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德国历史博物馆的数据，在1945年，“每五个成年德国人中就有一人是纳粹党员，当时的党员总数高达850万”。这意味着，至少在字面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曾是法西斯政权的支持者。
历史学家约翰内斯·施波尔指出，对广大公众而言，能够自行在网上进行这类调查确实极具吸引力。不过他表示，在德国，公众自1994年起就可以在联邦档案馆查阅这些史料，而且在那里获取的信息远不止党员身份那么简单。
但问题在于，德国设有法定的档案限制期。这意味着，关于个人的信息只有在其出生100年后或去世10年后才会解密。这些数据不仅无法在线获取，还必须通过书面形式申请。
此外，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开放程度不同，在德国，普通民众只有在寻找亲属时才能查阅这些档案，而不能随意调查邻居或其他人。施波尔坦言：“时至今日，公众对受迫害者和受害者的认知要深刻得多，甚至清楚他们的名字和身份。但一提到加害者，情况依然相当模糊。”
过去约11年间，施波尔一直通过他创办的“呈现过去”研究服务机构，协助人们调查家族在纳粹时期的历史。他透露，向他求助的客户年龄跨度从20岁到90岁不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年龄层。
目前，积极开展家族历史调查的不仅有孙辈，甚至还有曾孙辈。施波尔补充道，很多时候，这些年轻一代甚至从未见过他们正在调查的祖辈。
一项研究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德国人坚信自己的祖先不是纳粹的加害者。近36%的人声称他们的亲属同样是受害者。此外，还有超过30%的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曾通过藏匿犹太人等方式，帮助过潜在的纳粹受害者。
这位历史学家指出，这些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主观情感，而非确凿的认知。这与历史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战后，纳粹时期的罪行在许多德国家庭中成了一个避而不谈的话题，更不用说去探讨某个家庭成员在其中扮演的具体角色了。
他认为，真正的反思必须触及痛处。这种反思不仅适用于纳粹时期本身，也同样适用于战后。施波尔总结道：“归根结底，我们今天仍在与源于战后时期的神话和扭曲认知作斗争；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战后对罪责的否认。”
这些冷冰冰的档案并不能揭示一个人究竟是狂热分子、投机主义者，还是仅仅随波逐流。此外，只有约80%的索引卡片得以保存下来。因此，即使某个亲属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档案中，也无法完全断定他不是一个自认的纳粹分子。
在施波尔看来，这正是实质性研究的起点。他解释说，有些纳粹党员除了拥有党员身份外，并未犯下太多罪行；而同样有许多非党员参与了极其残忍的暴行。
施波尔坚信，无论人们最终在祖辈或曾祖辈的身上发现了什么，揭开真相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整个社会所承担的一种责任。
目前，研究的焦点依然围绕祖先是否参与过暴力行为展开。但人们也开始关注家族农场是否曾剥削过强迫劳工，或者家族是否持有在剥夺犹太人财产期间窃取的物品。
施波尔坦言：“你可能发现的线索寥寥无几，留下了许多空白，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当然，你也有可能偶然发现一些与家族流传的说法完全相悖的残酷事实。”
他将近期公众对家族历史兴趣的激增，部分归因于乌克兰战争。人们迫切想知道，自己的爷爷当年在克里米亚当国防军士兵时，是否真的像他告诉家人的那样“只是开开卡车”，还是其实也参与了战争罪行。
此外，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也引发了许多人的深切担忧。分析人士指出，人们希望探究该党的崛起与尚未彻底清算的纳粹历史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对意识形态的集体沉默，或许至今仍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纳粹编制的这些卡片索引之所以能留存至今，全靠一个人的义举。施波尔介绍说，在战争末期，这些档案原本已被列入销毁名单，因为纳粹企图抹去一切可能被盟军用来指控他们的罪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