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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南京，秋风比往年都要硬一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大门前，那两尊石狮子被风吹得透着股冷气。一个穿着藏青色长衫的中年男人在门口的石阶下转了不下二十个圈，手里那封引荐信已经被汗浸得有些发软。
这人叫蒋介卿，五十二岁，脸上的褶子比溪口老街的石板路还深。他时不时抬头往大门里瞅，眼神里混着怯、馋，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所当然。这地方如今是他弟弟蒋介石的天下。二十一年前，也是这个弟弟，穿着破旧的棉袍，在他家盐铺门口被他冷言冷语地羞辱过。那时候，蒋介石十九岁，穷得叮当响，想去日本留学，求到他这个掌管家产的兄长头上，结果只换来一句“去日本能有什么出息，不如留在铺子里管账”。
现在，风水轮流转。当年的穷学生成了手握重兵的“蒋总司令”。蒋介卿咽了口唾沫，把信塞回袖子里，硬着头皮往里走。他心里盘算着，怎么也是一娘胎里爬出来的（虽然是同父异母），给个官做做不过分吧？哪怕是个县知事，或者海关监督这种肥缺，也不算辱没门楣。
这兄弟俩的梁子，得从1895年的那个夏天往前刨。那是光绪二十一年，浙江奉化溪口镇的玉泰盐铺里，空气闷得像要拧出水来。
老板蒋肇聪快不行了。这位精明了一辈子的商人，五十四岁就要被时疫带走。床边围着一屋子人，大老婆生的蒋介卿二十岁，已经成家；续弦王采玉带着八岁的蒋瑞元——也就是后来的蒋介石，还有几个更小的娃娃。
蒋肇聪临死前抓着蒋介卿的手，眼珠子瞪得溜圆，喉咙里呼噜呼噜地响，反复就一句话：照顾好你娘，带大弟弟。蒋介卿当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点头如捣蒜。可等到老爷子头七还没过，这承诺就跟玉泰盐铺后巷的蜘蛛网一样，风一吹就散了。
1896年，蒋介卿提出分家。这在当时是件骇人物听的事，弟弟蒋介石才九岁，话还没说利索呢，哪有这就分家的道理？但蒋介卿等不及，他是长子，又是前房生的，底气足。王采玉是续弦，在蒋家本来就腰杆子不硬，面对这个比自己还高出一头的继子，除了哭，一点办法没有。
分家的结果很难看，也很现实。蒋介卿一个人吞了玉泰盐铺和大部分水田。这些是下金蛋的鸡，是蒋家最肥的肉。王采玉母子呢？只分到了镇上的老宅子和二十四亩薄田。这二十四亩地，看着不少，其实都是靠天吃饭，遇上旱灾蝗灾，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从那以后，溪口镇上就出现了极讽刺的一幕：蒋介卿家大鱼大肉，穿绸缎，请先生教子弟；王采玉家则是王采玉没日没夜地做针线活，还要下地干活，蒋介石在私塾里读书，学费都要东拼西凑。
有时候夜深了，王采玉还在油灯下纳鞋底，蒋介石就在旁边背书。他常听见母亲压抑的哭声，那种声音不是嚎啕大哭，是像被人掐住脖子的呜咽，听得人心里发毛。这种寄人篱下的屈辱感，像一颗钉子，死死钉在蒋介石心里。他恨蒋介卿，恨得牙痒痒，但他没办法，他得忍，得读书，得靠功名翻身。
蒋介卿那边倒是顺风顺水。分了家产，他不仅日子过得滋润，还考上了秀才，后来又去宁波读了法政学堂，毕业后混进了司法界，当过台州地方法院的推事，还去广州地方审判厅做过事。虽然官不算太大，但在溪口这一亩三分地上，也算是个人物。
两家人住在一个镇里，却跟陌生人似的。过年过节，蒋介卿也不怎么过来瞅一眼继母和弟弟。他可能觉得，这娘俩就是个无底洞，沾上就甩不掉。
时间一晃到了1906年。这一年，对十九岁的蒋介石来说，是命运的关卡。
那时候的中国，留日热潮跟现在的出国潮一样，甚至更疯狂。日本打赢了日俄战争，成了亚洲老大，大家都觉得去日本学军事能救国。蒋介石在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学堂混了一圈，脑子里全是革命、共和、枪炮这些新词儿。他铁了心要去日本，要去振武学校，要去士官学校。
可去日本要钱，一大笔钱。家里那二十四亩薄田，刨去吃穿用度，根本剩不下几个铜板。蒋介石想到了玉泰盐铺，那本来也有他一份。他硬着头皮去找蒋介卿，这是分家十年来他第一次主动登门。
在蒋家客厅里，蒋介卿坐在太师椅上，端着茶碗，眼皮都不抬一下。听完弟弟的宏伟蓝图，他冷笑了一声，说的话比冬天的冰碴子还扎人：“你去日本？别做梦了。就你那点本事，去了也是喂马的料。不如留在溪口，我在盐铺给你安排个事，干好了，将来分你点红利。”
这番话把蒋介石的自尊心踩得稀碎。他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出门的时候差点被门槛绊倒。回到家，他把这事儿跟母亲一说，王采玉眼泪哗哗流，但她是个硬气的女人，擦干泪就开始翻箱倒柜，变卖首饰家什。
最后还是蒋介石的两个舅舅——王采玉的哥哥王贤东和王贤甲，站了出来。这两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咬牙，把家里的二十亩水田给卖了。那是他们的命根子啊！但为了外甥的前程，他们没含糊。
1906年4月，上海码头。十九岁的蒋介石提着破箱子，看着浑浊的黄浦江水，心里发誓：这辈子要是混不出个人样来，绝不回溪口！
到了日本，现实给了他一闷棍。清政府和日本政府有协议，自费生不能进军校。蒋介石只能先进清华学校学日语。这段时间他过得苦，公费没拿到，家里寄来的钱也紧巴巴的。但他在这儿认识了陈其美——也就是后来的陈英士。这位大哥比他大十一岁，混迹江湖，革命意志坚定，一来二去，把蒋介石带进了同盟会。
1907年，蒋介石回国考入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学炮兵。这一年冬天，清政府陆军部选拔留日学生，蒋介石考上了。这回是公费，不用看蒋介卿的脸色了。
2
1908年春天，蒋介石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这次他是公费生，腰杆子硬了不少。他被分到了东京振武学校第十一期炮兵班。
振武学校其实就是个预科学校，是日本人专门给中国留学生设的“补习班”。学制三年，课程安排很奇葩，日语课占了五分之二，剩下的是数学、物理、博物这些基础课，真正的军事课少得可怜。蒋介石本来是来学真本事的，结果天天在那儿背日语单词，心里那个郁闷就别提了。
但他没闲着。这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开始搞革命活动。他结识了苏曼殊、张恭这些人，大家聚在一起喝清酒、吹牛皮、骂清廷，那是蒋介石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他还读了《革命军》、《警世钟》，热血沸腾，觉得清朝这破房子必须得推了。
在振武学校的成绩单并不光彩。六十二个毕业生，他排第五十五名，总分六十八分。跟他同期的张群考了九十五分，王柏龄九十三分。这俩人后来都成了他的得力干将，但在当时，蒋介石确实不是个“学霸”。他把精力都花在了搞关系和革命上，对枯燥的军事理论兴趣缺缺。
1910年冬天，蒋介石毕业了。按照规定，得去日本军队实习一年才能正式进军校。他被分到了新潟县高田镇的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
高田那地方，在日本本州岛的西边，靠着日本海，冬天雪大得能把人埋了。蒋介石在那儿当士官候补生，说白了就是“见习兵”。每天干的活儿是喂马、刷马圈、铲马粪。日本兵欺负中国学生是常事，动不动就耳光伺候。蒋介石只能忍，他在日记里写过那种屈辱感，但他也承认，日本军队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让他大开眼界。后来他搞黄埔军校，搞新生活运动，很多套路都是从这儿学来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枪响，革命爆发了。消息传到高田，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不想等什么士官资格了，也不想再喂马了。他脱下军装，偷偷溜回中国。这一年他二十四岁，虽然没拿到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证，但他带回了一脑子的军事构想和革命热情。
回国后，他跟着陈其美在上海混，组织敢死队攻打杭州，后来又当上了沪军第五团团长。再后来，二次革命失败，他跟着孙中山流亡日本；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他在粤军里打酱油，也在福建炒股票，生活起伏不定。
而在溪口的蒋介卿呢？这段时间他也在官场里浮沉。他在广东干过推事，后来又回浙江，当过几任县知事。但他这人有个毛病，贪，而且能力平平，官运一直不怎么亨通。他看着弟弟在外面折腾，心里估计也在犯嘀咕：这小子怎么还没死在外面？
时间快进到1920年代。这十年，中国变了天。孙中山在广州搞黄埔军校，蒋介石当上了校长。这一步棋走对了，蒋介石从此有了自己的枪杆子。1926年北伐，蒋介石是总司令，一路从广州打到武汉，再打到南京。1927年，他发动“四一二”政变，清党，然后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
这下，蒋介石成了中国实际上的“一号人物”。
消息传到奉化溪口，蒋介卿正在家里抽大烟呢。听到这信儿，烟枪差点掉地上。他心里那个酸啊，那个怕啊。酸的是当年那个穷得要饭的弟弟现在成了“万岁爷”，怕的是当年自己做得太绝，弟弟会不会记仇。
但蒋介卿这人，脸皮厚。他想：毕竟是亲哥哥，打断骨头连着筋。他现在发达了，总得拉拔拉拔家里人吧？这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天经地义。
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结婚。这可是民国第一大婚礼，轰动全国。因为蒋介石父母双亡，长兄为父，蒋介卿就以“男方主婚人”的身份出席了婚礼。
这是兄弟俩分家二十多年后第一次正式同台。婚礼上，蒋介卿表现得那叫一个殷勤，对宋美龄点头哈腰，极尽讨好。宋美龄是留过洋的人，心善，也讲究个面子。她看这位大伯子一把年纪了还在家里闲着，以前又是学法政的，当过法官，就随口跟蒋介石提了一句：“介卿哥也没个正经事，要不给他安排个职位？”
蒋介石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他太了解这个哥哥了，贪婪、无能、还势利。但新婚燕尔，夫人开了口，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拒绝显得太不近人情。
于是，蒋介卿得到了一个让所有人眼红的差事——浙江海关监督。
这职位太肥了。当时的浙江海关，管着进出口贸易，那是真金白银往里流。蒋介卿一上任，尾巴就翘到了天上。他觉得自己是“皇上”的哥哥，谁敢不给面子？他开始卖官鬻爵，吃拿卡要，对下属非打即骂。杭州商界被他搞得乌烟瘴气，投诉信像雪片一样飞到南京总司令部。
蒋介石看到这些信，头都大了。他把蒋介卿叫来训了一顿。蒋介卿还不服气，觉得弟弟不帮自己人。蒋介石没办法，为了平息民愤，也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只好把哥哥从海关监督的位置上撸下来。
但毕竟是亲哥哥，不能让他饿着。蒋介石给了蒋介卿一笔钱，让他回溪口开了家钱庄，叫“丰镐房”。这名字起得有讲究，“丰”和“镐”是周朝的都城，寓意蒋家天下。蒋介卿就在老家当着土皇帝，收租放贷，日子过得依然滋润，只是手里没了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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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溪口的蒋介卿，虽然没了官身，但架子还在。他整天在丰镐房里指手画脚，对蒋介石指派来的管家也是呼来喝去。他心里其实一直憋着股火：觉得弟弟给他的官太小，不够体面。
这种日子过了几年，到了1936年，出大事了。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在了西安，逼他抗日。消息传到奉化，整个溪口镇都炸了锅。
蒋介卿听到信儿的时候，正在吃午饭。碗“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吓坏了。他这辈子的荣华富贵全靠这个弟弟，要是弟弟有个三长两短，或者下野了，他这个“皇亲国戚”还怎么当？
恐惧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他开始胡思乱想，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抽烟抽得更凶了（他后来把大烟戒了，改抽纸烟，但量更大）。本来就有高血压的他，这一急，血管哪受得了？
没过几天，蒋介卿突然中风了。半边身子动弹不得，话也说不清楚，嘴里只会流哈喇子。
蒋介石后来被释放了，回到南京，听说哥哥病重，派了最好的医生去溪口，还送去了不少名贵药材。但这时候的蒋介卿，已经是风中残烛了。
1936年12月底，溪口下了一场大雪。蒋介卿在丰镐房的床上咽了气，终年六十一岁。
他死的时候，蒋介石正在南京忙着处理西安事变的后续，还要部署抗战，没能赶回来见最后一面。只是发了个唁电，寄了副挽联，算是尽了兄弟情分。
蒋介卿这一辈子，前半生靠算计弟弟起家，后半生靠巴结弟弟享福。他死的时候，心里想必是复杂的。如果当年他对蒋介石好一点，哪怕只是分家时多给几亩地，或者资助弟弟去日本留学，以蒋介石的性格，后来给他的肯定不止一个海关监督。
但历史没有如果。玉泰盐铺的算盘珠子，早就把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
蒋介卿死后，葬在溪口的山上。蒋介石给他立了块碑，写了些“兄友弟恭”之类的场面话。但溪口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兄弟俩的情分，早在1896年分家的那个下午，就已经断得干干净净了。
风吹过溪口镇的老街，玉泰盐铺的旧址已经改成了别的铺子，进进出出的人早就忘了当年这里发生过什么。只有那条剡江的水，还在静静地流着，把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冲刷得干干净净，一点渣都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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