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原名刘声沐，化名可夫、爱群、越人、王志远，1905年11月出生，江西瑞金县象湖镇竹岗村人，农民家庭出身。
1922年7月，刘英从瑞金县私立群德高等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1924年，他到松山小学（原群德小学）任教。在这里，他眼界大开，看到了闽西出的《岩声报》外，还看到了《新青年》《向导》和《改造月刊》等进步刊物，受到新思想的影响。
1929年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福建长汀进驻瑞金县城。刘英当天正在地里干活，听到这个消息，连家都没有回，将手中的农具往田头一丢，就一路小跑到了瑞金县城报名参加红军。
参军后，他将自己的名字刘声沐改为刘英，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献身革命的决心：“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献革命，决然无反顾。”
参加红四军后，他先在军部担任会计，不久后担任军供给部出纳股股长。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刘英被调到新成立的红五军团任第十五军四十四师政委（该军后编入红一军团）。
1932年4月，刘英跟随毛泽东率领的东路军东征漳州。他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受到了一次全面的锻炼，并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1933年11月，刘英被调到红九军团担任三师政委，接着调任红五军团十四师政委。不久，他又被调到红七军团，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4年7月初，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开展广泛的抗日活动。刘英任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
7月6日晚，红七军团6000多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的任务。刘英和参谋长粟裕等协助军团长寻淮洲转战于闽东、闽北和浙西南地区，并一度攻入江山县城。
11月4日，北上抗日先遣队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将红七军团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新的红十军团，下辖第十九、二十两个师（12月整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3个师），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
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刘英被任命为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并随十九师行动（由于战事关系，此时两个部队尚未会合整编）。
11月18日，十九师离开重溪向皖南进军，沿途捷报频传。12月10日，方志敏率领第二十、二十一师到达安徽歙县的汤口地区，在此与奉命南返的第十九师会合。
为统一领导红十军团和创造新苏区，根据苏区中央分局的命令，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五人军政委员会，作为先遣队行动区域内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刘英为五人军政委员会成员之一。
12月14日上午，先遣队在谭家桥附近战斗失利，被迫北移。刘英在组织部队撤退的战斗中，右手腕被子弹打穿，右手小拇指被打断一截。谭家桥战斗的失利，使部队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只得返回闽浙赣苏区休整，再图北上。
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2000多人在江西怀玉山区陷入重围。鉴于敌情紧急，方志敏命令刘英、粟裕带部队先走。刘英和粟裕立即率领先头部队，于当晚机智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并很快和闽浙赣省委取得了联系，而先遣队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
根据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分局命闽浙赣省委以先遣队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吸引和打击敌人，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配合友军行动，保卫闽浙赣苏区；在浙江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挺进师正式组建，共有538人，编为3个支队和1个师直属队，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刘英和粟裕等领导人认真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地形与群众基础，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
3月初，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到达闽北苏区的崇安县坑口和车盆坑，进行了半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
因为挺进师将单独深入到白区与敌长期作战，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以作为行动区域内最高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政委会由刘英、粟裕等9人组成，刘英为书记。同时，将原有3个支队扩编为3个纵队。
3月下旬，挺进师进入浙西南。浙西南是一个重要战略地区，驻有较强的敌保安团，为了进入该地区，部队必须先在外围活动，把敌人引出来，给以各个打击。
为此，在开始时，刘英和粟裕率部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兜了几个圈子，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敌人十分惶恐，急派大军阻击。
4月21日晚，挺进师在福建寿宁上村遭到闽保二团的袭击，牺牲一名连长和十几名战士，丢失电话机、电话线等全部通信器材，从此挺进师和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刘英和粟裕总结了上村战斗失利的教训，把没有子弹的重机枪和有碍于开展游击战的辎重统统埋掉，战士一律实行轻装，并以电话兵为基础增编了第四纵队，使挺进师迅速地实现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成为一支灵活机动的游击部队。
4月下旬，挺进师在庆元的斋郎地区，以500余人的兵力，英勇抗击浙闽两省保安团和地主武装3000余人的分进合击，杀伤敌军300余人，俘虏约200人。
斋郎战斗，是挺进师进入浙江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关键性的一仗。这一战斗的胜利，迫使龙泉河以南之敌转攻为守，龙泉河以北则因兵力南调比较空虚，从而为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5月上旬，刘英主持召开挺进师政委会会议，决定开创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
他和粟裕一起，热情地团结教育当地“青帮”组织首领陈凤山、卢子敬等领导的农民群众，发展陈凤山、卢子敬等先进分子入党，使来自外地的挺进师部队很快就与当地的革命力量密切结合起来，有了初步的依托。
7月底，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了第一个区苏维埃政权——松阳县玉岩区苏维埃；8月初，中共遂昌王村口区委和区苏维埃成立；稍后，龙泉住溪区苏维埃成立。这样，以仙霞岭为中心、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立了，而挺进师也由500余人发展到近千人。
挺进师由此在浙西南站住脚，初步完成了党中央布置的开辟新的浙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
蒋介石急急忙忙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动用40个团的兵力，开始对浙西南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围剿”，妄图围歼挺进师，彻底摧垮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9月下旬，刘英、粟裕率部向龙泉上田之敌猛攻，打死打伤敌军百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并因此得知这是以敌中央军为主的大规模“围剿”。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刘英和粟裕决定采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打破敌人的“围剿”。师政委会根据刘英的提议，留下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闽浙边境活动，以积极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
10月5日，挺进师主力和中共闽东特委书记叶飞领导的闽东红军独立师胜利会师。由于两军都和上级及中央失去了联系，这次会师对双方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联席会议上，大家都认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领导机构来统一部署浙闽边的工作，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以增强反“围剿”的力量。
双方协商后，于1935年11月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并组建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
面对敌人企图集中力量摧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策略，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以分散牵制敌人。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局面打开后，刘英带少数武装和临时省委机关在瑞（安）平（阳）泰（顺）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工作；粟裕则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吸引和打击敌人，以掩护临时省委开展工作，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和武装人员，在福鼎、泰顺、平阳一带活动，发动群众，建立各县、区党组织。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福鼎、泰顺、平阳以及瑞安一带党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群众也普遍发动起来，革命声势日益扩大。
当敌人知道红军主力不在浙南基本地区后，气焰十分嚣张，平阳、泰顺等县的敌军经常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出来骚扰。刘英决定给敌人以严厉的打击和惩罚。
1936年2月7日，国民党浙保第十大队第三中队进攻临时省委驻地泰顺白柯湾。刘英亲自指挥反击，战斗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挺进师在泰顺打出了威风，为建立浙南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调离浙江，形势十分有利。8月，为进一步开展浙江的游击战争，刘英在福鼎县李家山主持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宣布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其间，刘英、粟裕率部队在李家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浙保五团一个连，生俘敌连长以下60多人，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
战斗结束后，刘英用刺刀在李家山村中的两棵红枫上刻下了“打破旧世界、建立苏维埃”两行大字。他意味深长地说：“等这两棵树上的字长合的时候，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围观的战士和群众听了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李家山战斗后，刘英、粟裕率挺进师频繁活动于浙江和福建交界的福鼎和泰顺一带，进行分青苗和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运动。
9月，红军挺进师在瑞（安）平（阳）交界与浙南地下党负责人叶廷鹏等领导的一支革命队伍会师，使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恢复了与党中央的联系。
在建立和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刘英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做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他经常召集群众开座谈会，一方面宣传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开展社会调查。
浙南地区和福建的福鼎县通行的是温州话和闽南话，非常难懂。挺进师初到这一地区时，语言不通，只能靠打手势来交流。为了方便工作，刘英专门调了两个既会讲普通话又会讲当地方言的同志在身边做翻译，并向他们学习本地话。后来，他不仅能听懂群众的方言，而且还可以用方言做群众工作或进行一般性的交谈。
由于掌握了方言，他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多了，浙南一带的群众也都喜欢和他交谈，亲切地称呼他“可夫同志”。
刘英特别重视对当地干部的培养和团结，在坚持闽浙边斗争的3年里，培养和提拔了一大批当地干部，不少人后来成为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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