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樯用了 “ 失而复得 ” 这个词。
他说的不是钱包,不是钥匙,而是一部电影。 2016 年拍完的《蜂蜜的针》,因为种种原因被搁置了整整十年,如今终于在全国院线上映。作为监制和编剧的李樯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中是平静和淡然: “ 我很接受,我觉得它像是我曾经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后来我死活也找不到,忘记把它放在哪了。十年后突然失而复得,这十年时间让我觉得它更有意义了,久别重逢很开心。 ”
十年,足够一个孩子长成少年,也足够见证电影产业的跃迁。当我们聆听十年前的剧本构想、创作思考与人物刻画,会发现其中对复杂人性的探讨、对类型边界的试探,以及对 “ 独立女性 ” 标签的理解,即便放在今天依旧显得大胆和超前。
它以犯罪者的视角展开,带领观众深度观察了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甚至是学业和事业上优秀的人,是如何一步步陷入罪恶渊薮的;它直面人性中的黑暗面,却以写实的笔触娓娓道来,直到令人脊背发凉 —— 原来罪恶并不总是像犯罪片中的那样暴烈、极端、跌宕起伏,它最初可能只来源于一念之间。
电影还汇集了豪华的实力派女演员阵容 —— 袁泉、宁静、俞飞鸿、陈冲、齐溪等,她们都在片中绽放出各自的精彩,呈现出真实复杂的人物关系。谈及当下的女性创作风潮,李樯说,“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没法算计的,我只能写我自己由衷我想写的东西。”
最不可能犯罪的人,最后杀了人
《蜂蜜的针》的故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位外表普通的农科院女研究员在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里,误以为对一位作家一见钟情,她越陷越深,一步步滑向了犯罪的深渊。听起来像是一部犯罪片,但李樯说,他最初被这个题材吸引,恰恰不是因为犯罪情节本身。
电影改编自小说《一个好女人》,原著作者英格丽特 · 诺尔 55 岁凭借这部小说一鸣惊人,大器晚成。在与娱理工作室对话中,李樯表示很早就读过她的小说,当时就被击中了: “ 她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不是那种劫匪、杀人犯,而是日常的家庭主妇、邻居、普通职员,写他们是怎么一步步滑向犯罪的。 ”
这种日常感是原著最特别的地方,也是李樯最想保留的东西。他觉得这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 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无法掌控的那一部分,很多人都是激情犯罪,是没有预谋的。 ”
他保留了原著那种 “ 日常人突然失控 ” 的惊悚感,但把根扎进了中国的土壤里。
李樯把女主角支宁设定为一个研究植物病虫害的科研人员,这个想法来自他某天路过一家种子公司时的灵光一闪。后来他去做了调研,拜访动植物昆虫公司,采访科研人员,发现他们的生活跟他想象的很不一样: “ 你会觉得他们的生活会比较理性、枯燥、不那么有烟火气,但实际上,在职业之外,他们也有属于原本个体的东西。 ”
支宁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活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整日和昆虫、植物打交道,跟人群若即若离。她孤独、不自信、偏执,跟周遭的一切都格格不入。这样的人,你很难想象她竟会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痛下杀手。
“ 最不可能犯罪的人,最后杀了人。 ”
选择袁泉来演支宁,也是出自这个原因。袁泉给观众的印象一直是优雅、知性、人淡如菊,像是 “ 不可能犯罪 ” 的那一类人。李樯说: “ 你反着用的时候,就会跟这个人物起到特别大的塑造作用。 ” 他要的就是这种反差,观众会在银幕上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袁泉。
《蜂蜜的针》并非传统的解谜式犯罪片,这部电影的吸引力不在于 “ 揭晓谁杀了人 ” ,而在于 “ 目击了一个人从没有犯罪到犯罪以及犯罪之后所有的心路历程 ” 。
“ 我们上来就知道她杀了人,我们是目击者。就像希区柯克说的,看到最后的时候,观众会对那种紧张感和休戚与共的东西产生一种移情。 ” 这种主观视角的、深入挖掘原始犯罪动机的作品,在国内并不多见。
电影也在文学性与可看性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李樯不希望因为追求强烈的类型情节而削弱人物,也不愿因专注人物刻画而让故事失去张力。 “ 我希望情节和人物是并置的,这是一部有类型色彩的电影,但它没有因为类型就削弱了人物的塑造。 ”
她不是为了一个男人,而是为她热爱的生活
支宁为什么会犯罪?这是每个看过电影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表面上看,是因为一个男人。寇逸,一位作家,有才华、有魅力,也有点中年男人的自恋和犹疑。他像一束光,突然照进了支宁灰暗的生活。她开始化妆,开始在意自己,开始做那些她从来没做过的事。然后,在一次意外中,她果断地选择了杀人。
但李樯说,支宁其实不是为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只是一个 “ 诱因 ” ,一个让她的欲望终于找到出口的锚点: “ 她是为了她所热爱的生活,和她想选的、可能从来没选择过的东西。她终于说出 ‘ 我要选择 ’ 的时候,发生了这么大的意外,但她还是坚持了她的选择。 ”
他把支宁形容成一个 “ 存在主义者 ” : “ 你如何选择,将决定你的命运。命运就在你的手上。她选择了,就伸出了自己的针。 ”
这也是片名《蜂蜜的针》的由来。蜜蜂的针是它最后的防线,不到绝境不会用,因为用了就是玉石俱焚 —— 它的刺上有倒钩,刺出去就拔不回来,连内脏都会被带出来。
李樯觉得这太像支宁了: “ 她捍卫了自己最后一道防线,她宁可把针刺向你,宁可玉石俱焚。她也很清晰,自己会为所有的一切付出代价。 ” 一个中年女性,在生活把她挤压到几乎没有缝隙的时候,她用最极端的方式,捍卫了自己选择的权利 —— 哪怕这个选择,是毁灭。
谈到近年来女性风潮在全球影坛兴起,以及《蜂蜜的针》是否恰好符合了这股风潮,李樯说: “ 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没法算计的,我只能写我自己由衷想写的东西。 ”
正是因为这种 “ 不算计 ” ,让李樯的作品能够穿越时间周期。就像《孔雀》里那个想飞的姐姐,就像《立春》里那个唱美声的王彩玲,他笔下的女性角色从来都不是 “ 爽文大女主 ” 或 “ 完美受害者 ” ,而是那些被生活挤压、被时代拉扯、被自己困住的普通人。她们的挣扎、她们的欲望、她们的失败,在任何时代都能让人动容。
《蜂蜜的针》里的支宁也是这样。她会杀掉自己最好的朋友,会在犯罪现场冷静得像在做实验,会一边恐惧一边又享受那种掌控感。李樯写她的时候,没有附加贬义或褒义,只是写了活生生的一个人 —— 一个在欲望和理性之间撕裂、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一个不完美、不可爱、甚至有点可怕的人。
中女群像
《蜂蜜的针》的演员阵容,放在今天看也是罕见豪华。尤其女演员汇集了袁泉、宁静、俞飞鸿、齐溪、陈冲、杨子姗、刘雅瑟、窦靖童 …… 她们每一个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却能自然地融入到同一个故事里,有几个角色贴合得像是量身定制一样。
“ 我跟袁泉本来就是朋友,俞飞鸿也是朋友。她们没有人问我有多少场戏,什么袁泉是大女主我是女二,没有任何人问这些问题。大家觉得这个故事、这个角色吸引她,自然而然就来了,没有乱七八糟的要求。 ”
袁泉的突破非常之大,她演支宁,几乎把自己完全打碎重建了。她的造型、她的肢体动作、她看人的眼神,都跟她本人反差巨大。李樯说她 “ 突破了自己的舒适区,也突破了自己在心理、审美上的很多道关卡 ” 。李樯说袁泉是一个对表演艺术极其虔诚的人: “ 她永远是安静的,演的时候上来就演,不演的时候安静地待在那儿。她把自己当成水一样,遇到不同的容器都可以进去。 ”
支宁身边有一个 “ 闺蜜 ” ,叫阚天天,由宁静饰演。她漂亮、自信、有钱、有魅力,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的中心。
李樯把这两个女人的关系写得特别有意思。她们不是那种 “ 防火防盗防闺蜜 ” 的简单对立,而是一种更复杂、更暧昧的共生和寄生。支宁觉得阚天天活得那么灿烂,像个小太阳一样,她既向往这种灿烂,又忍不住心生嫉恨。阚天天欣赏支宁,但又习惯性地在她面前展示自己的优越。她们爱彼此,也恨彼此;她们需要彼此,也利用彼此。这种复杂性,放在今天的国产影视里,依然是稀缺的,并非一句简单的 “ 不雌竞 ” 。
“ 你以为她是侵略者,其实她只是习惯了散发魅力。 ” 李樯说。这种错位最后酿成了悲剧。支宁在某种误解中,杀掉了自己唯一的朋友,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宁静把阚天天诠释得惟妙惟肖,这个角色很容易变得讨厌 —— 太自恋、太张扬、太不把别人的感受当回事。但李樯说: “ 宁静竟然演出了这样一个人的可爱,以至于她被推下去的时候,你会特别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
俞飞鸿演的是澹台莺,一个有点自以为是,有 “ 仙姑 ” 气质,劝人吃素、养生、活得精致一点的美丽女人。俞飞鸿一开始有些不想演这个角色,因为她太讨厌这种人了。但后来她想通了: “ 一个演员,塑造一个自己讨厌的角色,并且能把它演好,这不是也很棒吗?不能只演自己喜欢的角色。 ”
她找李樯聊,直到找到这个角色的 “ 支点 ” : “ 澹台莺活在自己的梦里面,不顾及别人的感受,自以为是。她有没有伤害谁?你喜不喜欢她?没所谓,她就是这么一个人,生活中确实总有这样一些人。 ”
齐溪饰演的兰若心则像一面镜子,和支宁、澹台莺互相映照着彼此的不同。齐溪为这个角色一改往日造型,短发造型干爽利落,对澹台莺的矫揉造作如同“行走的弹幕”,也成了观众心中的毒舌嘴替。袁泉如 “ 水 ” ,宁静如 “ 火 ” ,俞飞鸿的 “ 仙 ” ,齐溪的锐利,陈冲的沉稳 —— 每一种气质都不一样,放在同一个故事里,生发出奇妙的化学反应。这大概就是好演员的魅力,她们共同守护并呈现了人性的复杂光谱。
十年没有磨损这个故事的力量,反而像一场缓慢的发酵。今日大众对女性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和立体,观众对复杂人性的包容度与探究欲也在提升,这部非典型犯罪片反而有了更多与观众对话的可能。
“ 蜂蜜的针 ” ,是绝境中的反击,是沉默者的呐喊,是理性覆灭前最后的感性闪光。十年前主创团队锻造了这根 “ 针 ” ,今天当它终于刺破银幕,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没有过时的电影,更是一份愈发显得锐利的创作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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