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28日,悉尼奥林匹克体育场。当我第一个冲过女子20公里竞走终点线的那一刻,我下意识地举起了双臂。

我想笑,想喊,想找人拥抱。可就在我转身环顾四周的瞬间,笑容凝固在了脸上——看台上没有人为我鼓掌,教练席上空无一人,连一面国旗都找不到。整个体育场安静得可怕,仿佛我刚才完成的不是一场奥运决赛,而是一次普通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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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丽萍,那年我24岁。我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冠军,也是中国田径队在那届奥运会上唯一的金牌得主。可那一刻,我成了“史上最孤独的奥运冠军”。

时间倒回几个月前。当我拿到悉尼奥运会参赛资格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这是个好消息。三次选拔赛,我拿了三个第一,可队里的人还在讨论“要不要换人”——因为如果让我去,两个竞走队员就都是辽宁的了,怕被人说成“辽宁队”。最后还是当时的田径中心主任谢亚龙拍了板,我才拿到了那张飞往悉尼的机票。

我知道自己在队里的位置。刘宏宇是队长,是1999年世锦赛和世界杯的双料冠军,所有人都把夺金的希望放在她身上。而我,充其量是个“陪跑”。赛前准备会上,教练组没有为我制定任何战术计划。我心里清楚,我的任务就是配合刘宏宇,牵制其他选手,如果能扰乱第一集团的节奏,就算完成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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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委屈是假的。哪个运动员站上奥运赛场,不渴望金牌?可我也理解教练组的想法——刘宏宇确实比我强,她拿过世界冠军,而我,在大多数人眼里,只是个“无名小卒”。我想,只要能站在奥运赛场上,能为国家出一份力,就够了。

9月28日,比赛正式开始。20公里的赛道,烈日当头,我和刘宏宇并肩出发。前十几公里一切正常,我们按照战术跟在大部队后面。可到了后半程,刘宏宇突然加速,想冲进第一集团。竞走这项运动最忌讳的就是突然加速——动作稍一走形,裁判的红牌就会落下来。

果然,刘宏宇接连吃到两张红牌。她急了,在最后五公里时拼尽全力冲刺,结果第三张红牌,直接罚下。

那一刻,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刘宏宇在场边痛哭,教练组围上去安慰她。然后,他们走了——全部走了,整个教练团队、后勤人员,全都离场了。

他们忘了,场上还有一个中国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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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离开。我手里已经拿了一张红牌,必须格外小心。我告诉自己:稳住,按自己的节奏走,千万别急。刘宏宇被罚下后,场上的局势开始变化。很多选手急于求成,动作变形,接二连三地被罚下。我一点一点地往前赶,从第10名追到第5名,再到第3名。

最后几公里,我前面只剩两个人——意大利选手和澳大利亚本土选手莎维利。莎维利是东道主,现场几万观众都在等她冲线,满场都是澳大利亚国旗。我紧紧跟在她们后面,不敢有丝毫松懈。

最后几百米,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意大利选手被罚下,莎维利在最后冲刺时动作变形,也被判犯规。我一下子成了第一名!我不敢相信,可脚下还在不停地走——我知道,只要我不犯规,金牌就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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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我高举双手,等着欢呼声响起。可我等来的,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环顾四周,教练席空无一人,队友不见了,连一面小国旗都找不到。唯一在场边等我的人,是翻译胡斌。他跑过来抱住我,我问他的第一句话是:“有国旗吗?”他摇摇头,说国旗都被拿走了。

那一刻,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冲线之前,教练组已经全部离场了。他们认为刘宏宇被罚下后,中国队夺金无望,而我排在后面,根本不可能拿到奖牌。所以他们收拾东西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赛场上。

是翻译胡斌跑出去打电话报信,他们才知道我拿了冠军。等他们想返回赛场时,入口已经封闭了,谁都进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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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一个人空手绕场一周。我努力挤出笑容,向观众挥手致意,可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想披上国旗跑一圈,那是每个运动员夺冠后最想做的事,可我没有国旗。有华人观众在看台高处挥舞着国旗,可他们离我太远了,根本递不过来。

后来有记者问我那一刻的感受,我说:“我真的第一时间就想去找面国旗,哪怕是一面小国旗挥一挥也好。”

那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一共拿了28枚金牌。每一个冠军都身披国旗、被欢呼包围,只有我,是一个人站在领奖台上。

回国后,教练组试图把这一切解释成“战术安排”——说刘宏宇是“牺牲自己”来扰乱对手,为我的夺冠铺路。可这话连我自己都觉得荒谬。一个实力更强的种子选手,怎么可能被安排“牺牲”来保一个陪跑的人?如果他们真的这么重视我,又怎么会提前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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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我退役了,当教练、开公司、推广全民健身。可那场比赛的视频,我有三到五年都不敢看。每次看都会哭,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想到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想到那些在训练场上吐黄水的日子,想到带着膝伤咬牙走完选拔赛的自己。

我从不怨教练,也不怨任何人。我知道,在那个年代,能站上奥运赛场、能拿到金牌,已经是命运给我的最大奖赏。可我也想说一句:运动员的荣耀,不该只有金牌本身。那一面国旗、那一声欢呼、那一个拥抱,同样是他们用十几年汗水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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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释怀。但每当有人提起“最孤独的奥运冠军”,我还是会想起悉尼的那个下午——当我冲过终点的那一刻,场上只剩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