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极目新闻报道，近日，厦门市民因购买佐匹克隆等助眠药物，收到交警部门驾驶证注销提醒短信，事件引发热议。视频发布者证实自己买过促进睡眠的药物佐匹克隆。交警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确有发送此类短信。该短信只是提醒，建议驾驶员前往辖区交警部门核实，或需要签署承诺书或开具医院证明。

从公共安全角度看，交警部门的初衷无可厚非。《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疾病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同时医学上明确建议，服用此类药物后不宜操作机械及驾车。从源头排查此类用药人群，确实能堵住“药驾”的安全漏洞。

交管部门以大数据联动医保、药监数据，筛查潜在“病驾”“药驾”风险，初衷是守护道路公共安全，值得肯定。道路交通安全不容侥幸，对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驾驶人依法管控，是法定职责，也是对生命负责。

尽管初衷合理，但执行层面的“粗糙”引发了争议。“购药记录”绝不等于“确诊疾病”，仅仅依靠大数据却忽略了现实复杂性，这种算法逻辑或导致大量无辜驾驶员被“误判”。尽管交警部门表示，收到短信者可通过“签署承诺书或开具医院证明”来澄清。这看似留下了补救通道，实则将行政管理的成本转嫁给了公民。对于被误伤者而言，这意味着要请假、跑腿、花费精力去证明一个可能不存在的“疾病”。

该事件引发争议，是因为在“算法定罪”与“人工纠错”之间，缺乏一个前置的、温和的核实机制。另外，对普通公民而言，医疗记录是敏感的个人信息，在缺乏明确知情同意环节情况下，个人信息被随意调取进行大数据比对，这种“暗中观察+前台突然通知”的模式，自然会引发强烈的被监视感和不安全感。

科技赋能治理，应是精准而非粗放，是审慎而非越界，风险预警本可更人性化，而非直接下达注销通牒。公共治理既要守住安全底线，也要恪守法治边界，数据可用不可滥。唯有在数据共享中严守权限，在风险防控中尊重个体，才能让安全与权利并行不悖。

上游新闻 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