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4月1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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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导致包括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内的多位伊朗政要丧生。美以此举招致伊朗反制，霍尔木兹海峡随即被关闭。如今，伊朗战事已延续一月有余，完全超出了特朗普最初曾声称的几天时间，甚至不能排除长期化的风险。受其影响，全球油价上涨波动。战事的延宕所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军队伤亡可能性的上升，乃至再次深陷战争泥潭的压力，都加剧着美国国内民意的持续忧虑。由于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伊朗战事也被美国乃至国际舆论场反复与中期选举相互联系，总体上倾向于认为战事或将不利于共和党选情。
图1、当地时间2026年3月30日，伊朗德黑兰，人们坐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的户外用餐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上国会山，途经德黑兰？
对美国选举政治而言，伊朗因素可不算是生客。早在四十六年前，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得以终结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的连任之路，其原因除了当时滞胀拖累下美国经济的负面表现以及民主党内部的极不团结之外，持续444天的伊朗人质危机被认为提供了时刻提醒选民现总统“无能”的关键背景板。特别是在1980年4月底所谓“鹰爪行动”失败之后，里根的民调表现开始反超并保持领先，直到11月胜选。作为大选结果，1981年1月20日里根正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而就在其就任前几分钟人质得到释放、危机得以解除。
如此跌宕起伏的剧情，会否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重演呢？如果出现了所谓长期化态势，或许也不能彻底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其效果或许并非彻底改变选情的“造王者”，而是针对某些几乎既定趋势的“放大器”。
一方面，相比于在任总统谋求连任时的在任者优势，中期选举中在任总统所在党反而要背负着更可能败北的所谓“魔咒”。换言之，2026年原本就对在任总统所在的共和党不利。
如果翻翻“老黄历”的话，1946年到2022年的20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满意度超过50%，其所在党平均还得失去14个国会众议院席位；如果满意度在40%到50%之间则平均失去34.5个席位，降至40%以下的话则要平均输掉38个席位。按照这些历史数字，就算是平均14席的降幅，早就足够让如今的民主党回到国会众议院多数地位，更何况特朗普当前的满意度只有36%。
另一方面，通胀、医疗、住房、就业等这些以往中期选举更为关注的国内议题，将在2026年被框定整合为一个新的全美民众的痛点，即所谓的“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问题。这个结构性问题显然不是特朗普政府在短期内可以有效回应的，更多是在任总统及其政党无法推脱的民怨压力。事实上，就算是因此而有望重夺国会众议院多数的民主党，未来也大概率对此束手无策。伊朗战事的效果显然是通过加油站标志牌上不断跳动的数字来加重美国民众对“可负担性”问题的忧虑。
在绝大概率将失去国会众议院多数的情况下，共和党如今在各路分析中被预测失去席位规模区间或在20席到70席之间，而伊朗因素（特别是未来直接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则是在区间内让数字更大些的加强因素。
相对于国会众议院的刚性趋势，由于参议院35个席位换届的有限战场，民众对作为总统党的共和党的不满情绪在三分之一强的换届周期的过滤下并不足以完全让共和党同步失去国会参议院多数。唯一的可能性即，选情摇摆的缅因、北卡罗来纳以及密歇根州的三席都被民主党收入囊中，而且民主党还在共和党力保的俄亥俄和阿拉斯加两席的竞争中表现超级出色，才能以51席比49席迎来翻盘。而各州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这些摇摆州，或者要等到夏天之后再细致判断了，比如，那时伊朗因素是否还在延宕发酵，等等。
图2、当地时间2026年3月30日，荷兰费尔福德，美国空军B1和B52轰炸机从英国基地皇家空军费尔福德起飞，执行“史诗狂怒”行动对伊朗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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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打是不是为了中选？
虽然伊朗因素在客观上恶化了共和党的选情，但在特朗普的主观上发动对伊朗的袭击甚至幻想“速战速决”会否反而是在提振共和党的选情呢？
这种动机很难彻底否认。其逻辑是，如果可“速战速决”、快速斩首后放手，或许有助于提振选民特别是共和党选民在“让美国再次伟大”意义上的所谓自豪感，以此来让某些群体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的“可负担性”问题是所谓“值得”的，进而可能有助于稳固共和党选民或某些有保守倾向的中间选民。但现如今，战事的延宕和长期化的可能性，不但让所谓“再伟大”叙事下的自豪感飘散一空，而且还增加了不仅限于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派的共和党阵营的集体不安。
2026年对伊朗的打击，完全无法与2002年时的反恐战争相提并论。当时美国国内仍存在“同仇敌忾”的情绪氛围，仍是“9·11”事件余波下的“危机总统”小布什所在的共和党最终同步在国会两院增加了席位，创造了1934年以来总统所在党在中期选举中的最佳表现。而如今，多数（65%）美国人不认为对伊朗动武符合美国利益，大多数（75%）认为美国对伊朗介入太多，只有35%支持打击伊朗。虽然开打之后共和党人中的大多数（73%）甚至MAGA派继续站在特朗普一边，但以MAGA派为代表的党内群体还是不支持派出地面部队的冒险之举。如此拧巴乃至自我矛盾的民意表现，决定着伊朗战事从一开始就是“党争过海”的（相对的，“党争不过海”，即指美国两党在国内问题上分歧斗争，但一致对外），不会实现跨党至少是对中间选民具有动员效果的聚旗效应。
如果做一些历史对比的话，也很容易发现小布什及其共和党当年在对外动武后又赢下中期选举的极端特殊性。1950年的中期选举，哈里·杜鲁门及其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失去了5席和28席，勉强因为选前多数规模极大而继续维持了多数，随后在1952年选举中则彻底失去国会两院。民主党在1950年的失败存在着两个主因，一是国内保守派力量对杜鲁门政府涉及教育、社会福利等政策的“公平施政”（fair deal）议程的强烈反对，另一个则是美国国内对杜鲁门政府在当年六七月出兵参与朝鲜战争的不满乃至反对。
更远的1898年也是中期选举年，当年号称“百日战争”的“美西战争”不但速战速决，而且让美国跃升为跨大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强国，登上了世界争霸舞台。但这样一场可以被视为美国霸权起点的胜利，却并没有帮助威廉·麦金利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取得同样的大胜。共和党在国会参议院增加8席，却在国会众议院减少19席，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增加37席。究其原因，民主党在大西洋沿岸、南方以及西部等十三个州的农业相关地区获得了席位增长。这显然与当时民主党领袖人物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吸引到更多民粹主义群体、强化农业经济议题等的政党选举策略存在密切联系。或者说，1898年的民主党其实就预演了1992年克林顿“傻瓜，是经济”的务实路线，分走了当年麦金利及其共和党在美西战争中所独享的荣光。
图3、当地时间2026年3月30日，阿曼马斯喀特，油轮与高速艇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马斯喀特锚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超越2026的影响
虽然伊朗战事对2026年中期选举的可能影响大概率是程度而非方向性的，但这场军事行动对美国政治生态的影响会否超越2026，值得长期观察。
比如，有不少评论提出，MAGA派特别是其中极度失望的某些群体，或许对现任总统特朗普毫无办法，但却会迁怒于万斯。进而，万斯被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颇为被动，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共和党内部失去更多支持，从而无缘2028，将良机让位于鲁比奥等人。毫无疑问，对伊朗动武，展现出如今的特朗普与MAGA派的分歧与裂痕，让作为其间桥梁的万斯无所适从，但这也未必就能提供关于2028做出判断的准确方向。面对特朗普个人决策所导致的潜在泥潭，万斯虽然无法塑造，但仍可参与其中，在如何结束战争等维度上仍有机会与空间回应MAGA派。
又如，开打以来，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态度者从2023年的24%上升到2026年的39%，其中民主党人从36%上升到57%，共和党则只从12%上升至18%。再具体一些，民主党人同情以色列者仅为17%，而同情巴勒斯坦等阿拉伯世界者达到了三分之二；共和党的这两个数字为几乎为倒影的69%和14%。而18岁到34岁的年轻群体中，也约有三分之二对以色列持负面态度，只有13%相对积极。这些态度分布，整体上揭示出民主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更为不认同以色列、更为同情阿拉伯世界的倾向，而共和党人则呈现出更为拥抱以色列的立场。
沿着这个趋势，伊朗战事对民主党也可能产生一些喜忧参半的牵动。一个是，在2024年大选中略有表现的穆斯林选民群体因不满拜登政府中东政策而远离民主党的趋势，可能遭遇逆转至少是被按下暂停键。这将有助于民主党在穆斯林群体分布较多的中西部特别是所谓铁锈带各州的总体选情。
另一个是，在亲以色列力量仍然长期对两党各自下注、输送资金、影响选举，进而党内的亲以力量与对以反感的力量如何相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民主党生态。3月17日，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初选中，亲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即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针对四个国会众议员席位的民主党初选投入了至少两千万美元。甚至，在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的民主党初选中，几位参选人中有的因曾访问以色列而招致抨击、有的公开与曾是长期合作伙伴的AIPAC撇清关系、有的在涉外事务上原本活跃但却拒绝在涉以相关议题上做任何明确表态……而在AIPAC关注的国会众议员初选中，有的是其支持的传统建制派色彩的民主党参选人胜出，有的则是进步主义的民主党参选战胜了AIPAC所支持的人选。
这是否意味着，原本就在近年来存在于民主党内部的传统建制派与激进进步主义派之间的冲突，正在因伊朗战事而增加了新的斗争层次：华尔街和亲以色列势力支持的传统民主党人对阵工会支持的亲穆斯林群体并强调身份政治的进步主义民主党人，两者正在展开竞争，以争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主导权。
必须看到，面对着美国人口结构的加速巨变，更惯于整合不同群体利益的民主党必然面对更大的挑战。特别是面对着2035年前后美国穆斯林群体人口数量将超过犹太裔的现实，中东局势对美国国内的牵动更为难以预料，两党特别是民主党如何应对这些人口或群体的变化，甚至如何影响到其对中东政策的演变，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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