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南开大学成立八十五周年，屈指算来，明年就是我来南开的第五十个年头。想想这五十年的点点滴滴，自己也算没有辜负师长的期望，没有因个人的原因而虚度光阴。看着自己辛勤汗水凝结的一篇篇论文发表，一部部著作问世，一个个学生脱颖而出，在感到由衷欣慰的同时，很想借此机会对自己这五十年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作个简单的盘点。希望自己这些年的心得和感悟能给年轻学子以启发，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使青年才俊少走弯路。
1932年9月，我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素青。我们的父辈曾在朝鲜半岛深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当他们辗转迁移至中国东北后，日本的殖民统治很快就延伸到这里。孩提时代的我既不能接受朝鲜语的教育，也不能接受汉语教育，而只能在日本教官的强迫下，背诵枯燥乏味的日语课文。1945年日本投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解放后，我才开始接受朝语教育。1947年7月中学毕业后参加土地改革。1950年高中毕业时，适逢朝鲜战争爆发，我毅然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并荣立战功。转业后于195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8年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
在南开最初的工作是担任助教，因为是朝鲜族，又懂日语，便被著名日本史专家吴廷璆先生选中做助手。也正是因为有这段经历，才奠定了自己一生的方向。南开大学历史系是以学风严谨著称于世的，那时除经常得到吴先生的指点外，还深受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等史学前辈的影响，为自己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1964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我协助业师吴廷璆先生创建了日本史研究室，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日本史研究生涯。建室之初，研究条件非常艰苦，资料奇缺，又无对外交流。即便如此，我还是和我们研究室的其他同志一起，克服困难，进行了一些适应时代要求的日本研究，并从1974年起，编印了《日本问题研究》(共8期)杂志，我也发表了11篇论文，为我校的日本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1978年起，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学术研究的环境也变得开放活跃起来，研究条件也得到明显的改善，自己在史学前辈熏陶和潜移默化下形成的学术研究潜能才真正得以发挥。开始研究日本外交史，或者说是从日本史的角度研究中日关系史，这在当时我国史学界可以算是一股清风。后来有人评论说我开阔了研究视野，拓宽了研究领域。其实我信奉“勤能补拙”的古训，自己不过比别人早起一步。研究历史，方法的更新与史料的发掘同等重要。研究日本外交史和中日关系史，日方档案的使用自然必不可少。1979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我在国内首次利用日本外交档案，从北京获得外交文书和档案胶卷，撰写了《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后发表于《历史研究》1979年5期),弄清了与“五四”运动关系最深的日本对运动的态度，为国内研究“五四”运动开辟了一个新视角。
搞外交史研究或国际问题研究，最要紧的是能同时使用相关国家的语言，材料的使用自不必说，成果的发表似乎更为重要，比如搞美国研究，不用英语在美国公开发表，其影响自然打折扣，搞日本问题研究同样如此。自己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能很熟练地使用日语，我常要求我的学生也能很好地使用日语，最好将自己的成果在日本发表。这既便于学术交流，也有利于扩大中国学者在日本学界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多年的闭塞，国际学术界几乎淡忘了中国(大陆)的存在。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和与中国有特殊历史关系的国家，日本问题的研究没有了中国的声音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1983年9月，我利用日本最新解密的外交档案，第一次用日语撰写的论文《九一八事变与币原外交》在日本权威历史学杂志《日本史研究》上发表，在日本学界引起不小的波澜。此后，我又连续发表了《李顿调查团与日本外务省的对应》(《历史评论》)、《第一次上海事变与日本外务省》(日本爱知大学《法经论集》)等系列文章。尽管一些学者并不赞同我的观点，但他们对我鲜明的学术立场和缜密的史料论证仍表示钦服。作为中国学者，我在日本学界崭露头角。
应该说，自己比较满意的第一本书是日文版的《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这本书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名之作。那是在1985—1986年，当时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受早稻田大学教务长的鼓励，为申请早稻田大学的博士学位，我在前几年研究的基础上，又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撰写了《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在以出版中国问题和中日关系问题著称的日本东方书店出版(1986年9月)。这部著作无论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还是在资料使用和观点上都很有新意，它改变了以往偏重从军事史角度研究“九一八事变”的弊端，而是主要从外交史的新角度出发，运用中日两国的原始档案和外交文书等翔实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本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透过“九一八事变”时期及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论证了外交和军事在战前日本对外侵略中的相互关系，深刻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本质。
《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当时被誉为是一部在“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中代表国内外最新水平的论著。该书出版后首先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新华社驻日记者曾以“研究‘九一八’前后中日外交史观点独到——俞辛焞新著在日本获得好评”为题，从东京向国内发回消息。《天津日报》(1986年12月9日)也特意做了报道，称赞该书“从外交和军事是战前日本对外侵略的两个车轮的观点出发，揭露和论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这与日本史学界在研究中强调日本军部与外务省之间存在对立和矛盾的观点则大不相同”。同时，由日本外交史专家、国际大学副校长细谷千博等知名学者联合发起，专门举行了该书出版纪念会。《朝日新闻》、《史学杂志》、《日本史研究》等日本重要报刊杂志，先后发表了7篇书评，认为该书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大提高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充分运用了在日本尚未引起重视的各种史料，是一部具有独到见解的高密度的研究成果；作为外国人能如此驾驭日本史料，并用日文发表成果，近年来实属绝无仅有的壮举”,“指出了日本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闭锁性和漏洞”,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超过了以往的水平”,“对日本史学界是一次强烈的冲击”,“无疑是‘九一八’事变时期外交史研究的新的必读文献”。随后该书也获得了国内专家的高度评价：“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以精辟的论证，丰富的史料，探微索幽，求深创新，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跨出了新的步伐，将我国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该书先后荣获第三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中国社会科学日本研究基金会优秀成果奖、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等多项奖项。
孙中山研究历来是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还很少有人用第一手资料研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从80年代后期起，我开始将日本史研究与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研究结合起来，努力挖掘整理日文原始档案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先后撰写了《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等22篇有影响的论文。后来我又根据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发现的大量原档材料，主持编译出版了《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黄兴在日活动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史料价值较高的译著。这些研究成果，拓宽了孙中山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在边缘学科的研究上作了成功的尝试。这不仅在孙中山研究方面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其许多独到的观点也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好评。在此基础上，1989年我用日文撰写了《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日本东京六兴出版社，1989年)该书大量运用了日本档案中新发掘的史料，系统地研究了孙中山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与日本的关系。它“以孙中山为中心，但又不就孙中山论孙中山，而是把孙中山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刻意分析资产阶级的对日态度，探讨中国人对日政治思潮的演变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同时从国际环境、日本政府及朝野的各种政治变幻中，去探讨孙中山与日本的微妙关系”。由于我在孙中山的研究中“善于从大系统去探求子系统，从子系统去反求大系统”,所以在该领域的研究中提出了孙中山对日态度一贯性和策略性并存等许多新观点。我还很注意比较研究，对孙中山与黄兴、孙中山的早年与晚年、日本的政府与民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前期与后期等多层次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容易发现问题，加深理解。日本学者评论说，“作为中国研究工作者撰写的孙日关系的专著,超过了以往水平，是一部优秀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中国学者评论说，是“孙中山研究的新突破”,是“孙学研究的新贡献”,是“可誉为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最佳代表作之一”。
继《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在日出版后，我又一鼓作气，进一步深化对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于1996年出版了《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历程，探讨了日本决定对孙中山政策的因素、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孙中山对日政策是否有转变等重要问题。
本书在资料上主要利用了日本的外交档案资料，突破了以往主要靠《孙中山全集》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局限，在资料方面胜人一筹。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国际关系理论和矛盾论来探讨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把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定位为一国外革命团体与日本国家的关系，“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为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理论、方法与视角”。正如有的专家所言，我的书既有深度，又“观点新颖”、“具有说服力”。我还提出“双重三角国际关系”理论，我认为，围绕中国问题，日本、欧美、中国形成了双重三角关系，欧美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中国、保护和扩大殖民权益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为此他们相互合作，彼此同情和支持对方；但日本和欧美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也可能因扩大各自的权益和势力范围而产生矛盾，相互排斥、相互争夺也在所难免，为此他们常常支持或利用中国统治者的抵抗来限制对方权益的过分膨胀；同时中国统治者也会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借此制彼。具体来说，欧美一方面借支持、纵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来维护和扩大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权益，压制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另一方面，又利用中国的抵抗，限制日本在华权益的过分膨胀。日本则一方面利用帝国主义的共性，寻求欧美对其侵略中国的同情；另一方面，又与欧美展开争夺，积极扩大在华权益，攫取在华优势地位。中国则一方面利用欧美及国联，缓解日本侵略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对日妥协，换取日本放缓侵略的步伐。在研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时，我又将中国因素分解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的对立面(清政府、袁世凯政府等)。我认为：孙中山寄希望于日本，并力争其援助革命，并非出自孙中山的主观意志或对日本侵略本质认识不清，而是出于中国与列强间国际关系的双重性。日本与欧美在维护在华既得侵略权益方面一致行动，但在扩大新权益方面常常相互争夺、相互牵制。日本利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的有利时机，急剧扩大其在华权益，与欧美产生矛盾。欧美便通过支持控制北京政权的实力人物来牵制日本；而中国当时的统治者也希望“以夷制夷”,利用欧美列强牵制日本。这样，欧美列强与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在共同牵制日本方面暂时取得一致。所以，当孙中山争取在政治思想上与其接近的欧美等国援助时，屡屡遭到拒绝。换句话说，欧美支持控制北京政权的实力人物牵制日本急剧扩张在华权益，孙中山则想利用日本的支持促使革命尽快成功。孙中山把国内革命作为首要任务，他利用国内外敌人的矛盾推进革命只是一种策略。而日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也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是想借孙中山的势力牵制和打击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多数研究者常常困惑于孙中山对日认识的矛盾和多变，困惑于日本对孙中山的态度，只要循着思想认识论和国际关系论两种不同研究方法仔细梳理，循着《孙日关系和矛盾论》展开，困扰孙中山研究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另外我在书中指出，孙中山把依靠日本援助作为达到革命目的的手段和策略，是导致“革命尚未成功”结局的重要原因。被学界评论为“这种结论，可以说是大胆的、新颖的，也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该书“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史及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一部有价值的力作”。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是我倾心的又一重要研究领域。2000年和2002年，中日文版本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先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日本东方书店出版。该书的原版日文版厚达768页，有74.5万字，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重头巨著。我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与在其他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一样，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的。该书使用了大量日本外交档案资料、防卫研究所及其他第一手原始资料，以及保存在台湾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原始资料，充分保证了论从史出和本书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把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史放到纷纭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去分析、研究，运用“双重三角国际关系论”,阐明了孙中山与日本，袁世凯、北洋政府与日本，列强与中国及日本等关系中的“双重性”特征。同时还注重中日外交活动的连续性和互动性，“使历史的结论尽可能地避免了偏失”。本着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观点，该书没有沿袭袁世凯对日卖国外交的定论，而是对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在对日外交活动中的一些积极表现及作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表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求真务实的追求。国外学界对该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该书是“具有先驱性的中日外交史研究”,认为该书不受传统观点束缚，观点“客观、灵活、新鲜”,“是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也是日中学术交流中具有纪念意义的著作”。国内学界的书评说：“视野宽广，从大处落笔，强调运用国际关系的方法论”,是“一部具有鲜明特点，有开创性的佳作”,是“继往开来的杰出代表”。
现在粗略算来，自己在科研方面取得的成绩还算满意。迄今为止，已独立出版专著6部，大约257万字(其中用日文撰写3部，约145万字；中文著作3部，约112万字)。另外，有2部日文著作出版后又被译成韩文、中文出版，有3部著作正在整理。合作出版著作4部，大约190万字。合作完成译著2部(约75万字),论文110多篇(合160多万字，其中37篇在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的杂志上发表)。因为这些成绩，我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认可。除上述研究外，我还计划进行20世纪20年代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并为此搜集了大量资料，但后来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离休前，我把搜集到的资料分送给我的学生，希望他们继续进行研究。
我所取得的科研成就与我多年从事教学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从1962年到1997年，我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日本近现代史、日本现代史、朝鲜史、日本现代外交史研究、战后日本史研究、国际关系论、史学方法论等13门课程。我常喜欢给学生讲我的“挖坑理论”、“360度理论”和“接力赛跑理论”。我喜欢用通俗的例子讲一些蕴涵哲理的治学之道，我说：治学犹如挖坑，要想把坑挖深，没有足够的直径是不行的；治学欲求其深，必先以博为基础。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脑子里要有360度的概念，“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要从不同角度思考，要换位思维。从事学术研究，犹如接力赛跑，接棒的运动员应在接棒之前就先起跑，在跑动中完成交接，学术研究才能快速进步。
我常教导学生治学一定要严谨，不要满足眼前的成就，我们研究的是国际问题，我们的成果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国内填补空白，而应当在国际学术界占一席之地。我要求学生必须打好外语基础，为此我一方面在课堂上尽量使用外语进行教学；另一方面我又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我们走出去，或把外国专家请进来。迄今为止，我的所有学生都具有了在日本学习和研究的经历，他们中大部分已成长为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和从事中日交流的骨干。我要求学生一定要较好地掌握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和运用史料的基本功，强调学生一定要独立思考。我根据外国史研究的要求和特点，率先采用外语教学和讨论式教学法，收到了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相长的实效。在教学中，我特别注意历史学习要与现实结合，随时掌握日本和中日关系的动向。为此我课前总要用一段时间与学生讨论中日关系的最新动向。我是一位严师，但我更希望是学生的益友，我懂得教学相长的道理，学生自己举办的各种讲座和讨论会我都尽可能地参加，并虚心聆听。我信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我常与不同专业的年轻学生交流，以至与许多年轻学生成为忘年至交。我先后培养了16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和中国日本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深深懂得搞学术研究离不开学术交流，尤其是搞国际问题研究，为此我倾注自己的巨大精力从事国际学术交流。早在改革开放不久的1980年，我就应邀到日本访问研修，前后加起来有5年多的时间。先后20多次到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以及台湾、澳门访问、讲学。先后出席过东京裁判、日本历史科学大会、辛亥革命、孙中山、朝鲜半岛统一、中日关系、东亚问题等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34次，并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用汉语、日语、韩语作基调报告。还应邀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爱知大学、国学院大学，美国堪萨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亚特兰大大学，加拿大温哥华大学，韩国汉城大学、韩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校和科研单位发表学术演讲，扩大了我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学者对日本研究的形象，并由此及时掌握了国外研究的新成果、新动态，指导自己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在我的示范和带动下，我们研究室(后来的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的对外交流十分活跃，所有教师和许多研究生都曾赴日参加过学术交流或在日本进行过学习和研究，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也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在学习和研究中，我不仅提倡走出去，还努力把国外的著名学者请进来。在我主持日本史研究室和日本研究中心工作期间，就曾先后邀请了日本著名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和朝尾直弘、早稻田大学教授木村时夫、名古屋大学教授芝原拓自、庆应大学教授池井优和山田辰雄、爱知大学教授江口圭一、联合国大学副校长细谷千博教授以及日本驻华使馆渡边公使、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事务所所长小熊旭、日本兴业银行常务理事吉永正藏等40多位日本著名学者、外交官和实业家来校讲学、访问，促进了我校日本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和与日本的交流。
同时，我还积极促成我校与日本、韩国等大学的国际交流，为我校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爱知大学、国学院大学等多所大学建立校际交流牵线搭桥。1983年和1994年，我还分别陪同当时的滕维藻校长和母国光校长访日，为促进我校与日本和韩国教育界的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校的日本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直发展到今天成立了国内第一所日本研究院。作为当事人和见证人，我感到由衷的欣慰。我在南开学习和工作的五十年，是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及对日学术交流的五十年。20世纪60、70年代，我与日本史研究室的同仁一道艰苦创业，为我校的日本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方面拓展对日交流，走出去请进来；一方面积极引进人才，壮大研究力量，使我校的日本史研究和对外交流走在了全国的前列。80年代后期，我又与大家一起，审时度势，在1988年将单纯研究日本历史的科研机构改组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机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使我校的日本研究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人才，还需要物质基础保证。为开辟财源，我不辞辛劳，多方奔走，自1993年以来，先后为日本研究中心争取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大阪万国博览会协会两机构和江口圭一、吉永正藏两位日本友人的资助，共计金额15500万日元(其中日本国际交流基金1995—1999年日本研究据点资助6500万日元，大阪万国博览会协会1500万日元，江口圭一5000万日元，吉永正藏2500万日元)。利用争取到的这些宝贵的资助，日本研究中心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建成了独立的研究中心大楼，设立了江口圭一日本研究基金，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利用好来之不易的捐款，保证施工质量，在日本研究中心大楼的建设中，我从选址到设计、施工、监理，到落成仪式，全程参与、负责，倾注了心血。为了施工的顺利进行，我几乎天天到施工现场监督指导；为使工程进展顺利，我甚至用自己的存款垫付工程用款。1994年日本研究中心大楼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为我校的日本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硬件基础，在国家“211”评审中受到了教育部专家组的好评。2004年6月，我与夫人金贞淑深感少数民族多地处边远地区，生活比较困难，好多孩子还上不起学，而我们经历过上学困难的痛苦，感触很深，故希望以南开人的身份去资助那些贫困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所以，我们夫妇决定向学校教育基金会捐款30万元人民币，用来资助来自农村的朝鲜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家境贫寒的学生。
2003年6月，我把自己珍藏的1600余册藏书捐献给新成立的日本研究院，丰富了日本研究院的藏书。今后，如自己身体许可，我还打算整理出版《近代日本政党与工农运动》、《近代中日外交的进程》等著作，并与我的学生们一道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一书，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九一八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
自己的努力也确实得到了回报，党和国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77年，我获得“天津市第二届教师先进工作者”的称号。1993年，我被授予“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并当选为中国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10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会十二大，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4年，又荣获“天津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作为朝鲜族人民的杰出代表，入选了《中国朝鲜族名人录》。南开历史学科建立八十年纪念时，我被誉为“国内外知名的日本外交史、中日关系史研究学者”。还被编入《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的《国际名人传辞典》、美国传记协会编的《有影响的五百名带头人》。
南开大学已经走过了八十五年的光辉历程。校党的“七大”号召，要“为把我校建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进而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而努力奋斗”,我也决心尽自己的力量，为南开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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