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引领 | 对话王振耀：公益慈善为何应归属生活性服务业|公益慈善|基金会|慈善事业|服务业|王振耀|生活性|社会引领

从去年底至今，王振耀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十五五”相关文章，内容涉及多方面。

其中，一文，内容直指社会组织定位，在如今资源日益减少、机构发展困难的当下，无异于为业界点出了那扇轮廓隐现但尚不明显的新大门，而门外，就是广阔的市场。

当公益慈善归属生活性服务业，这不仅是定位的转变，更是对行业生存逻辑的重构——超越了“穷富”的概念，面向的是全民。

为何定位于生活性服务业？前景如何？有哪些主要障碍需要突破？借鉴港澳经验，我们可以做什么？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如何完善？王振耀在本次专访中均有所阐述，在这个行业转型的关键期，这个视角的思考与建议，或许可以带来冷静且实用的参考。

公益慈善不应与老百姓关切脱节

顾右左：您提出公益慈善归属于生活服务业，需要又一次“思想解放”，为何这样说？

王振耀：这一次的“思想解放”，核心在于能否将思想凝聚到“破题高质量”上。高质量是生活的高质量。当前发展不均衡，关键点在于，全社会对“美好生活”“高质量”的理念和公共认知没有好好解读，导致在宏观政策、投资等方面出现偏差。

大家还在按原有思维思考问题，理解偏了，比如说公益慈善事业，现在大家讨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透明合规、募捐筹款。这固然重要，但真正的核心“项目质量”反而被忽视了。现在大家嘴上说的，好像都和“高质量”有点脱节。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真正普遍解决温饱问题是在最近几十年。进入全面小康后，“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构建完善的生活性服务业体系，涵盖养老、育幼、助残等各类具体民生细节。传统观念常将这些视作“婆婆妈妈”的琐事，未正视其产业属性。如果公益慈善仍与老百姓关切的领域疏离，难免面临边缘化风险。

生活性服务业走纯市场化路径容易失序，完全依赖政府则不可持续。国际经验表明，社会组织是该领域的重要供给主体。我们应树立理念：社会组织的核心任务是提供专业社会服务，要切实回应老百姓的“急难愁盼”，这非但不会贬低公益，反而能让我们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与空间。

顾右左：生活性服务业与提振服务性消费需求是紧密相关的，对吧？

王振耀：是这样。从产业角度看，现在的生活性服务业（包括旅游、文化艺术等众多门类）正在发展，很多文化用品消费增速都超过10%，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和社会动能，但没有和公益慈善事业有效对接，或者对接得很脆弱。

重透明轻质量，应打破“金融化”监管迷思

顾右左：您在文章中指出，当前存在将公益组织按“金融机构”管理模式来要求的倾向，这种“错位”对公益组织造成了哪些制约？

王振耀：发展不起来，全社会都不太满意，参与度也会越来越弱。

约10年前，CNN报道美国有机构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民众捐款超1.87亿美元，大部分善款被用于挥霍，但是美国慈善业没受到太大打击。当时看到这事，我说这要在中国，那还不都得枪毙？我问很多美国人和美国的社会组织，出了这么严重的乱子，为什么慈善事业没有遭受大的影响？

他们说，大家捐款主要捐在自己社区，而社区里的事——谁生病了、谁有困难了、社区里要干点什么，社区里大量捐款和服务网络都能看得到。问题就在这儿：我们的社区慈善不发达，又和公共服务结合不紧，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就难以成长。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天天都在说“透明”。美国人都感慨：你这透明度比美国还高。

我们的“透明”，甚至到了项目细节、个人隐私都要公开的地步。募款人不要求公开的，在我们这儿也要求公开；很多备案也变成了审批，管得越来越严。这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要求不是一回事吗？为什么很多人把公益慈善组织当金融组织看？因为金融组织、上市公司要在市场上透明，对不对？

当前，非公募基金会或企业直接捐赠的资金占了大多数。企业家本来可以直接捐钱做慈善，很方便，现在自己建了个基金会，结果要被各种管理，要求公开透明，反而觉得越捐越麻烦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和社会服务特别是社区慈善没有对接起来。如果能对接起来，大家都能看得到，就不会这样了。

另外，理念需要调整。在内地，人员成本常被质疑为“用捐款发工资”，而在香港，政府认定社会服务必须有合理的成本支撑，社会组织员工月薪数万港币十分普遍。

要想有高质量的生活性服务业，我再次强调，离不开社会组织。为什么需要社会组织？因为这些服务很琐碎、很复杂，社会价值也很高，需要有使命感的社会组织来管理。它的公共性很强，意味着政府得花钱，机构得募款，还得有志愿服务，但同时，还要给工作人员发工资，不能暴利，要低成本运行。

顾右左：您提到香港将公益慈善明确为生活性服务业，能更顺畅地获得政府稳定的财政支持。

王振耀：香港建立了一套以专业社会工作为核心支撑的社会服务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在于高度专业化与精细化。服务分类非常细致，例如养老服务，针对不同需求分为多种类型，残疾人服务也严格区分类别。社区服务精准设计，使得财政投入方向清晰，能高效地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体系融合的关键在于专业标准。当地高校的研究紧密对接实际需求，连“厕所怎么建”这类具体问题都有成套标准。教授们熟悉各项服务细节与规范，行业协会也提供专业支撑。这使得政府拨款有据可依，社会捐赠也与专业服务有效结合。

专业化带来了规模与效能。这些社会服务机构我称之为“准事业单位”，像东华三院、保良局等机构，员工规模超万人，年度政府拨款达十亿级，承担的服务任务覆盖广泛。政府资源、社会资金与专业力量融合，不仅服务品质有保障，也创造了大量就业。

政府购买服务：“一年一招标”需要改了

顾右左：香港经验对于内地公益机构项目化生存困境有何启示？

王振耀：香港也是实行项目化的，但要注意，有一些是“不可更改性项目”，即基本不变动，不能年年招标。比如，某个社区有100个失能老人，服务这些老人，不能一年一招标。当服务对象固定下来以后，与之对应的社会组织也就需要适当固定下来。比如这10个社区是你的服务范围，服务人员基本稳定，所需资金也大体差不多，每年核实一下就行，整个过程都是透明的。我们现在的每年招标一次的做法，其实香港25年前就发现行不通，已经改掉了。

如果我们也能把这类服务采用固定拨款的方式相对固定下来，那么社会组织就能稳定下来，走向专业化，也能避免恶性竞争和内卷，鼓励机构做长期规划。现在这样做的极少，因此社会组织难以发展出上千上万的员工规模。

顾右左：改变目前普遍“一年一招标”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是否应推动建立针对社会服务组织的长效财政支持机制（如固定拨款）？

王振耀：应该推动变革。说实话，有些规定本意是好的，但在执行中程序与实效未能很好的结合。过于强调程序正确而忽视服务成效，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年年采购、年年招标，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我看到很多公益慈善项目，在招标、采购的每一道程序上都很严格，但款项真正拨付到社会组织，往往要到八九月份，钱刚到账一两个月，就被要求评估，这能不造假吗？

从国家体制来看，其实有灵活处理空间。比如低保，按财政年度拨款是总框架，但元旦、春节“两节”期间，中央财政预算尚未经过批准，且财政年度是到12月就结束。这跨年度的钱怎么办？当年我负责低保工作时，中央层面是这样处理的：采取特殊措施保证这段时间的经费。

中央财政在实践中注重变通，并不是死守规定，不管老百姓死活，但公益界现在的情况，反而比中央财政管理还要僵化、严格。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反正预算没审、没批，之后还要走招标、竞争……每一道程序都“合理”，却可能误了正事。

最大障碍：认为社会服务是“小人之道”

顾右左：如果你的描述成为现实，则社会组织有很大的发展机遇。

王振耀：现在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反映了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短缺。中央提出“投资于人”，肯定是要投资于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直白地说，我解读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投资于社会服务机构或者社会组织。虽然“社会服务机构”已经写入法律，但我称之为“没入政”——就是在我们的登记注册管理体系里，还没有完全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来落实。如何大力发展这类机构，是“十五五”期间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顾右左：那么，最大障碍是不是要解决这类机制问题？

王振耀：核心障碍在于全社会对社会组织的定位缺乏共识——尚未将其视为社会服务的主力军，甚至刻意回避“社会服务”这一表述。这直接导致“社会服务机构”长期难以被纳入注册登记体系，本质上是对其价值的忽视。

我常常说，想知道慈善法贯彻得怎么样，只需看一个指标。慈善法规定，县一级可以注册慈善组织，基金会属于慈善组织，那就意味着县一级可以注册基金会。只要把各省能注册基金会的县的数量排个名，你就知道法律贯彻的程度如何。在这件事上，浙江、福建、江苏三省走在前列。同一个体制下，为什么这三省能做？大家应该把好的经验总结出来。

顾右左：“一念之差”为何难以改变？

王振耀：这种认知落差部分源自文化惯性。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重道轻器”的倾向，将日常服务视为“不入纲常伦理”的琐事，《论语》中，孔子认为向他请教种庄稼的樊迟是“小人哉”。我们都习惯瞧不起身边的事，比如厕所放不放卫生纸、垃圾分类、青春期问题、女性更年期问题，恰恰是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社会服务和生活质量的问题。我们不善于研究这些，觉得谈这些是……

顾右左：小人之道。

王振耀：点到了关键！大家都觉得，我们怎么能谈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最近我研究粤港澳地区社会服务，发现香港马会绝非简单的博彩产物，而是将国家税收、就业促进、慈善事业与专业运营深度融合。它通过严格的会员准入、每周限时的赛期及现金下注等制度设计，在有效约束投机行为的同时，支撑了最高达4万人的就业和年均缴税近300亿港元、捐款约100亿港元的巨大社会价值，生动展示了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在整合资源、承载大规模生活服务业方面具有巨大的潜能。

一旦社会真正认识到这一领域的重要性，数万亿规模的资金与资源将迅速涌入，体系调整也会随之加快。

顾右左：在先行的地区，社会服务是否会先产生一些突破？

王振耀：现在的情况是，中央有法律政策，基层有零星经验，但整体上不普遍。在珠三角地区，已有不少社工机构活跃于多个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已有不少成功实践，但因理念认知未形成共识，这些经验始终未能上升为普遍制度，制约了其更大范围的推广与应用。

全世界都认为社会组织就是社会服务机构，属于社会服务业。在慈善组织管理上，如果不强调它的社会服务属性，而把它过度政治化，就是违背了社会组织的世界通则。

如果把社会组织当做解决就业、提供社会服务的非常好的重要载体，我们得鼓励它，你说还有啥障碍？

应跳出“穷富”界限，社会服务面向全民

顾右左：但是有人就会问了，所有的公益慈善都属于生活服务业吗？

王振耀：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最合适，你知道我在民政部的工作涉及救灾应急、低保、大病救助、社会福利多个领域，跨了几界。

我认为，基本温饱解决之后，很多心理问题、康复需求、残疾人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等问题都会浮现——这些都属于社会服务的大范畴。面对服务对象，政府可以发钱，但还需要专业社工关注其他需求。社会服务应普及到各个领域——有的是直接照料，比如照顾老人；有的是心理抚慰；有的是康复支持。当然，还有高端一些的服务，比如组织音乐、体育健康活动，教老年人锻炼，办社区篮球赛，做家务协助等。总之，各类社区服务都可以归入“社会服务”这一概念。

我们应该接受“社会服务”这个概念。在国家产业布局中，它被称作“生活性服务业”，实质上就是广义的社会服务。

顾右左：如果服务对象不是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呢？

王振耀：你提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思想上又要过的一关。

咱们过去认为社会服务只为穷人提供，比如对老年人的康复服务——往往限定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到了现在，如果还用这个定义，反而会忽略大部分需要社会服务、需要公益慈善来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孩子们青春期的问题，难道只有等到出事了再去市场上买服务吗？不是的。这些孩子，不论家庭贫富，只要有需求，我们的社会服务就要跟上。

社会服务应该面向全民，不分贫富，不分职位高低，也不分年龄。这既是一个社会服务体系，也是政府的责任，打破了“穷和富”的界限。“十五五”期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统一思想认识。

归属生活服务业，公益组织价值何在？

顾右左：如果归属生活性服务业，是否需要建立一套新的行业评估与监管体系？

王振耀：现在一提到政府就是“监管”，这是一种监管泛化的理解。当前的主要矛盾是面对老百姓“急难愁盼”，亟需打破现有的许多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规定，把服务机制建立起来。

我们和香港社会组织交流时发现，对老年人怎么服务，对精神病人怎么分类、分类后怎么管理，包括康复辅具等，人家的标准细得不得了。在这方面，坦率地说，我们还是太粗放了。而如果用简单粗放的管理框架和规范去做严格的监管，会出现什么结果？那就是随意性很强——我不想办就不办。

未来的监管，仍以香港为例，一定是行业性监管，会越来越细。比如前段时间的香港火灾，需要成立独立的调查机构来评估，得花一定时间，不是简单地撤职就能了事，需要很细腻的操作。

顾右左：刚才你提到“准事业单位”，会有人担心：公益组织是不是就完全变成政府的附属部门了，独立价值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