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在数字时代，公民的数字隐私权已成为一项非常重要、关键的基础性权利。它保护个人数据不被随意收集、共享或用于超出必要目的的处理，尤其当数据涉及健康、医疗、购药等高度敏感信息时，更需严格守护。

如果公民的数字信息不能获得有效的保护，不仅侵犯个人隐私，还会让权力滥用，以及成为电信诈骗的信息源。

近日厦门交警部门通过大数据比对公民购药记录（包括镇静催眠药等），向相关人员发送短信提醒或要求注销驾驶证的事件，引发广泛讨论。

这一做法的初衷在于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筛查可能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人员，体现了政府执法向数智化、精细化转型的尝试。如果当事人确实患有法律规定的相关疾病，依法提醒其停止驾驶行为，也符合公共安全的需求。

然而，在肯定预防性管理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权力部门绝不能以“安全”为名，擅自滥用或侵犯公民的数字隐私权。购药记录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健康信息，医疗机构与交警等部门的跨界共享，必须设定清晰边界，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而非随意打通数据接口、进行广撒网式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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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隐私权的核心内涵

数字时代下，公民有权要求：

· 自己的个人数据（如就诊购药记录）不被未经授权地收集、传输或分析。

· 任何数据处理活动必须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限于必要范围。

· 公民享有知情权、同意权（或在法定例外下的告知权）和异议/救济权。

我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明确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不得损害个人合法权益；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收集、使用数据，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医疗机构将细颗粒度的购药记录与交警部门共享，是否符合“最小必要”原则？公民在数据被调取时是否有事先或事后知情的机会？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数字隐私权是否被尊重。

如果权力部门在常态治理中过度依赖大数据“一触即发”，缺乏人工复核、允许当事人申诉或提供医学证明的弹性机制，就容易出现误伤——例如代购药物、短期用药、备用药品等情况被简单等同于“患病”，导致公民无谓损失。同时，这也会诱发公众规避行为（如减少正常购药），反而损害公共健康利益。

权力部门不能擅自滥用隐私数据

大数据本身并非完美，它可能包含“脏数据”、噪声或偏误，仅凭购药记录就作出影响公民驾驶权的判定，容错率过低，程序正义不足。权力部门掌握海量数据，有其公共治理价值，但数据共享必须守住安全底线，尊重当事人数据权：

· 目的限定：数据仅可用于特定法定目的（如重大公共安全风险防范），不得随意扩展到其他场景。

· 边界规范：敏感健康数据共享需严格审批、去标识化或模糊化处理，避免长期存储和广泛扩散造成次生伤害。

· 透明与救济：必须主动公开数据使用规则，为公民提供便捷的核实、申诉和补救渠道，而非“一刀切”式通知。

· 常态 vs 例外：在传染病防控等紧急情况下，数据共享可有合理例外；但在日常管理中，过度挤压公民隐私空间，将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数字时代没有人愿意成为“透明人”。如果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的数据交换中，“谁拥有数据？谁能访问？用于何种目的？”这些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就会削弱公众的数据共享意愿，甚至带来普遍恐慌。

守护隐私与公共利益并重

推进数据开放、政务共享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趋势，但前提是严守法治轨道。权力部门应推动数据清洗、精准比对、隐私增强技术应用，并在共享之外建立数据删除或匿名化机制，避免过时信息长期影响公民权益。

只有明确设定数据共享的边界、规范利用程序，并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救济权，才能让数字治理既高效又人文，既维护公共安全，又不侵犯个人尊严。在日益数据化的世界中，数字隐私权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数字公民的基本权利。权力部门唯有自我约束、不擅自滥用，才能赢得公众信任，共同构建安全的数字社会。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在技术赋能治理的同时，必须以法治为边界，让阳光照进数据流动的每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