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紫龙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是邓小平手拟的讲话提纲
一生都在和稿件“打交道”
青少年时期的邓小平曾经留学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担任过周恩来的助手，做过《赤光》杂志的编辑。在办报过程中，他态度严谨、认真，刻字清晰、有力，印刷清楚、漂亮，装订简雅，因此有了“油印博士”的雅称，同时也积累了不少撰稿、改稿的经验。回国后，他的工作也基本是和稿件“打交道”。1928 年到1929年，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秘书长一职，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的原稿。在长征前和长征中，邓小平还指导主办了《红星报》，其中的许多文章是他亲自撰写或校改的。
全国性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有许多党内的报告、文章以及军事的作战计划、电报等稿件，都是由邓小平执笔的。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主政西南地区。其间，他更是特别强调“笔杆子”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更是亲撰或主持组织、审阅以及审改了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手稿，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1950 年5 月16 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着重强调了“笔杆子”的重要作用。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要求领导干部自己要学会拿“笔杆子”。邓小平特地分析了要重视“笔杆子”的原因：首先，通过写稿子，有助于思想的提炼和总结，使得观点详尽、周密；其次，就实际传播效果而言，“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作个大型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相较于开会和个别谈话而言，“写稿传播出来就比较广”。
邓小平还说：“用笔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同时，他也特别强调“要同各地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子’的重要性，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最后，对于“笔杆子太重”，不会写的问题，邓小平说：“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领导同志具备这个条件：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高。”邓小平还嘱咐道：“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写稿风格和习惯：“深思熟虑，一挥而就”
邓小平“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写稿风格和习惯，与他长期的军事生涯是密不可分的。对于这一点，许多曾经和邓小平一起战斗过或者共事过的战友、同事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
梁必业将军回忆：“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有一次朱瑞主任催邓小平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这也是邓小平写稿的一大特点。
1946 年2 月下旬的一天，刘伯承、邓小平突然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电报中说，近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要到新乡视察停战的执行情况，要双方司令官刘伯承、刘峙前往汇报商谈，并带一份备忘录送给三人小组。参谋长李达将此事布置给梁军写。晚饭后，刘伯承、邓小平来到作战室。刘伯承看见梁军正在写，便问：“怎么样？明天上午能拿出来吗？”梁军回答：“比较紧张。”邓小平略加思考后说：“多拿点纸来。”他点燃一支香烟，挥毫行文，3 个多小时就写完了。然后，他又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把个别地方字句斟酌修改了一下，就把文稿递给刘司令员。刘伯承看了后点了点头说：“好，好！写得好！这一下我就放心了。”身边的参谋说：“邓政委主管那么多的事情，而对一些具体数字却记得这样清楚，写起东西来这么快，快得惊人，真是了不起呀！”
据曾任第129 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张廷发回忆：重要文电，小平同志亲自草拟，不要旁人代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和《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三篇文章，是邓小平在太行山温村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全是小平同志亲自草拟的，没有要别人帮着写一个字。那时没有秘书机构，也没有专管资料的人员，就叫我们作战科的几个人帮着抄写，帮着油印，帮助找资料。有关军事及对敌斗争的部分素材，就是由作战科提供的。张廷发清晰地记得，邓小平在写这些文件时，文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但也确实写得很辛苦，因为他白天要忙于军务、政务，多半只能在夜间与油灯相伴，有时整夜地挑灯夜战。
于光远曾回忆邓小平组织起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稿的过程。1978 年12 月，中央工作会议开了20多天，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闭幕会上，华国锋是要讲话的。除他讲话之外，大家都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一定会讲话，不可能不讲。12月初，胡耀邦找于光远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稿的事情。12 月2 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于光远到他家里谈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最初提纲，一共有7 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8个问题。
关于这个讲话稿的起草，于光远回忆：讲话的内容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仅思路是他自己的，语言也是。他对执笔者写出的稿子很仔细地看了，在审查草稿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最后由他拍板定稿；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讲的。后来文章发表后，对比当初小平同志的提纲，他把四、五、六、七4 个问题概括成一个大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为这样看来，文章的内容和体例更为协调。
改稿：态度严谨，讲究实事求是
邓小平对改稿的态度是很认真、很严谨的，并把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融入了进去。1956 年2 月，中共中央派出一个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代表团团长是朱德，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等人。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进一步研究了在大会上发言时如何谈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问题，朱德将讲话稿的初稿交给邓小平斟酌和修改。邓小平看后提出两点修改意见：第一，不要先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支持和援助是相互的，因此还是讲中苏条约签订后6 年来两国的互相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持。第二，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要注意分寸。他把原稿中所写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恢复和发展自己国家经济的努力给予了“巨大的、全面的、系统的和无私的援助”中“巨大的”三个字删去。经这样修改后，这个问题的提法就更加准确和切合实际了。
邓小平还主持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80 年3 月到1981 年6 月，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就有9 次。邓小平第一次谈话讲，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指出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第三次谈话讲，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第四次谈话讲，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第五次谈话讲，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第七次谈话讲，决议稿讨论中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第八次谈话讲，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要花点时间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还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现在看来，多三五千字没有关系，勉强缩短也不必要。第九次谈话讲，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从上述谈话，即可看出邓小平对起草该文件的严谨态度和重要贡献。
毛泽东曾对邓小平写的稿子赞赏有加
邓小平写的稿件，很受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对邓小平简短且总能抓住要害的文风很感兴趣。
杜润生在《小平同志的气度和风格》一文中写道：“转出大别山以后，总结这次行动的经验教训，其中除作战问题外，另一关键是要解决新区土改中的政策问题。”在中原局会议后，邓小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第一，用减租减息代替平分土地。第二，取消分浮财。因为当时多数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虽然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办法实行了分配，其结果是多数群众不敢接受，即便接受了，共产党的部队一走，又要还给地主了。邓小平说：“这是冒险主义，把地主推到敌人一方。”再就是，邓小平提出，我们既然不能建立新政权，就该利用旧政权，维持秩序，乡政府可以利用，避免混乱。这不但对当地居民有利，对我军筹措军用粮草也有利。
看了邓小平的报告后，毛泽东批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人们不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是执行错误的政策。他要求各地党委书记，一年做几次综合报告讲政策问题。
毛泽东称赞道：“看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就好像夏天吃了冰激凌一样，很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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