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推移到一九七九年,一千五百万这个庞大数值,让当时的高层管理者们愁得眉头紧锁。
当年城里没活干的年轻群体就是这么多。
这波人里头,包含着回城的下乡知识分子,也夹杂着特殊时期拿着毕业证却没处去的新人,更有一大批接不了长辈班的公有制厂矿后代。
整整一千五百多万血气方刚的小伙姑娘,天天搁大马路上瞎溜达,既没班上,兜里比脸还干净。
除了好几百万户人家的填饱肚子成了大麻烦,另外这股力量简直就是一颗随时能引爆的街头治安炸弹。
路到底该往哪走?
那会儿的华夏大地,才度过一段剧烈动荡期,哪哪都是烂摊子,三百六十行全眼巴巴盼着拨点资源。
想端稳这上千万号人的饭碗,还得把全社会这台庞大齿轮重新挂上高速挡,非得从最高层面对全局好好筹谋一番不可。
等熬到一九八二年腊月,那份关乎神州命运走向的第六个五年规划,总算盖上了大印。
可偏偏在这叠白纸黑字底下,暗流汹涌的派系角力正打得不可开交。
毕竟拍板的人必须给全国上下交个实底:咱们往后的方向究竟朝哪指?
谈判桌两边那是针尖对麦芒。
头一拨人喊得特别响:统购统销老路早就撞南墙了,彻底没戏,放开手脚搞自由买卖才是正道;另一边的人死死捂住基本盘不松手:指令性排产还得挑大梁,价格波动撑死也就是搭个边,绝不能让它鸠占鹊巢。
哪边有理?
谁也没法让对方闭嘴。
说白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年月,压根找不到现成参考题。
折腾到最后抛出来的第六套方案,干脆玩起了极致的现实主义调和。
既然口水战打不赢,那就干脆来个大杂烩——指令也下达,买卖也放开,全民所有制护着,老百姓自己干小买卖也睁只眼闭只眼。
说穿了,这就是在悬崖边走细绳。
那套规划里算得清清楚楚:农田和车间的整体进账每年得爬坡四个至五个百分点,截至一九八五年得摸高到九千七百一十八个亿,跟一九八〇年比起来得拔高三成多;田里收的口粮得堆出四亿吨,较五年前增收百分之二十三。
放眼当下,这三四个点的爬坡率简直不够看。
可要是搁在连着熬过三十六个月的勒紧裤腰带日子之后,想在满地瓦砾堆里重新打柱子,还得保证往上窜,这算盘打得让人脑壳生疼。
为了凑够这笔数,这套走细绳的策略,干脆拉开了两头并进的大幕。
头一个战场,放在了乡下。
此地孕育出了这五年光景里头最不可思议的飞跃。
一九七八年那场寒冬里,皖北某个偏僻小村落的十八条汉子,顶着掉脑袋的压力,在一张分田单子上摁满了鲜红指纹。
效果来得立马见影:转过年来,这个村子的收成直接翻了六番。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一瞅,眼珠子都红了,一窝蜂全开始照葫芦画瓢。
风声传到高层,主管皖省的一把手拨弄了一下最接地气的算盘珠子:甭管走哪条道,能让乡亲们肚皮不挨饿绝对是正道。
他非但没伸手制止,另外还特意给这路子挂上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包产到户。
到了一九八零年,总设计师亲自发话力挺。
这下子,决堤的洪水再也挡不住了。
时光推移至一九八三年,这套规矩横扫了神州大地百分之九十八的基层农业编组,往日里看着铁板一块的集体化吃大锅饭模式,算是彻底黄了。
一旦解开绳索,这帮庄稼汉迸发出的干活劲头简直吓人。
咱拿最后交的账本对一对:七八年那会儿,全国打出来的粮食刚过三亿吨出头;等跨入一九八四年,一口气冲破了四亿吨大关,短短七十二个月猛涨了三分之一。
泥腿子们的腰包也跟着胖了一圈。
之前大伙儿手头能落下的净钱也就一百三十多块,等来到一九八五年,硬生生顶到了快四百块,相当于原先的三倍。
手头攥着真金白银,那自然得消费。
置办洋车子、弄个半导体、扯几尺新布。
这股子铺天盖地的花钱欲望,硬是把城内造日用品的厂子全给盘活了。
头五年里,这些厂子的年均进账蹿升了十一个百分点,把起初画的饼甩出去老远。
凡事皆有两头。
农活干得快了,田间地头用不着那老些大活人了,成群结队的壮劳力被田垄给挤兑出来。
这伙人往哪安置?
那会儿就连高层都没备好锦囊妙计。
兜兜转转熬过八四年,靠着半路杀出来的村镇小作坊,才哆哆嗦嗦把这口大锅给扛了下来。
要是和乡野间的狂飙突进比起来,这五年战略的第二主战场——城厢内部调整,步子迈得就跟猫似的,甚至满地打滑。
这又是啥缘故?
说白了,牵扯的油水不一样。
乡下的玩法一点就透:田地退给种地人,干劲提上来,谁力气出得多谁就吃肉。
可城里的事儿就好比一团乱麻。
里头挂着一堆块头大又死板的公有大厂、连着好几十载死咬着不放的物价铁律、更绑着千千万万户家庭的工资条。
稍稍扯动一截丝,整片大网就得哆嗦半天。
这五年光景,街巷里头统共比划了三件兵器。
头件利器,直奔公家厂子里的均贫富铁饭碗。
一九八一年,最高行政机构试水让大厂签责任状,点头同意某些单位在把公家任务交差后,剩下的产能自己拿主意,赚了亏了全自己兜着。
起心动念没毛病,盼着厂长们能扣下点余钱,把死水搅活。
可偏偏这刃刚劈过去,立马就崩了口子。
厂子捏着决定权,巴不得工人连轴转多造点货,可一查库房才醒悟,那些个铁矿石棉花纱线全归上头统管死卡。
灶台上空空如也,拿啥生火炒菜?
更让人脸都绿了的是,厂子表面上得对盈余亏损全责,可造出来的物件贴啥标价,厂长根本没资格拍板,必须按物价局定好的死板条框往外铺货。
这下子,人骨子里的滑头本性全漏了底。
一小撮头头拿到令箭之后,压根不合计咋样让机器转得更快,成天就琢磨着怎么薅公家的羊毛——把真金白银全塞床底下,财务报表上可劲填赤字,回过头还厚着脸皮找财政局哭穷要救济。
这么一来,这段时间的厂矿整顿,基本成了喊破嗓子没动静的闹剧。
最难嚼的那块死肉,硬是捂到了八四年城中商业模式大调整那会儿才真正下嘴。
第二件兵器,就是谁摸谁烫手的标价牌。
统购统销那阵子,物价牌跟焊死了一样。
为了让大伙有口饭吃,大米白面和豆油这类续命物件,全是上头自掏腰包倒贴给千家万户的。
国库里扛着大几百个亿的贴息账单,眼瞅着就要喘不上气了。
再一个,几万万张嘴在这摆着,坐办公室的算盘珠子根本理不清全国上下差几双毛袜、少几块五花肉。
最后弄得物资全放错了地儿,紧俏货能挤破头,卖不动的扔进库房里长毛发霉。
掌舵者心里明镜似的,把牌价绳索剪断、全凭买卖双方定夺才是仅存的活路。
可这步棋简直要命。
只要撒手不管,那标价签绝对得坐火箭。
当年工人们的月钱还没见涨,油盐酱醋先蹿上天,大伙饿肚皮的话,街头肯定得闹翻天。
来回琢磨好几宿,在这五年的物价调整上大伙决定夹起尾巴做人——不关乎生死的玩意儿适度往上调个几分钱,柴米油盐接着由大统领兜着。
话虽这么说,等跨入一九八五年,就因为解绑了那么几样小杂货的红线,那年的零卖价格指针直接狂飙八点八个百分点,把七八年以来的极值全给干碎了。
胡同弄堂里,大爷大妈们对涨钱这事骂娘的声音连成了片,甚至有街坊开始嘀咕这趟变法是不是彻底带偏了。
这场面直接让当家的人手心全是汗,后背直发凉。
末了的最后一件兵器,算是最邪乎的一招——给摆地摊的盖章准许。
开头唠过的那一千五百万闲散青年,公家确实掏不出成堆的编制岗了。
既然公家不管你碗里有没有稀粥,那大伙就自个儿出去寻摸点嚼谷吧。
八一年的时候,最高指令发下来,板上钉钉地给私下做买卖开了通行证。
放那会儿这绝对是捅破天的大事。
您得明白,早在六十年代那场风暴里,私人做买卖的苗头早就被连根拔了个精光。
没多久,水泥路两边彻底变了模样。
补胶鞋的皮匠摊铺摆上了,苍蝇馆子的油烟飘散开了,倒腾便宜裤衩背心的生意也叫唤起来了。
不过这会儿,摆摊小贩们的身份相当别扭。
上头的白纸黑字给大伙贴了个标签:这玩意儿顶多算作全民大池子里的边角料。
用大白话讲,意思就是“让你活着就算开恩,绝不能得瑟”。
就怕那套靠榨取工人血汗的歪风邪气死灰复燃,上面还专门画了条死线:不准花钱找人帮忙干活,要么就把帮工的数字卡得死死的。
可偏偏,想要活下去的野劲儿一旦撒开缰绳,啥样的高墙铁网也别想拦住。
胡同里的街坊心里跟明镜似的:蹲马路牙子虽说不如进大厂那么有面子,可每天晚上数票子的手感那是半点不掺假。
冒着各种红线风险,私下里的小生意就跟野草似的疯长。
等推移到一九八五年,也就是这份五年规划交卷的关口,神州大地上的商贩证竟然破纪录地发出去一千一百七十一万张,跟着干活的人头直接逼近一千七百六十六万。
这事儿除了把那一千五百多万的闲散劳力大包袱彻底给甩了个干净,另外更是把水泥丛林里的死水潭搅出了惊涛骇浪。
回过头重新审视一九八二年至八五年间的风风雨雨,这第六次长远规划绝对算不上一张无懈可击的神级图纸。
里头到处都是退让与和稀泥。
只要手稍微一松,物价立马蹿天;只要点头让一部分人先捞着钱,穷富之间的鸿沟立马撕裂;只要稍微收回点行政干预,原先那套旧机器立马罢工卡壳。
话虽这么说,恰恰是这番在烂泥滩里趟浑水、在悬崖边上反复拿捏分寸的极度现实操作,硬是在老旧躯壳的夹缝当中,替华夏商贸硬生生挤出了一大片蔚蓝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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