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啊，林子，咋停下了？你爹信里还说啥了？”娘的身子微微向前倾着，嘴角还挂着刚才听见我念信开头时那一抹未及褪去的笑意。
我死死盯着信纸的下半截，眼眶憋得生疼，视线早已被一层陡然涌上的水雾模糊。我的喉咙像是被塞进了一把粗糙的干沙子，上下滑动一下都带着撕裂般的疼。我张了张嘴，却连半个音节都发不出来。我不敢往下念了，因为信纸下半段那陌生的笔迹和刺眼的字眼，就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直挺挺地捅进了我的心脏，把我们这个家原本仅存的那点微薄的希望，瞬间绞得粉碎。
那是1988年的夏天，天气出奇的闷热，像是一个倒扣的巨大蒸笼，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的知了，拼命地扯着嗓子嘶鸣，搅得人心烦意乱。
那个年代的农村，日子过得紧巴，一年到头土里刨食也仅仅够个温饱。为了供我读高中、考大学，爹在三年前跟村里的几个壮劳力一起，扒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去了山西的煤矿下井。爹走的那天，背着一个打着补丁的蛇皮袋，里面装着娘连夜给他摊的煎饼和两件旧粗布衣裳。
爹不善言辞，临上车前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粗糙的大手像砂纸一样刮得我生疼。他说：“林子，好好念书，就算爹把骨头砸碎了熬汤，也得供出个大学生来，替咱老李家改换门庭。”
从那以后，爹就成了一个遥远的符号，只存在于每个月寄回来的那张十块钱的汇款单，和偶尔托人代写的一封简短家书里。在那个车马邮件都很慢的年代，穿绿制服的邮递员，就是连接我们和爹唯一的纽带。
那天晌午，我刚从地里帮娘锄完草回来，就听见胡同口传来“叮铃铃”的清脆车铃声。邮递员老王推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跨进了我家那个连门框都有些歪斜的院子。
“林子娘，大喜事啊！建国从外地给你们寄挂号信来了，这信封摸着厚实得很，怕是夹着不少钱呢，快拿印章来签收！”老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笑呵呵地从那个有些褪色的绿色帆布邮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娘一听，手里的瓢“吧嗒”一声掉在水缸里。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来，先是习惯性地在衣服上使劲蹭了蹭手上的泥水，然后才小心翼翼、近乎虔诚地用双手接过那个信封。那神情，仿佛接过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件稀世珍宝。
“老王大哥，辛苦你了，快进屋喝口凉水！”娘热情地招呼着，转头又冲我喊，“林子，快，快把你爹的信拆开，给娘念念。你爹这都大半年没只言片语了，可把人急死了！”
我找来一把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信封的边缘。果然，里面除了两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外，还夹着厚厚一沓钞票。那是当时最大面额的“大团结”，十块钱一张的，足足有几十张，崭新崭新的，散发着油墨的特有味道。在1988年，几百块钱对我们这样一个贫困的农家来说，无疑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
娘看着那沓钱，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眼圈就红了，嘴里心疼地念叨着：“这个死鬼，在矿上得受多大罪，才能攒下这么多钱啊。不是跟他说让他自己留着买点好吃的吗，怎么全给寄回来了……”
“娘，你先别管钱了，我给你念信。”我拉过两张凳子，在院子的树荫下坐好。娘连忙搬个小板凳坐在我正对面，双手托着腮，像个极其认真的小学生，连大气都不敢喘。
我展开第一张信纸。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的，是爹那熟悉的半文盲式笔迹。显然，这是他自己趴在矿上的大通铺上，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桂花（我娘的名字），见字如面。家里麦子都收了吧？今年雨水还调和不？我在矿上挺好的，你别挂念。矿长心善，每顿饭都有白面馒头吃，肉也管够。我这身子骨结实着呢，一顿能吃三个大馒头。林子快高考了吧？告诉他别有压力，考不上大不了回来种地。不过我知道咱林子聪明，肯定能考上。随信寄去八百块钱，这是我这两年攒的奖金。等林子考上大学，交学费、买新铺盖，都用得上，别舍不得花。等入了秋，我就辞了活儿回家，再也不出来了，好好陪陪你……”
念到这里的时候，院子里的风似乎都变得温柔了些。娘听着听着，一边抹着眼角的高兴泪，一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听听，你爹这个老东西，还学会写什么‘见字如面’了，肯定是听人家识字的人说的。还说每顿有肉吃，他那个人我还不了解？就算有肉，他也恨不得省下来换成钱寄回家。不过，他说了秋天就回来，这感情好，咱家的房顶漏雨，正等着他回来修呢……”
娘沉浸在丈夫即将归来的巨大喜悦和憧憬中，开始絮絮叨叨地计划着等爹回来要给他包一顿他最爱吃的猪肉大葱饺子，要去供销社给他扯二尺布做身新衣裳。
而我，带着同样的喜悦，翻开了第二张信纸。
然而，就在我的目光触及第二张信纸的第一行字时，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全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被瞬间抽干，头皮一阵发麻。
第二页纸上的字迹，完全变了。不再是爹那笨拙的涂鸦，而是蓝黑墨水写出的工整流畅的钢笔字。
我下意识地在心里默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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