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法国一直被视为欧洲近代以来中央集权国家的典范。尤其得益于托克维尔对于“民主在美国”和“专制在法国”的横向比较，这一固有印象深入人心。但实际上，自托克维尔以降的一百多年间，这套中央集权制度历经多次试错调校，刚性已经大大缓和，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市镇选举的定型和完善：和公民日常生活最贴近的市镇长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构成了抵制国家意志的一层有力缓冲。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2日，法国巴黎，工作人员在一个投票站管理投票箱。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
正因如此，六年一次的市镇选举，就被赋予了独特意义：虽然它不决定高层人事，但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民意流变的趋势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涨落兴衰。而2026年的市镇选举，是针对巴黎、里昂和马赛三大城市的选举制度改革之后的首次实践，同时距离2027年总统大选也仅有一年时间，因此意义格外重大。
此次市镇选举于3月15日和22日举行了两轮投票。地方格局经历新一轮洗牌后，大体上可以看出若干趋势：传统中右翼仍然根基深厚；左翼没有遭遇预期中的退潮，大体守住了阵脚；极右翼虽然没能掀起狂潮，但正在蚕食越来越多的地盘；针对极右翼的“共和阵线”虽然依旧维持，但已经出现松动迹象。
最关键的是，面对根基深厚的右翼、守住阵脚的左翼、步步进逼的极右翼，以马克龙阵营为代表的中间派力量却依旧薄弱。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一阵营也算勉强守成，甚至还小有斩获，但时移世易，相同的政治格局占比，在2026年的含义和2020年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在表面稳定之下，中间派重塑格局的历史机遇恐怕已经丧失。虽然“马克龙时代”在2027年才会正式落幕，但这场地方选举，已经为这场落幕提前一年奏响了挽歌。
极右蚕食
法国所谓的“市镇”（Commune），事实上涵盖了从超大都市到微型村庄的极大跨度：人口多达200万的巴黎，和仅有2名常住居民的罗谢富尔沙（Rochefourchat），都可以成为市镇选举中的单独选区，因此不同规模的市镇在政治权重上差距悬殊，相同的“市长”（maire）头衔，可能是一方诸侯，也可能是穷乡僻壤的村长。而在全法近3.5万个市镇中，绝大多数规模较小，真正在政治版图上有实质意义的，是人口超过1.4万的650多个大中型市镇、尤其是人口超过10万的42个较大城市。
根据《世界报》的盘点，倘若以650多个大中型市镇来看，经历此次选举之后，近三分之一的市镇在不同政党间易手，但各方均有得有失，政治格局大体仍保持稳定，不过极右翼是一个显著例外，不仅守住了此前获得的9个市镇，而且还新获得了18个，换句话说，其掌控的大中型市镇翻了三倍，虽然绝对数量并不多，且通常都是偏小规模，但势头仍不可小觑。
在2020年选举中，国民联盟经过两轮投票赢得了南法城市佩皮尼昂（Perpignan），这是该党首次在人口超过10万的大型城市主政，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六年之后，国民联盟在该市的优势更加稳固，市长阿里奥（Louis Aliot）首轮便跨越了50%得票率、直接连任当选。
除佩皮尼昂之外，国民联盟在大城市遭遇瓶颈，未能新赢得任何一个10万人以上规模的城市，但赢下了310个市镇中的超过3000个市长和市议员席位，相比2020年的827个席位有大幅跃进，并在卡尔卡松（Carcassonne）、奥朗日（Orange）、芒通（Menton）、卡涅（Cagnes-sur-Mer）等60多个中小市镇实现主政，党主席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称之为该党“史上最大突破”。值得一提的是，毗邻巴黎大区、和中国渊源颇深的小城蒙塔尔纪（Montargis），当年是左翼革命领袖在法勤工俭学的“红色根据地”，这次也落入极右手中，颇有历史吊诡意味。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5日，法国洛林地区萨尔格米讷市政厅正在举行地方选举投票。视觉中国 图
即便在某些城市未能成功上位，国民联盟也让传统主流政党惊出一身冷汗：在地中海港口城市土伦（Toulon），该党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狂砍42%，大幅领先于中右派候选人，但后者得益于当地的“共和阵线”——即其他候选人退出投票以合力汇聚票源，成功完成了对极右派的阻击，最终逆转取胜。在南法城市尼姆（Nîmes），国民联盟候选人首轮以30.39%的得票率领跑，但在次轮中被法共候选人实现反超。这个原本右派长期执政的城市，先是看似险些落入极右派之手，随后又倒向激进左派，成为本次市镇选举最大的逆转戏码。
在国民联盟之外，极右派取得的最大突破，是从传统中右派阵营中分裂出来的“共和右派联盟”（UDR）在法国第五大城市尼斯获胜。党魁西奥蒂（Eric Ciotti）首轮便一骑绝尘，斩获了高达43.43%的选票，此前连任18年的现任市长、“地平线”党副主席埃斯特罗西（Christian Estrosi）远远落后；次轮投票前，左翼候选人拒绝退选，共和党也拒绝支持这名当年从营垒中出走、投靠中间派的“叛将”，最终“共和阵线”未能形成，西奥蒂兵不血刃地接掌了尼斯市长的位置。
以尼斯作为最典型例子，可以看出，法国传统上主流政党面对极右翼的“大局观”正遭受侵蚀，“共和阵线”不再是金科玉律。除尼斯外，在兰斯（Reims）、德拉吉尼昂（Draguignan）、布里孔特罗贝尔（Brie-Comte-Robert）等地，都出现了中右派和极右派在第二轮投票中公开合流的情况，以及更多选区的共和党人物以个人身份公开支持国民联盟的例子。虽然迄今为止，共和党并没有改变既定红线，对于公开与国民联盟合流的党员频频祭出党纪制裁，但这种防御性姿态本身就说明，二者之间原本界限清晰的鸿沟，正在逐渐变得模糊。
左派坚守
在左翼阵营中，“不屈的法兰西”（LFI）也制造了类似的极端势力难题：它究竟应该被视为“极左派”，还是“激进左派”？内政部和行政法院认同前一种定性，而“不屈的法兰西”则极力为自己辩解。二者的区别在于，“极左”从本质上不认同共和体制，因此主流政党与其合作无异于开门揖盗；而“激进左派”则仍然容身于共和框架之内，因此仍有一定的合作余地。
对“不屈的法兰西”来说，更不利的背景是，就在市镇选举一个月之前，发生了极右青年昆汀·德朗克（Quentin Deranque）遭极左派分子殴打致死事件，而“不屈的法兰西”和凶手被指有间接关联，这导致该党成为众矢之的，不仅直接危及到在各地的选情，而且其他左翼政党倘若与其合作，也承受着更大的道义压力。
当地时间2026年2月21日，法国里昂，抗议者举着写有“为昆廷伸张正义”的横幅，参加纪念极右翼活动人士昆廷·德兰克的游行。视觉中国 图
但政治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在事关利益的现实选举中，不管贴哪种标签，都既不能说是一锤定音，也不能说是全无意义。就像中右派面对国民联盟的“海妖歌声”一样，中左派面对“不屈的法兰西”，也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策略，很大程度上由各地的选情和人事所决定，这也导致既有力挽危局的案例，也有弄巧成拙的惨败。
市镇选举首轮投票后，“不屈的法兰西”的成绩出乎意料地远远好于预期，不仅在个别市镇一举成功，而且在近百个选区进入了第二轮，甚至在某些大城市（如图卢兹）看到了历史性突破的可能，这令该党高层信心爆棚。但在次轮投票后，“不屈的法兰西”终究要面对一个冷冰冰的现实：除了在巴黎近郊城市圣丹尼（Saint-Denis）、东北部城市鲁贝（Roubaix）以及零星市镇之外，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胜利，反而为政治心理博弈提供了某些耐人寻味的样本。
在图卢兹，“不屈的法兰西”候选人皮克马尔（François Piquemal）在首轮投票以27.56%排名第二，距离领先的右派候选人仅差不到5个百分点，而另一名中左派候选人拿下24.99%，因此理论上说，只要左翼实现大联合，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在次轮跨越半数门槛而胜选。左派的确如法炮制，由皮克马尔带领合并后的左翼联盟发起冲击。然而这种操作却触发了一个“算术遭遇人心”的陷阱：当地中间派和右派选民目睹“极左派市长上台”的风险，次轮投票率大幅拉升，出现大量阻击性投票，最后皮克马尔反而以46.13%对53.87%落败，成了“一加一小于二”的现实政治注脚。
这种“一加一小于二”的操作，不仅出现在“不屈的法兰西”打头阵的战场，同时也是社会党和绿党最担忧的前景。以第一书记福尔（Olivier Faure）为代表的社会党领导层刻意维持“战略模糊”，一方面严词批评“不屈的法兰西”、尤其是其党魁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信誓旦旦地声称与该党之间不存在“全国性协议”，但另一方面又不阻止各地党部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同其进行合作。
因此，社会党在各地的策略迥然有异，在巴黎、马赛、雷恩等地，社会党候选人都拒绝同“不屈的法兰西”合作。尤其在极右派虎视眈眈的马赛，社会党籍市长帕扬（Benoît Payan）在首轮投票中仅以一个多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于国民联盟候选人阿里西奥（Franck Alisio），二者难分轩轾，但帕扬始终明确拒绝和“不屈的法兰西”合作，最终后者拱手退出，将这部分选票让给了社会党，同时中右派候选人坚持不退、分流了极右派选票，让帕扬得以在第二轮以14个百分点的优势大胜对手。
相反策略但同样成功的例子，则是南特市长罗朗（Johanna Rolland）在首轮投票中同样仅以一个多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于中右派对手，面临着严峻挑战：由于当地没有极右派的实力搅局者，而“不屈的法兰西”候选人以11.2%进入第二轮，因此如果左派选票继续分散，右派必胜无疑。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和“不屈的法兰西”候选人进行了所谓“技术性合并”：二者名单合并，后者退选，但日后仍作为市议会的反对派出现。最终，罗朗以52.18%对47.82%的小幅优势勉强获胜。
但除了南特之外，社会党的这种“因地制宜”结盟策略并没有发挥逆转乾坤的效果：在利摩日（Limoges）和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这两个左派根基深厚的城市都未能阻止右派获胜；更惨烈的失败出现在左派主政长达37年的西部重镇布雷斯特（Brest），现任社会党市长屈扬德尔（François Cuillandre）自2001年起就一直连任，此次在首轮投票落后6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同排名第三的“不屈的法兰西”候选人进行了“技术性合并”，结果弄巧成拙，在当地激起巨大争议，在次轮投票中以近20个百分点的差距被横扫。
无论在社会党内还是党外，这种“战略模糊”都不乏争议。在反对者眼中，福尔是首鼠两端的骑墙派，此次选举中社会党失去多个历史重镇，和这种“战略模糊”不无关系。但从近年来社会党的发展轨迹来看，福尔的确通过这种“战略模糊”，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寻求微妙平衡：既对“不屈的法兰西”严词批评，又不动声色地借助其力量；既对马克龙阵营动辄以倒阁相威胁，又在关键时刻屡屡出手拉一把，总之在两个方向上都维持“斗而不破”的格局，而最终结果是，社会党已经完全从当年大选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为今日法国政坛上一支完全无法忽视的力量，甚至是隐而不显的“造王者”，此次市镇选举对社会党而言有得有失，总体而言仍然算是守住了阵脚。
相比之下，立场更激进的绿党，虽然在2020年的市镇选举中风云际会（环保议题引人瞩目、俄乌尚未全面开战、疫情抑制老年人投票率），出人意料地卷起一股“绿色浪潮”，但近年早早就感受到了退潮的压力，因此也更加不忌惮同“不屈的法兰西”携手合作以挽回局面，并在里昂、格勒诺布尔、图尔等地都获得了成功。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2日，法国里昂，由共和党和复兴党支持的里昂市长候选人让-米歇尔·奥拉斯在2026年法国市政选举第二轮投票后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尤其是里昂的选战，绿党上演了今年最大一场“不按牌理出牌”的逆转剧情：原里昂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主席、代表中右派阵营的奥拉斯（Jean-Michel Aulas）挟高人气挑战现任绿党籍市长杜塞（Grégory Doucet），在选前民调中一度曾以20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碾压”对手，但这种民调优势节节走低，在首轮投票后反而以36.78%对37.36%落后，虽然0.6个百分点的差距微不足道，但奥拉斯此前志在必得的气势已经荡然无存，加上他的选战策略出现失误，绿党则与“不屈的法兰西”合并名单，最终以50.67%对49.33%的极微弱优势获胜。
不过和社会党一样，这种合作策略对绿党来说也并非万无一失，在普瓦捷（Poitier）、贝桑松（Besançon）等地，绿党和“不屈的法兰西”合作之后，依然输给了右派对手；更有戏剧性的是，在斯特拉斯堡的“左派内战”中，绿党和“不屈的法兰西”结盟，但仍然输给了得到中右派襄助的社会党籍前市长特劳曼（Catherine Trautmann）。综合而言，绿党明显失大于得，是此次市镇选举的最大输家。
“马克龙主义”的黄昏
在左右两翼的拉扯之下，中间派力量表面上维持了稳定，在650多个大中型城市中，中间派主政的数量从2020年的93个小幅增长到97个，占七分之一左右。针对选举结果，复兴党秘书长、前总理阿塔尔（Gabriel Attal）信心满满地声称“取得了进展”、“强化了地方根基”，该党麾下已经有200多名市长，地方民意代表席位也实现了翻倍。
不过仔细来看，复兴党的成功基本都集中在中小城市，值得一提的最大收获是拿下了波尔多（Bordeaux）和安纳西（Annecy），这也是迄今为止复兴党所主政的仅有的两座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然而，这两地的胜利很难被看作是马克龙阵营“强化根基”的成果，尤其是在波尔多的险胜有相当的偶然性。
波尔多前任绿党市长于尔米克（Pierre Hurmic）原本在民调中优势明显，被认为大概率能够连任成功，并且拒绝同“不屈的法兰西”合作，但在首轮投票中仅以两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于原马克龙政府部长卡泽纳夫（Thomas Cazenave）。而排名第三的候选人、经济学者德塞廷（Philippe Dessertine）获得了20.2%的瞩目成绩，但随后出乎意料地宣布退选。舆论普遍认为德塞廷受到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被迫为胜率更大的卡泽纳夫让路，以便能逆转局面。最终，卡泽纳夫在第二轮以50.95%对49.05%的微弱优势胜出。
相比在波尔多和安纳西的成功，马克龙阵营在更重要的阵地——巴黎、马赛、里昂这三大城市相继遭受挫败。复兴党在这三地都没有直接派出候选人，采取了和其他中右派政党合作的形式，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抱团取胜，这不仅导致左派在地方上的抵抗力量增强，也导致了马克龙派在整个中右翼阵营中的“话事权”进一步流失。
当地时间2026年2月25日，法国巴黎，法国文化部长拉希达·达蒂与法国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特在部长会议结束后离开爱丽舍宫。视觉中国 图
在万众瞩目的巴黎市长争夺战中，原本出身共和党、接受马克龙“招安”入阁的文化部长达蒂（Rachida Dati）志在必得，早早便为此布局，到了后期索性辞去部长职务、全力冲刺。但由于她身上有鲜明的萨科齐派系标签，性格强势独断，又有官司缠身，导致整个中右派阵营不乏异议之声。“地平线”党坚持派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布尔纳泽尔（Pierre-Yves Bournazel），但他在首轮投票过后仅排第四，虽然进入次轮，但显然取胜无望，于是在高层授意下退出战局，勉强转而支持达蒂。而来自极右派光复党（Reconquête）候选人克纳福（Sarah Knafo）也在两轮之间退选，于是从中右到极右便形成了大联合，旨在最大程度地击中票源，击败领跑的社会党人格雷古瓦（Emmanuel Grégoire）。
其间一个戏剧化的插曲是，格雷古瓦本人公开指责总统马克龙亲自下场、参与了两轮之间的谈判，在背后运作让极右派候选人克纳福退出，尽管总统府方面和马克龙本人对此矢口否认，但《世界报》倾向于认为，马克龙的确通过某种方式向极右派势力背后金主、保守派商人兼媒体大亨博罗雷（Vincent Bolloré）发出“克纳福必须退出”的信号。而博罗雷虽然和马克龙关系不睦，但更不希望看到格雷古瓦获胜，因此向克纳福施加了压力。
尽管达蒂身后汇聚了从中间派到极右派的多方力量，仍然未能成功撼动社会党在首都的地位。即便“不屈的法兰西”候选人坚持不退选、形成掣肘，格雷古瓦仍以9个百分点的明显优势获胜。这是社会党最为耀眼的一场胜利，同时也是马克龙阵营最为黯淡的一场失败。它不仅显出了总统本人的力不从心、盟友之间的貌合神离，也在马克龙阵营内部产生了撕裂效应，甚至连马克龙阵营的左右两翼高层人士都无法统一立场，在格雷古瓦和达蒂之间公开各自选边。
剧情不同、但结果一致的失败，也发生在第二、三大城市马赛和里昂。在马赛，马克龙阵营支持的候选人瓦萨尔（Martine Vassal）在首轮投票就远远掉队，跌至第四，次轮投票仅获得5.36%，完全沦为陪跑角色。在里昂，如前所述，复兴党支持的奥拉斯大热倒灶，在民调大幅领先的情况下被投票箱泼了一盆冷水，最终被绿党反超。
另一个标志性的失败，是前总理贝鲁（François Bayrou）在自己的大本营波城（Pau），以微弱劣势（41.14 %对42.45 %）出人意料地输给了社会党候选人，结束了在当地连续掌权12年的历史。波城偏安于西南一隅、人口仅有8万人，本身并不是什么战略要地，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城市长一职对贝鲁却具有特殊意义，哪怕后来官升至总理，他仍坚持兼任市长职务，甚至在海外省遭受飓风袭击时还选择回波城主持市政会议，被批评为不分轻重缓急。如今对于74岁的贝鲁来说，从中央到地方接连被“清盘”，不仅几乎导致其政治生涯“半截入土”，而且他作为中间派政党“民主运动”（MoDem）党魁、马克龙的长期盟友，其失败也间接地体现出马克龙主义的动能衰竭。
至于“地平线”党，虽然近年来始终作为复兴党的友军出现，但显而易见具有强烈的创立者个人色彩，就像当年马克龙创立“前进！”（En March！）作为参选总统的人员班底一样，前总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卸任后创立地平线党，并坚持兼任勒阿弗尔（Le Havre）市长，同样志在总统大选。
此次菲利普成功连任勒阿弗尔市长，与其说是帮助中间派巩固势力，不如说是他本人正式冲击总统大选的发令枪。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年中，菲利普的政治雄心会越来越不加掩饰。而该党此次保住了勒阿弗尔、兰斯、昂热（Angers）、瓦讷（Vannes）等中等城市，成绩不亚于复兴党，由此也成为菲利普最雄厚的政治资本之一。倘若在2027年大选中，他不能作为整个马克龙阵营的“共主”形象出现，那么极大概率会单独参选，届时整个“地平线”党也势必将从马克龙阵营中分裂出去，因此可以说，“地平线”党之于马克龙阵营，既是现阶段的一个坚强支柱，也是日后酝酿变数的某种“藩镇割据”。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5日，法国里尔，一名选民手持登记卡在投票箱前参与市政选举首轮投票。视觉中国 图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马克龙阵营和“中间派”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在马克龙2017年崛起之前，法国政坛上实际上已有中间派存在，只不过难成气候。此外，在现实语境中，有影响力的既存“中间派”政党实际上并非完全不左不右，通常而言会略微偏向右翼，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民主运动”和“民主独立派联盟”（UDI），而马克龙麾下的复兴党和菲利普的“地平线“党，近年来偏右底色也越来越很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镇选举中，所谓“中间派”往往能够同共和党这样的传统右翼政党携手合作的原因。
如果时光回溯到六年前的2020年、也就是“马克龙时代”的首次市镇选举，中间派在大中城市占据七分之一的版图，或许还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起点，但在经历了新冠疫情、退休改革争议和悬峙议会危机后，六年后的市镇选举仍然停留在同一水平，对于一场曾经立志重塑政治版图的政治运动来说，步伐恐怕已经未免太缓慢。
市镇选举结束之后，法国的政治生活将正式进入“大选时间”。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的来临和马克龙本人的卸任，这支力量究竟是能够坚持下来，还是在高度碎片化的格局中沦为泡沫，目前任何斩钉截铁的断言都显得冒昧，但是鉴于这场运动的兴起本身就是以政治人物的卡利斯马光环作为驱动力，而这个人物又即将告别政治舞台核心位置，看上去，这场运动已经错失了扎根到地方、并为自己打造坚实支柱的机遇。而缺乏深入基层的“马克龙阵营”作为桩脚，曾经高蹈的“马克龙主义”恐怕也难逃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命运，它也许不会就此消亡，但回看当年的雄心壮志，二者将难以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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