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通过 “ 十五五 ” 规划纲要。在欧洲对华认知持续调整的背景下，这一中长期发展框架再次引发关注。
围绕中国的产业政策、欧洲对华依赖以及德国未来的经济定位等问题，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经济学教授陶伯（Markus Taube）接受《欧洲时报》采访。他认为，德国至今仍未真正理解中国的“五年计划”，而这种认知偏差，正在影响其对中国乃至全球竞争格局的判断。
记者：德国是否低估了中国的“五年计划”？
陶伯：德国政界和商界对中国五年规划存在较为根深蒂固的误解。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将这种“计划体系”简单等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甚至与苏联模式划上等号，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准确的。
在德国，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对产业政策一直存在明显的排斥情绪。长期以来，产业政策在德国并未留下太多正面经验，因此也缺乏制度性的信任基础。
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产业政策的运用上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而所谓“五年计划”，本质上正是这一政策体系的重要工具之一。
问题在于，德国一方面误解了这些规划的实际功能，另一方面又倾向于从原则上否定产业政策本身。可当你面对中国时，又会发现：那里显然有一套正在发挥良好作用的东西，但我们却解释不清它为什么会起作用。
记者：欧盟强调减少对中国依赖，这是否低估了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
陶伯：在一些具体领域，欧洲确实对中国或其他国家形成了较高依赖。而在稳定环境下，这种依赖并不构成问题，但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就可能转化为风险。
当前欧洲正在推进更具前瞻性的调整，这本身可以理解。例如，中国对稀土出口的限制，确实对德国工业造成了冲击，因为德国在这一领域依赖程度较高。
但需要看到，这类变化同时也会强化一种政策逻辑，所有那些主张“我们必须摆脱中国”立场的人，都会因此获得更多论据，因为他们会说：看，这就是胁迫，这种事已经开始发生了。
也就是说，在某些具体领域，我认为德国确实应该减少对中国这种单方面的依赖，无论是作为进口来源地，还是作为采购市场。
记者：德国正加强与印度合作，印度会成为更好的替代选项吗？
陶伯：我个人认为，从多个维度来看，中国仍然是更具吸引力的合作伙伴。中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基础。中国的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所能看到的最具生产力、最具竞争力的体系。中国拥有稳定而连贯的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同时整体上还拥有庞大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储备。
印度则不一样。印度是一个大市场，印度也在增长，也在追赶式发展，但印度同时也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说，印度国内至今仍然存在事实上的内部关税壁垒，整个国家本身就高度碎片化。
在人力资源方面，印度确实拥有顶尖教育机构，如印度理工学院，但从整体来看，高质量人才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断层，难以形成广泛支撑。
这意味着，印度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与中国相比要明显低得多。再加上它的政治和制度结构，从整体来看，我认为，中国显然是比印度更有吸引力、也更具潜力的合作伙伴。
记者：未来10至15年，德国会扮演什么角色？
陶伯：德国未来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已经由当前的发展路径决定。
德国目前存在巨大的改革需求。如果这些改革不能以足够坚决的方式推进下去，那么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区位的竞争力将持续下降，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企业整体会衰落。许多企业本身已实现全球布局，仍具备较强竞争力。但问题在于，“德国这个区位”本身的吸引力正在下降。所以必须尽快作出改革。
我们需要减少制度性障碍，优化企业环境，当然，我们也必须把德国放在欧盟框架内来思考。单一国家的体量已难以应对全球竞争，我们需要整个欧盟都成为一个在全球竞争中强有力的行动者。
我们所面对的，不再只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越来越明显地演变成生态系统之间、结构之间的竞争。而在这一层面，欧洲在过去二十年中确实失去了一部分优势。我们必须重新把这种竞争力建设起来。
未来，德国和欧洲能否重新建立这种竞争力，也将直接决定德国和欧洲未来在与中国关系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究竟能不能继续作为中国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而存在，还是会不断失去自身实力？如果是后者，那当然会非常不利。
（欧洲时报德国版小婺生采访报道，转载请注明公众号GermanReport）
【德易知(GermanReport)】（原名“道德经”）秉持“以报道德国经典，成报道德国经典”这一宗旨，立足德国，辐射全欧，服务华人，是德国有关新闻资讯的主要微信号。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