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5日凌晨2点，澳大利亚考拉战俘营里，日军战俘突然成批冲向铁丝网。
黑夜里，呼喊声、枪声和脚步声混在一起，一场震动澳洲的战俘暴动，就这样爆发了。
当时澳大利亚关押着两千多名日本战俘，其中大部分来自新几内亚战场。
那些人在前线时，长期遭受饥饿、疾病和作战压力的折磨。
被送入考拉战俘营后，他们的处境反而有了变化，食物充足，能得到基本医疗，到了冬天，还会发放毯子和保暖衣物。
按澳方的理解，这样的待遇足以维持秩序。
但对许多日本战俘来说，问题并不在物质条件，而在“被俘”本身。
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灌输的武士道观念，把战死视为体面，把被俘视为耻辱。
东条英机1941年颁布的《战阵训》，更将这种观念明确灌输给前线士兵。
对这些人而言，活着进入战俘营，并不意味着解脱，反而像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失败。
暴动前几天，澳大利亚当局宣布，将把考拉战俘营中级别低于下士的战俘全部转移到海伊战俘营。
这个决定，在澳方看来只是管理安排，在战俘中却激起了更强烈的羞耻感，原本就压抑的情绪，因此走向极端。
8月5日凌晨，一声暗号之后，关押在B营的1104名日本战俘几乎同时行动。
他们拿着自制棍棒、刀具和其他简易武器，集体冲向营地边界。
守卫的澳军哨兵起初被这突然的一幕震住，随即开枪阻拦。
有人倒在铁丝网前，有人踩着同伴的身体继续往外冲，也有人翻出营地，逃进附近荒野。
混乱持续了数小时，结果十分惨烈，234名日本战俘死亡，108人受伤，澳军方面4名守卫阵亡，4人受伤。
阵亡的两名澳军士兵哈迪和琼斯，后来被追授乔治十字勋章。
暴动结束后，约有400名战俘一度突围，但大多数没能逃远，其中334人很快被重新抓获。
澳大利亚当局很快成立调查法庭，由四名陆军高级军官负责查明经过。
调查中，人员发现了几张写在卫生纸上的日文笔记，上面详细记录了暴动计划，落款是“Y.S.”。
起初调查者怀疑笔记出自战俘营中的军士长下山吉雄之手，因为他的姓名缩写正好也是“Y.S.”。
更巧的是，暴动结束不久，下山吉雄也死在营中，于是外界一度猜测，他可能因为泄露计划而遭到其他战俘杀害。
但随着调查深入，事情并非如此。
调查人员找到了暴动领袖松岛，经过讯问得知，那些笔记其实是松岛本人所写。
“Y.S.”只是他随手写下的缩写，并不特指下山吉雄。
至于下山吉雄的死亡，也与暴动计划无关，而是一次意外。
这一结果，推翻了早先的许多猜测。
回头看这场暴动，最深的根源并不只是转移命令，澳方认为，战俘应当受到基本的人道待遇，但在相当一部分日本战俘看来，被俘本身就已失去体面，对方的善待并不能消除这种羞耻感。
双方理解战争、失败与生存的方式完全不同，最终酿成了流血事件。
日本这些俘虏，本就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与执行者，被俘只是其侵略失败后的结果，所谓集体冲营，不过是在军国主义和武士道洗脑下，对现实失败的一次疯狂自毁。
它既不是为自由而战，也不是为正义而起，更不能与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抵抗相提并论。
真正的抗争，应该是面对外来占领与法西斯统治时，为国家生存、民族尊严和人民自由而进行的反抗，而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正属于后者。
1944年夏天，随着苏联军队逼近波兰南部，斯洛伐克抵抗力量看到了机会。
德国方面也察觉到局势变化，8月28日，德军增派大批部队进入斯洛伐克，准备对当地游击队和地下组织进行全面镇压。
第二天，斯洛伐克国防部长通过广播宣布，德国已经全面占领斯洛伐克。
当天晚上8点，抵抗领袖扬·戈利安下达总起义命令，各地抵抗者随即开始行动。
起义初期进展很快，8月30日清晨，抵抗武装攻占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并将其设为起义总部。
局势一度看起来颇有希望，但仅仅一天之后，普雷绍夫的两个抵抗师就被德军解除武装。
这两个师原属东斯洛伐克军队，原本掌握着对抗德军所急需的重武器，他们的失利，对起义打击极大。
9月5日，扬·戈利安被授予将军军衔，负责统一指挥起义，到这时，抵抗力量已发展到47000人，比起义之初增长了许多。
为了争取外援，戈利安下令攻占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两座机场，希望借此打通与苏联之间的空中补给线。
9月10日，这两个机场被成功夺取，抵抗者原本期待援助很快到来。
但现实并不如他们所愿，苏联方面的支援迟迟未能真正形成决定性作用，更严重的是，受莫斯科控制的部分游击力量，并没有与斯洛伐克本土抵抗者形成有效配合。
与此同时，起义内部本就复杂的派系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
目标大致相同，并不意味着行动能够完全一致；在资源紧张、战局恶化的情况下，这些分歧进一步削弱了起义的力量。
10月7日，鲁道夫·维斯特将军接替戈利安，成为起义军总指挥，戈利安改任副手。
指挥层虽有调整，但整体局势已经越来越不利。
10月17日，德军开始大规模反游击作战，从匈牙利方向调来35000名正规军，对起义武装展开猛烈进攻。
抵抗者虽然作战顽强，但装备、补给和组织能力与德军相比都存在明显差距，很快陷入被动。
10月27日，德军逼近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起义总部已无法坚守，只能撤离。
第二天，维斯特将军向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发出消息，宣布斯洛伐克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
10月30日，德国党卫军将军赫尔曼·霍夫勒与斯洛伐克傀儡政权领导人约瑟夫·蒂索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联合宣布，起义已被镇压。
但“结束”并不意味着抵抗彻底消失，许多起义者转入山区和地下，继续从事游击活动，11月3日，维斯特和戈利安在波赫龙斯基·布科韦茨被德军抓获，后来都在战争结束前被处决。
12月25日，先前进入斯洛伐克支援起义的英美小型军事代表团也被德军俘获，其中部分成员同样遭到杀害。
从结果看，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失败了，它失败于多重原因，德军军力强大，外部支援不足，内部派系分裂，战略协同也始终有限。
可即便如此，在德国占领最严酷的时期，斯洛伐克仍有人愿意公开举起武器反抗，它也说明，民族独立意识。并没有在傀儡政权和军事高压下被完全压垮。
考拉暴动与斯洛伐克民族起义都发生在1944年，也都伴随流血和死亡，但二者高下立判。
前者是日本侵略军战俘发动的暴动与越狱，只是军国主义把失败者再次推向死亡；后者则是被占领地区对纳粹德国及其附庸政权的武装反抗。
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则是在强敌压境下，仍试图争取国家前途和民族尊严，向往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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