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人们的睡眠时间正在不断缩短。20世纪初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10小时，如今仅约6.5小时；中国过去10年间，睡眠平均时长从8.5小时缩减到7小时左右，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这一现象背后，藏着晚期资本主义的深刻逻辑。

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指出，新自由主义兴起后，时间被货币化，个体被定义为24小时×7天的全日制经济人。工作时间要创造价值，闲暇时间则转化为消费，继续为资本贡献价值。睡眠因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收益，被视为非生产性浪费，不断受到侵蚀。

弹性劳动力市场的普及加剧了这一状况。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减福利，推动外包、零工制度，企业采用灵活用工降低成本，劳动者失去稳定职业身份，成为可替换的任务单元。

英美出现无充分就业型资本主义，自动化、AI和外包让企业用更少正式员工获利，普通人不得不打多份零工维持生计，睡眠成了唯一能挤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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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经济进一步剥夺睡眠。社交软件通过设计点赞等功能持续吸引用户注意力，延长醒着的时间。睡前使用手机会延迟入睡约20分钟，每天用社交媒体超过2小时的人，睡眠时间平均减少1小时。技术与资本合谋，模糊工作与生活边界，人们被迫熬夜透支健康。

睡眠甚至被商业化。中国2016至2020年睡眠经济市场规模增至3778亿元，涉及助眠药物、睡眠用品等。但这并未解决根源问题，反而折射出社会进入24/7模式，所有人被卷入消费时代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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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里预言的睡眠的终结，并非单纯个人习惯问题，而是睡眠作为身体权利，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中被悄悄注销。当精英主动压缩睡眠追求效率，普通人被迫熬夜谋生，睡眠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矛盾在身体上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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