”方式，或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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