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界风云往事|中国金融界|萧灼基

（全文12000字，阅读约15分钟）

野望谷曾不止一次听过巴曙松教授讲课，但实话实说，站在讲台上的巴老师看起来并不如外界传言的那般风趣幽默，他的课堂着实没有给野望谷留下过多少印象。

或许是因为这些课程讲义都是由巴老师的学生们准备的罢，巴老师也是跟我们一样直到站到讲台上时才第一次看到这些讲义。毕竟，曾经给高层授过课的巴曙松眼里大概并没有我们这些小虾米。

当然了，由巴曙松担任第一作者的《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报告》倒是野望谷昔年里必读的书目。这本书每年出版一期，讲的内容都是上一年度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最新的趋势动向和行业数据。

跟授课讲义的道理一样，巴曙松虽然挂名担任这部书的第一作者，但书中的文字大约还是主要出于巴老师学生们的手笔。由此野望谷也能依稀窥探出巴曙松在金融圈里的广泛人脉，以及他手下学生们扎实的研究和写作功底。

最近几天，巴曙松和他的爱人——原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行长（PS：深圳中支即深圳分行，正厅局级）、香港金融管理局高级顾问邢毓静女士，一起在网络上刷了屏。过去，巴曙松在外人前经常以他的夫人为荣，而这一次，巴曙松邢毓静夫妇都受到了郭云钊的影响。

这位曾担任金谷信托董事长、中投信托董事长、建银投资副总裁、国信国投基金总裁的郭云钊，他的另一重身份就是巴曙松的学生。只不过，郭云钊的年龄比巴曙松还要大3岁，两人的关系与其说是师生，倒不如说是商界与学界的一场牵手。

毕竟，拥有数十个社会兼职的巴曙松，他其中一项头衔就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便是巴曙松受北京大学副校长兼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汇丰商学院创始院长海闻之邀而筹建的。

【一】

当1977年8月国家做出当年就要全面恢复高考的决定时，25岁的海闻已经背井离乡在黑龙江的边境村野里当了8年多知青。这8年多里，海闻当过村里的小学副校长、中学副校长，曾好几次尝试通过公社推荐成为大学生，但这些努力毫不意外都以失败告终。

毕竟，海闻的父亲曾在1944年加入过国民党的远征军部队；母亲这边的海外关系更是异常复杂，海闻的两个舅舅和一个姨妈早年分别去了香港和台湾，后来又都辗转去了美国，其中旅居美国的二舅历史上曾跟阎锡山、马鸿逵相熟，还帮陈纳德、徐恩曾做过事。

对于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海闻在那个年代与大学校门基本是绝缘的，这也是他在17岁那年咬着牙写下血书、无论别人如何劝阻也要去北大荒上山下乡的原因。

1977年夏天、也就是高考即将恢复的前夜，海闻曾前往北京出差公干。伫立在北京大学西门外，惶恐的海闻愣是没有胆量敢近前一步，他望着校门下进进出出的北大学生们，心中不由怅惘：“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

命运之神很快就眷顾到了海闻的身上。在得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海闻立刻报名参加了黑龙江省里在高考前紧急举行的初试和复试，毕竟那个年代的高中教育也是基本被中断了的，一个省办不到让上百万的辍学之人都去参加高考。

初试和复试的优异成绩，不仅给了海闻参加高考的资格，也坚定了他要在志愿栏里填写上北京大学的决心。海闻在志愿表里一开始填报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和中文系，直到老乡们兴高采烈地将北大录取通知书送到海闻面前时，海闻才惊诧地发现自己被调剂到了北京大学经济系。

海闻既激动又困惑：“什么是经济学？”

无独有偶，来自陕西农村的林双林此前的梦想一直是哲学，因为他给自己定下的使命是“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可当打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读到“经济系”这三个陌生的字眼时，林双林身旁的老乡没听清、还以为是“京剧系”，于是不由分说就让他提前练习唱京剧。

彼时还在北京朝阳一家无线机加工厂里当车间主任的潘慕平，他是在忙碌之余在工友的催促下才去领志愿表的。当时距离志愿表提交时限仅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潘慕平已经没有时间再思考比选了，于是匆忙间就填下了处于招生目录上最显眼位置的北京大学，并随意地填选了中文系和经济系。

在前往北京报到的火车上，来自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姜斯栋是当时少有的能把“经济”二字给解释明白的人，因为他此前的工作就是经济政策调查研究。车厢里坐在姜斯栋对面的两个女生也是一同去北京报到的，她们问姜斯栋：“我明明报的中文系，怎么给我换成了经济系，什么是经济？”

当时正在陕西省延川县一个人民公社里当书记的陶海粟，对“经济”二字只有一层朦胧的认知。在陶海粟眼中，经济是虚无缥缈的存在，反倒是自己所在的人民公社辖区里那块“资本主义的尾巴”自留地倒是一片绿油油。

而唯一对报考经济系想得比较明白的人，就数当时年仅19岁、正在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插队当知青队长的易纲了。

易纲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直到最后时刻才报名参加的高考。易纲清楚自己已经来不及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才选择了报考文科专业，后来他又听说自己原本倾心的法律专业可能需要政审，出于对自己家庭成分的担忧，易纲就主动退而求其次、填报了经济系。

在1977年底参加高考、1978年初进入大学校园就读的这批“77级”学生，尽管他们的出身、来源、职业、年龄都五花八门，但身上却都带着一股子旁人既艳羡又不解的优越感，似乎他们这届学生生来就是肩负着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使命的，进入大学只是他们改造旧世界的第一步。

而能够成为北京大学的“77级”，更是众人仰望的天之骄子。若干年后，北京大学“77级”学生中将有不少人在政商学媒各界叱咤风云，他们的名字一个个都将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

而在北大“77级”学生中，一个不得不提到的群体就是北大经济系“77级”了。那一届北大经济系只设立了政治经济学这一个专业，在全国一共只招收了80名学生，分为两个班。这80人中年龄最大的已经有31岁，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年龄最小的则是一名仅有17岁的女生。

在北大燕园37号楼里，这80名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才俊会聚到了一起。多年以后，前面提到的海闻成为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兼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汇丰商学院院长，易纲成为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林双林成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潘慕平成为了一家国际投行的高管，姜斯栋成为了深圳科健集团总裁，陶海粟成为了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

除了上面这些人以外，北大经济系“77级”还走出了不少人们更加耳熟能详的人，比如曾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的毕井泉，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张晓强，曾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的丘小雄，曾任国家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的李铁军，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刘伟，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的石小敏，长期从事战略研究的著名学者吴稼祥，曾任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董事长的于华，曾全程参与了中金公司创建的金立佐，等等。

在这批同学中，尤以易纲和海闻走得最近，因为他们俩曾是同住一间宿舍的上下铺。海闻睡上铺，易纲睡下铺，两人在一间房子里共同经历了好几年时光。

而在当时担任北大经济系专业导师的教授中，则涌现着陈岱孙、厉以宁、萧灼基这些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级大师的名字。

在那届学生们的眼中，厉以宁实事求是、思想开明、厌恶官僚主义、最反感给人上纲上线扣帽子，陈岱孙出身名门、鹤立鸡群、仪表非凡、气质高冷、打扮考究、是最能代表北大经济系高度的存在，而萧灼基则是最接地气的，因为他总是希望同学们将来成为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金融家、大企业家。

【二】

在那个年代的北大经济系，敢想敢说、质疑思辩、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是一种主流的氛围，西风东渐、多愁善感、伤痕文学、朦胧诗歌是一种时尚的气质。

后来姜斯栋曾说，他在北大受到影响最深的就是“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句话远比“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来得更加实在。

陶海粟也曾回忆说，当时经济系的老师甚至会端着茶缸到学生宿舍里跟大家讨论问题：“（那是）一个新旧思想转换的过程，我们一直批包产到户，现在搞包产到户，那大家怎么理解？还有剥削，私人企业到底算不算剥削？”老师和同学们经常会为这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在北大“77级”经济系同学中，易纲的成绩是最出色的，他一直都是老师心目中的优等生代表。相比之下，睡在他上铺的海闻可就没有那么大福气了。

据说在1978年夏季的一天，正在睡梦中的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突然被一声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打来电话的是卡特的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当时他正在北京访问。

卡特问：为什么在半夜打电话？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普雷斯说：没有，但中方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卡特说：当然可以！

普雷斯又问：中方是问能不能派5000人？

卡特不假思索就答道：你告诉中方，他们可以派10万人！

就这样，尚未正式建交的中美两国便提前开启了一轮此后将维系数十年的选派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的浩大工程。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都曾对比表达过担忧：“送到美国的留学生可能不会回国吧？”，“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他难道不知道当时中美两国生活条件的差距吗？”。

但当时的高层不为所动，他斩钉截铁地说：

“只要中国发展得好，我相信他们就会回来。如果中国10年还发展不起来，我不要他们回来，回来也没有用！”；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而且，派出留学生“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就这样，在1980年夏天，中国时隔近半个世纪后首次向美国公费派遣留学生，而这批有幸入选公费留学美国名单的人中就包括了易纲。

在那一年的北大校园里，一共只有3名学生获得了这份殊荣：他们一位是来自化学系的丁克俭，一位是来自心理系的顾援朝，还有一位就是来自经济系的易纲。而负责将易纲推荐上去的，则是后来的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董文俊。

于是，彼时尚在读大三的易纲就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费派遣美国留学的大学生，他也是北大经济系“77级”唯一一名公费派遣美国留学的大学生。

尽管易纲出身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但那个年代中美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太过悬殊，所以易纲初到美国时日子过得也是极为困顿艰苦的。

据易纲后来说，他最穷的时候身上只剩下2美元，为了勤工俭学需要一周三次去当地餐厅打零工。在美国哈姆林大学读完本科后，易纲凭成绩本可以去到更好的大学深造，但由于伊利诺伊大学答应承担他全部的学费，所以易纲就去了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研究生。

易纲的经历给了他上铺室友海闻极大启发，可当时公费出国留学的名额极为稀有，成绩不如易纲出色的海闻想要等这个机会无异于难如登天。幸运的是，就在海闻读大四的1981年，国家在批转《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和《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中首次认可了“自费留学人员是我国留学人员的组成部分”。

由于家里本就有亲戚在美国，所以不论是在支付留学费用上、还是在提供经济担保上，海闻的自费留学申请之路都走得还算比较顺利。就在易纲去到美国一年多以后，海闻就收到了来自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校区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海闻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自费赴美国留学的大学生。

海闻在留学之路上遇到了很多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来据海闻追忆，他在北大办理提前离校手续时，曾有一位学校人事处干部质问他：“你现在已经读完北大了，为什么还要去读美国的本科？难道我们北大的本科不如人家美国的本科吗？”一时把海闻噎得不知如何作答。

海闻要就读的学校坐落于洛杉矶，他的两个舅舅也在洛杉矶生活，但海闻不知道如何购买飞往洛杉矶的机票，因为中国民航只有飞往旧金山的航班。于是在飞机落地旧金山后，身上没有钱、也不知道怎么打电话的海闻就只有坐在机场里傻等，直到二舅从洛杉矶坐早班飞机过来接他。

海闻的英语口语不好，一到美国就觉得自己成了哑巴和聋子。为了省吃俭用，海闻一方面连自助售货机里售价仅1美元左右的牛奶、面包、方便面都舍不得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到处寻找勤工俭学机会来贴补日常花费。可因为英语口语和听力都十分差劲，所以海闻第一份勤工俭学岗位只干了5天就因遭到客户投诉而被老板解聘了。

当然了，美国的留学经历的确开拓了海闻的眼界。在1983年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在洛杉矶举办的年会上，海闻见到了原外交部副部长、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章文晋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还认识了同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女明星陈冲。

后来据海闻回忆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在1982年暑假，那位比他早一两年抵达美国的易纲前来洛杉矶看望他。

当时，同在异国他乡的两个年轻人一起登上了停泊在长滩港的玛丽皇后号——这艘与泰坦尼克号风格气质最为接近的豪华邮轮，一起去洛杉矶迪士尼乐园玩了一整天，海闻说那次是两人“第一次真正享受童趣，在黑暗的‘空间’和‘鬼屋’中大喊，在‘飞船’冲向水中时大笑”，“把到美国以来的所有压力和疲惫都荡涤一空”。

【三】

就在大陆学子们争先恐后地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同一时刻，与海闻同岁的、一个名叫林正义的台湾青年却将目光投向了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

这位热衷于学生运动的林正义曾在台湾大学发起过“校园绝食”，后来又投笔从戎加入了国军，还被台湾当局树立为了优秀青年榜样。在27岁那年，林正义当上了国军上尉连长，受命驻守距离大陆最近的金门岛一线前哨。

1979年夏日的一个夜晚，林正义趁着月黑风高悄悄下水，之后整整泅海三个小时横渡到对岸的厦门岛，投奔中国大陆。为彰显自己此行重获新生的寓意，林正义引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古训，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林毅夫。

在流徙多地最终抵达北京后，林毅夫起先是打算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但却被人以“此人来历不明”为由拒之门外。最终还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接纳了林毅夫，这也让林毅夫心存感激。

在一场学术报告会上，当时还在读大二的海闻第一次见到了林毅夫。那天林毅夫在课堂上起身，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授课的外国教授提问问题，这给当时还在恶补ABCD的海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闻还以为这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华侨”。

直到几年后林毅夫获得了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教授的赏识，并受其邀请得到了公费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机会后，林毅夫才在1985年于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举办的一场中国经济研讨会上跟同在美国留学的海闻重逢，海闻这才得知了林毅夫的真实背景。

除了林毅夫和海闻之外，当时一起参加了这场中国经济研讨会的青年经济学者中，还有后来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的杨小凯，以及后来担任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钱颖一。

自1984年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发组织各种学会沙龙已经成了一股时髦。于是，这几位意气风发的留美青年便组织了一个沙龙，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在日后的多年里，除了林毅夫、海闻、杨小凯、钱颖一之外，易纲、田国强、陈平、许小年、李稻葵、茅于轼、汤敏、方星海、朱民都曾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骨干成员，其中海闻、易纲、方星海都曾担任过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

1986年之后，林毅夫率先回到国内，担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家。

而林毅夫所在的这个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是80年代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如雷贯耳的“九号院”，5份中央一号文件曾在这里诞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被写入中央文件，它的掌门人就是门生遍天下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

至于海闻和易纲，他们二人则都选择了留在美国大学里任教。1986年时，年仅28岁就当上了大学副教授的易纲在美国的月薪是5000美元，而且一周只需上两天课；同一时间，易纲的母亲还在北京一所小学里担任校长，她手下管着几十名老师、几百个学生，可一个月的工资却只有99块钱人民币。

后来，海闻获得了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的终身教职，易纲获得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的终身教职。尽管那会儿“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已经成为了海外留学政策的指导思想，但易纲和海闻始终没有忘记陈岱孙老先生的教诲。

在当年的北大校园里，这位与晚清刑部尚书陈若霖、溥仪帝师陈宝琛同出一脉的北大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时常在学生们面前提起自己20年代通过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才实现公费赴美留学的难忘经历，说“当时最怕自己当了亡国奴”。

1988年，国内“物价闯关”失败，年末通货膨胀率一度飙升至27.8%，身在美国的易纲也投身到了对这一经济现象的研究中。

那会儿，弗里德曼“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的观点刚刚传入中国，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超发就是导致通胀的根源。然而易纲却指出，中国货币扩张的主因在于外汇储备增加，即便是央行控制住了货币供应量，可“跑冒滴漏”的外汇占款依然会被动增加国内货币投放。

为此，易纲在90年代初围绕这个问题一连发表了8篇论文。后来易纲的观点逐渐被国内高层所接受，成为了学界主流观点，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货币政策思路。

巧合的是，就在易纲开始着手研究国内商品价格问题的几年前，曾有一位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曾专门写过一篇论述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文章，这个人就是张维迎。

当时，张维迎蜗居在北大附近苏州街的一所民宅里写完了这篇论文。这篇文章让张维迎一炮而红，还一举把他送进了在中国当代经济史上拥有划时代意义的莫干山会议。

另外，那位同样毕业于北大经济系“77级”的毕井泉，这一时期也在从事价格工作。毕井泉1982年北大毕业后就被分配进了国家物价局，后来他在价格系统连续任职近20年，一路做到了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

【四】

1992年十四大闭幕之后，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浪潮再也势不可挡。当时风靡全国荧幕的电视剧是《北京人在纽约》，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人们都毫不掩饰对“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神往。

这番热火朝天的景象让易纲和海闻都觉得回国报效的时机已然成熟，两人便一同相约回国。由于两人此前的主要履历都是大学老师，所以他们就把回国后的事业起步地依然放在了自己最擅长的执教领域，而起步点正是两人的母校——北京大学。

1993年夏天，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留英经济学会、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共同在海南举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当时，负责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是易纲，负责中国留英经济学会的是张维迎，负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则是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时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而高尚全当时所在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是80到90年代期间一个在宏观经济领域举足轻重的国家部委，它的历任主要负责人都是由高层亲自兼任，它也是日后国家体改办、国家发改委的主要前身之一。

作为十四大正式确立市场经济路线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这场研讨会邀请到了很多重量级嘉宾出席，邹至庄、张五常、安志文、周小川、马凯、孙尚清、钱颖一、田国强、易纲、周其仁、海闻、林毅夫、许小年、张维迎、朱民、董辅礽、萧灼基等人的名字都赫然在列。

会议期间，海闻和林毅夫交流了一起办学的思路，易纲和张维迎交流了一起开研究所的想法，最后四个人坐到一起，决定办一个集教学和研究为一体的“经济研究中心”。

当时海闻尚未辞去在美国的教授职务，所以他研讨会一结束就回美国去了。留在国内的林毅夫、易纲、张维迎三人便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议书》，分别递交给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建议书》很快得到了北京大学的回应。1993年底，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的支持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项目启动筹建，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周其仁以及易纲和海闻当年的老师董文俊都成为了筹备委员会成员。

1995年3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在北大勺园5楼里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海归”派主导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也是后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林毅夫成为了CCER首任主任，易纲和海闻这两位大学室友共同成为了CCER首任副主任，张维迎也成为了CCER首批教授之一。

当天的成立大会上，陈岱孙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蒙代尔都亲自莅临捧场，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后来挂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长达16年的周小川，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后来作为首席谈判代表领导了中国加入WTO谈判的龙永图，时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后来担任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杜鹰也都出现在了现场。

而出席当天成立大会的其实还有一位神秘嘉宾，他的职务比上面这几位都要高。但由于现场人多混乱，主办方竟一时忘记了接待他，他不得已只好走到会场后面打算找个座位坐下，旁边的杜鹰发现后赶忙亲身、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他，结果杜鹰自己只好走到会场后排，全程站立着参加完了成立大会。

在90年代，温文尔雅的林毅夫就是北大CCER最主要的招牌，他的意见对彼时高层的经济决策影响很大，很多经济政策出台的背后都隐约带有林毅夫的影子，这也是林毅夫后来能够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背景；

而性情爽朗的海闻才是主持CCER日常工作更多的人，他在CCER担任副主任、常务副主任期间，主导了两件对后来中国高校影响深远的开创之举：

第一件是在1998年，海闻打算在CCER举办一次富有仪式感的本科生毕业典礼。

海闻仿照他在国外大学校园里的见闻，专门从美国订购了一套学位服和学士帽，然后找浙江的乡镇企业仿制了300件，再分发给所有要参加CCER毕业典礼的学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有学生集体穿学士服、戴学士帽参加的毕业典礼，它开启了此后中国高校举行毕业典礼仪式程序的滥觞。

第二件是在2000年，海闻提出了一个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的设想。

这个夏令营的目的是在中国高校学生中提升北大CCER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夏令营来从其他高校的本科毕业生中选拔一批最优秀的人进入CCER，并向他们提供直接保研CCER的渠道。这是夏令营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高校里第一次出现，它同样为此后中国高校如何从外校招揽研究生提供了范本。

2003年，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林建华找到海闻，希望他能去负责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商学院。就这样，海闻带着100万启动资金南下深圳开启了创业之旅。

2008年，这个坐落于深圳西丽湖畔的商学院得到了汇丰银行的青睐，汇丰银行为商学院提供了1.5亿元捐赠，商学院因此改名为了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这1.5亿元捐赠是当时国内高校在单项教育领域收到的金额最大的一笔捐款，北大汇丰商学院也是汇丰银行第一次允许其他机构使用自己的名字。

据说在2009年，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后来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的郝平曾向教育部举荐由海闻来接替自己的北外校长职务。海闻在挣扎了一个星期后，最终还是决定放弃这个升职机会，为此他还给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写过一封信。

某种程度上说，海闻的这次抉择，也在悄然间影响了中国当代商学院经营模式的走向。

【五】

张维迎早年曾任职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面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但因为跟领导性格不合而受到刁难，结果被发配去了《管理世界》杂志社。直到1994年北大CCER启动筹建后，张维迎才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归宿。

在CCER，尽管张维迎同林毅夫成为了工作上的伙伴，但二人的学术见解与观点主张却是南辕北辙的。生性独立不羁、说话耿直尖锐的张维迎在专业领域一直跟林毅夫针锋相对，在北大CCER成立之后的二十年里，两人一共爆发了四场论战：

第一场论战发生于1995年，时人称之为“国企改革之辩”——

针对当时国有企业普遍经营不善、随时面临着被市场淘汰风险的困难局面，林毅夫把问题归结到了管理上，他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公平竞争条件下形成的软预算约束，从而使国企经理人过度依赖上级政府，因此国企改革的核心就是赋予其权与责，让国企们公平地融入外部竞争环境中；

而张维迎则把问题主要归结到了利益上，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就出在所有制上，他强调对国有企业中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安排的重要性，认为国企改革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将企业头上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要从股份制的角度来审视国企困境。

第二场论战发生于2004年，时人称之为“发展道路之辩”——

针对当时中国加入WTO、经济已经进入超预期高速增长年代的形势，林毅夫的看法颇为乐观，他认为中国只要延续现有路径，经济就可以再增长二三十年，到2030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将赶超美国；

而张维迎却毫不避讳自己的担忧，他说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如果企业制度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经济增长也将面临挑战。

第三场论战发生在2014年，时人称之为“政府定位之辩”——

当年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追思会，针对杨小凯生前留下的制度经济学拷问，林毅夫继续坚持着与杨小凯看法截然相反的后发优势理论，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先进技术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快速追赶，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就应该主动识别并扶持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制定相关产业政策；

而张维迎则是杨小凯理念的传人，他坚持后发劣势理论，即发展中国家若只模仿技术、而不改革制度（如法治、产权等），那么经济增长就会缺乏后劲，不能用短期数字增长的漂亮来掩盖长期制度性的缺陷，否则最终一定会掉入陷阱。

第四场论战发生在2016年，时人称之为“产业政策之辩”——

这场论战是上一场论战的延续，由于张维迎坚持后发劣势理论，因此张维迎就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由市场自发配置资源，为此他在当年亚布力企业家论坛夏季峰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题目就叫《为什么我们必须彻底反思产业政策》；

而林毅夫则坚持后发优势理论，他认为后发优势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而产业政策正是政府积极干预的一种重要表现，因此他特地撰文《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对张维迎的观点逐条反驳。

客观来说，张维迎的说法尽管发人深省，但却是不讨喜的，这就让他成为了一名孤独的呐喊者，空有呼号而不见回响，只有寥寥几个企业家有时会在暗地里默默支持他；

而林毅夫的说法尽管新意不足，但却符合社会主流的需要，因此他也就成为了各种场合的座上宾，以参谋智囊的身份为他人出谋划策，甚至以一己之力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决策。

相比起总在建言献策的林毅夫、总是言辞激切的张维迎、总是至情至性办学教书的海闻，同为北大CCER创始人的易纲则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庙堂之路。

凭着早年在货币和外汇领域提出的真知灼见，易纲很快走进了管理者的视野。1997年，易纲离开北京大学，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几年后又晋升为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官居正厅级。

而易纲所在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一个直到1997年才设立的新机构。它的首任主任是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首批成员则包括了时任央行副行长陈元、时任央行副行长尚福林、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陈清泰、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谢旭人、时任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管局局长周小川、时任证监会副主席陈耀先、时任工行行长刘廷焕、时任农行行长史纪良、时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黄达。

由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性质是一个议事协调机构，日常工作都是由秘书长和央行货币政策司来负责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易纲也算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制定框架的初创者之一了。

尽管易纲学而优则仕，可他的收入水平较之过去却是天差地别。在易纲进入央行工作后不久，他的北大经济系“77级”老同学潘慕平曾在央行附近的北京民族饭店同易纲见过一次面。

潘慕平问易纲：你现在挣多少钱？

易纲答道：一个月900多块……

这个回答既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当时正在国际投行工作的潘慕平一天的薪资就相当于易纲一个月挣的钱，而易纲的薪资相比起他十年前在美国当大学教授的时候更是连零头都不到。

少年时当知青上山下乡的记忆，带给了易纲最朴素的经济金融学认知。他后来经常回忆起18岁时在北京顺义插队的故事：

“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

——“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评价道，“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方式”。

在成为央行的管理者之后，易纲仍在各种场合强调产权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强调坚持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他呼吁要将“剩余决定权”赋予市场主体，要打破各种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实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易纲与周小川的观点和风格极为相似，两人都是市场派、改革派，都是学者型官员，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都拥有宏大的国际视野和深厚的专业底蕴，都完整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国金融改革年代的变迁征程。这期间，易纲还曾兼任过几年中财办的职务，这也为他日后执掌央行奠定了基础。

2018年，易纲接棒周小川成为了中国央行的掌门人，他也因此成为了北大经济系“77级”同学中迄今为止成就最高、对中国经济金融事业影响最大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