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的秋季,鄂东红安地界有个叫徐家河的村子。
就在这儿的打谷场边,出了一桩透着邪乎的奇闻。
一台军用越野车顺着青石板小道轧进村,刹在老槐树边。
他拍着胸脯保证,是京城里的徐深吉长官下令,派他来接亲娘入京安享晚年的。
话音刚落,刚才忙着收秋的乡亲们当场愣住,没多会儿,大伙儿全乱套了。
大队书记急忙凑上前,把那当兵的给拽住,手指着边上正哆嗦的老妪嘀咕:大兄弟,你怕是摸错门牌号了吧?
老太太膝下那个独苗,早十七个年头前就战死了。
那张印着红戳的阵亡单子,这会儿还在老屋炕头垫着呢。
乡亲们心里明镜似的,全当这后生在扯淡。
当年村里一把手亲手把买命钱递上门,老娘们儿哭天抹泪在屋后头垒的那个空坟头,外加年年寒食节去烧香念叨的惨样,街坊四邻哪个不清楚?
一个连骨头渣都烂了十七载的死鬼,咋个冷不丁就变身大都市的“大首长”,还要整辆四轮小车来尽孝?
这桩闲闻听着就像聊斋里的野史。
可偏偏要是扒开那十数年攒下的历史尘土,你会发现,那张宣判死刑的薄纸后头,藏着血肉横飞的阵地死磕,更掺和着要命的联络断层。
想弄明白原委,还得把日历翻回一九三二年的古峰岭高地。
那阵子,三十万国民党方面人马像潮水一样扑向鄂豫皖苏区。
红军队伍在七里坪地界跟对面死磕。
当时,掩护大部队后撤的任务,正好落在徐连长头上。
子弹乱飞的时候,一颗铜花生米钻进了他的左边胸膛,人扑通一下就砸进泥坑里。
阵地前头乱成一锅粥,主力部队撤退的号角已经吹响。
带队主官面临的考题难如登天:是把满身窟窿、眼看只剩半口气的带兵官绑上担架走,还是就地安置?
在这帮人随时可能被包饺子的死局里,这压根儿算不上单选题。
抬着一个动弹不得的半死之人,少说得搭进去好几个好劳力的性命,搞不好整条撤军的线都得断送进去。
这么一来,队伍只能捏着鼻子选了那条最冷血也最清醒的道:马上拔营。
紧接着,按照战时章程,他的大名被划进了烈士名册。
打仗那会儿的阵亡统计网络走得比飞还快。
传令兵递过来的那张信笺,犹如大冬天的一盆凉水,把早些年就没了汉子的老妪浇了个透心凉。
谁知道老天爷偏爱开玩笑,阎王爷没收这个汉子。
红军主力刚走,附近捡破烂的乡亲在死人堆里扒拉出了他,偷偷摸摸扛进山沟沟的破茅屋。
一通土法子熬药往伤口上糊,加上几口清汤寡水续命,愣是把这个胸口破大洞的伤员从奈何桥拽了还阳。
在破木板上熬了六十多天,等腿肚子能挪动时,大部队早就开拔去了川陕交界。
掉队的伤兵该往哪走?
他咬咬牙,拿定主意:要饭也得摸回老部队。
兜兜转转,总算在鄂豫两省的犄角旮旯碰上了留下打游击的自家弟兄,这支汉阳造又端起来了。
打鬼子加上后来的三大战役,他拿命搏前程,从带几百号人的营级干部,生生熬成了管着千军万马的兵团级副手。
常言道,肩膀上星星越多,寻亲的道应该越宽。
全国解放那会儿,他就到处托关系往老家递条子,甚至求着回楚地探亲的老战友顺道摸摸底。
可偏偏这断了线的风筝,到了一九五五年才算接上头。
这当中间儿,藏着一笔很容易被人无视的糊涂账。
新政权刚建那几年,乡底下的邮路断断续续。
大首长投出去的家书,不是地名对不上号,就是邮递员在山沟里迷了路。
最要命的是那老太太的活法——一个对着几件破衣服上香的老寡妇,成天窝在土墙里,压根儿就不掺和外头的事。
信息来源:湖北省红安县党史办《红安将军列传》;《徐深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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