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香港的一所公寓里，空气总是潮湿得仿佛能拧出水来。那是一种让人透不过气的湿热，混合着浓重的煎中药味，死死地盘旋在天花板上。
“哐当”一声脆响，一只上好的景德镇青花瓷茶碗砸在水磨石地板上，碎成了千百片。
然而，更让人心惊的不是这声脆响，而是坐在藤椅上的那个男人。他枯瘦如柴，深陷的眼窝里满是惊恐，那一袭原本宽松舒适的长衫，此刻正随着他身体的剧烈战栗而抖动着。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喉咙里发出破风箱一般的嘶鸣，枯干的双手死死地抠住藤椅的扶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出一种死气沉沉的惨白。
他浑身都在颤抖，从指尖到连着灰白头发的头皮，全都在不受控制地发抖。
他就是杜月笙。
是那个曾经在上海滩跺一跺脚，黄浦江都要抖三抖的“青帮三大亨”之首；是那个连日本人的枪管顶在脑门上，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黑道枭雄。
究竟是怎样的一番话，能把这个一生都在制造恐惧的男人，吓得像一个在暗夜里迷路的孩童般抖个不停？
故事，还要从半个小时前说起。
晚年的杜月笙，早已没有了昔日十里洋场的风光。大时代的巨轮无情地碾过，他带着一大家子几十口人仓皇逃离上海，蛰伏在香港的一所公寓内。带出来的钱财犹如流水般花去，而进项却几乎断绝。更要命的是他的身体，严重的哮喘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很多时候，他连呼吸都需要依靠氧气瓶。
从呼风唤雨的“土皇帝”，到寄人篱下的病榻老翁，那种巨大的落差，像是一把钝刀子，每天都在割他的肉。但他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他还在等，等一个局势有变的可能，等一个风风光光重返上海滩的机会。他不相信，自己这辈子积攒下的人脉、情分，就这么全成了废纸。
为了寻求一丝内心的慰藉，那天下午，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通过隐秘的渠道，从九龙的深巷里请来了一位瞎眼算命先生。
那位先生姓袁，据说早年在北方极具盛名，一双肉眼虽瞎，心里却有一面明镜，能断人生死，能看破红尘。袁先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长衫，拄着一根斑驳的竹杖，由一个小童牵着，走进了杜家略显局促的客厅。
杜月笙靠在藤椅上，强打着精神，微微抬了抬手。万墨林心领神会，搬来一张圆凳让袁先生坐下，并在桌上放了一打厚厚的钞票。
“袁先生”杜月笙开口了，声音嘶哑而虚弱，但依然带着几分上位者惯有的客气，“杜某人一生不信命，只信自己。但如今到了这步田地，倒是想听听，老天爷这本账上，到底给我杜某人记了些什么。”
袁先生没有去摸那些钞票，只是微微侧了侧头，空洞的双眼仿佛越过了杜月笙，看向了虚无的远方。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和杜月笙沉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
过了良久，袁先生突然叹了一口气，声音苍老却透着一股不可抗拒的穿透力：“杜先生，你想问什么？是问还有多少阳寿，还是问何时能重返黄浦江畔？”
杜月笙微微一愣，随即苦笑道：“既然先生料事如神，杜某便不绕弯子了。我只想知道，我杜月笙这后半局棋，该怎么走？落叶，还能不能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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