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自贡街头。一个男人走在路上，迎面撞见了来抓自己的人。
那个人，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学生。两人都认出了对方。
然后，有人转身，钻进了一扇歪斜的木门。
1901年，湖南醴陵，一户农家出了个读书苗子。
没人想到，这个叫余增生的穷孩子，后来会在法国学化学、在苏联学情报、在黄埔当教官，最后又钻进军统做"教父"——这条路，每一段都跑偏了，却每一段都跑得极快。
1919年10月31日，余乐醒登上法国邮轮"宝勒加号"，随第五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队伍出发。同船的有李富春等湖南青年共42人。船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靠岸马赛。
他进的是索米尔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后转巴黎工业大学，主修机械与化学。索米尔是法国著名的马术之城，他课余练骑马、练射击，据同学沈沛霖回忆，他"人极聪明"，"擅骑射，百发百中"，成了中国留学生里出名的神枪手。
但他学的不只是技术。在法国，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共旅欧支部。那时候他的同侪，有周恩来、李富春、李维汉、邓小平。这批人后来各奔前程，有人成了开国元勋，有人成了特务头子，命运的岔路，就从这里开始分。
1925年，余乐醒完成法国学业，被党组织派往苏联，专攻情报与秘密保卫工作，重点研究爆破技术和化学药物。这段训练，是他后来被军统视为奇货的根本所在。
1926年回国，他到广州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兼任黄埔军校教官。在这里，他认识了黄埔校医沈景辉，就是后来大特务沈醉的姐姐。两人结婚，这桩姻缘，后来把沈醉也带进了军统。
北伐战争期间，余乐醒被调入叶挺独立团，担任中共党总支书记，公开身份是团的政治指导员。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时任七连连长的林彪因军饷失窃被团长要枪毙，是余乐醒出面打圆场，保住了这条命。
四一二政变后，党组织转入地下，余乐醒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找不到组织，就断了去路。他回到上海，开了一所中华汽车专门学校，靠技术谋生。1929年，受冯玉祥之邀去西北，后又在杨虎城麾下当陕西省机器局副局长。这一段，他像个漂流的技术人员，哪里有活儿，往哪里走。
1931年，机器局经营失败，余乐醒辞职返沪。
然后，戴笠出现了。
1932年，蒋介石委派戴笠组建复兴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就此成立。戴笠找上了余乐醒。
余乐醒本来看不上戴笠。他是黄埔教官，戴笠不过是黄埔六期的学生，资历差了一大截。但戴笠给的待遇是真实的，迫于生计，他点了头。这一点头，就是十几年。
加入复兴社后，余乐醒先任上海站站长，后升华东区区长。这段时期，他的工作乏善可陈，令戴笠失望。但戴笠很快发现，这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做情报，而在于培训人。
于是，余乐醒被派到杭州特务警员训练班（简称"杭训班"），担任副主任，主持训练工作。他在训练班里开的课，有特工理论、秘密携带、化学通讯、毒药、麻醉——把平生所学全拿了出来。更关键的是，他讲课有一套，把枯燥的理论讲得生动，学员们追着他听，威望一度超过了戴笠本人。
这就埋下了祸根。
1938年2月，军统临澧特别训练班成立，戴笠挂名主任，一切实务由余乐醒操持。这个班先后培训了1000多名特务，成为军统骨干力量的核心来源。沈醉等日后叱咤一时的大特务，都出自这套体系。余乐醒，就是这套体系的缔造者。
但功高震主，从来是最危险的事。
戴笠看着军统上下都是余乐醒的学生，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他找了个由头，把余乐醒从训练机构调走，发配去贵州遵义炼油厂当厂长。余乐醒心知肚明，从这时起，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
在炼油厂，他因为挪用公款保值——实际是为了应对法币贬值——被副厂长举报。戴笠抓住把柄，派沈醉去查。沈醉查清了真相，拼命给姐夫说话，但戴笠仍旧把余乐醒押回重庆，关进了军统监狱。
监狱里，他的心脏病发作，眼看要死。沈醉再次去求情，戴笠才把人转移到下属医院软禁。此后，余乐醒一直处于软禁状态。
1946年3月，戴笠专机坠毁，消息传来，余乐醒获释。
他在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谋了个公路汽车管理处处长的职位，名义上脱离了特务机关。但军统仍把他当自己人，各种高级会议仍让他参加。这层身份，后来为他提供了一道意想不到的保护。
出狱之后，余乐醒变了。
十几年的忠诚，换来一顶牢狱。国民党让他彻底看透了。他开始秘密联系中共地下党，在自己上海的家里掩护了一部地下党电台。每天晚上，洗澡间里传来嘀嗒声。他的岳母后来告诉沈醉，说每晚都听见，吓得不轻。
毛人凤不是吃素的。保密局很快察觉了异常。他找来沈醉，话说得很直：你姐夫怎么还不走台湾？他是不是也在搞"归队"？
毛人凤随即派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去抓人。特务们赶到余乐醒住所，人已经走了。原来，余乐醒有旧学生在警察局工作，提前通了消息。他从家里一道藤萝覆盖的暗门出去，消失在上海街头。
逃出上海，余乐醒往四川走。他在湖南没有落脚点，四川有旧学生，有秘密交通站，勉强可以周旋。毛人凤判断出了这条路，秘密召来毛森，布置了一个两路合围的抓捕计划：成都方向由当地眼线覆盖，自贡方向，交给军统少将周迅予。
周迅予是余乐醒在临澧特训班时的得意学生，黄埔四期出身，历任军统上海区队长、忠义救国军处长、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对川南地形了如指掌，本就是富顺县人，自贡是他的老家。用他去自贡，是毛森的精确算计。
1948年，周迅予带人赶赴自贡。那天下雨，道路泥泞，一行人抵达自贡沙湾已是晚上九点多。当地警察局长告知，余乐醒就在自流井复兴路一户盐商家里。于是，直奔复兴路。
善后桥出了车祸，桥头被堵死。警察折腾了好一阵，才把车队放过桥。
就是这几分钟。
过桥之后，周迅予一行敲开了盐商的院门。盐商说，余长官十分钟前刚走，说是先去荣县，再去乐山。周迅予立刻驱车追往荣县。追到成家场，他突然叫停。他想明白了——余乐醒没有车，不可能步行去乐山，这是迷惑方向的假话。他掉头回自贡。
但人已经没了。
善后桥被堵的那几分钟里，余乐醒正沿着复兴路向桥边走去。他远远看见周迅予和警察出现在街头，一眼认出对方——那是他带过的学生，认出他的脸，就知道来意。他没有跑，跑了就暴露了。他就近走进路边一家偏僻旅社，要了一间房，在里面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在街口花钱买了一身旧衣服，换上，化装成苦力船工，搭上一支运盐船队，当天下午顺流离开自贡。周迅予在车站布控，在各旅社搜查，连着几天，什么都没找到。
这场师生追逃，就这样结束了。
自贡脱身之后，余乐醒辗转投奔解放区。1949年，历史翻篇。
新中国成立后，余乐醒凭借早年在法国和苏联习得的机械与化工专业，进入一家国营机械厂，担任工程师。
这条路，其实是他1919年赴法时的初心——做一个高级工程师，走技术流。绕了三十年的弯路，绕回了起点。
1957年，余乐醒去世。他的名字，没有进入任何风光的史册，但他活下来了，以一个普通技术工人的身份，走完了最后几年。
周迅予的结局截然不同。自贡抓捕失败之后，他错失了"改命"的最后机会。1949年，成都易帜前夕，他参与制造了"十二桥惨案"，大批革命志士惨遭杀害。解放后，他被抓捕，公审，处决。
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人，走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终点。
余乐醒的侄女、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后来写下了姑父的故事。她记得奶奶的话："你姐夫走的不是你这条路，你要保护好他。"
这三个人的命运，像三条从同一个源头出发的河，流向了三个方向。
回头看余乐醒的一生，有一种奇特的结构感。他是中共早期党员，在革命队伍里历练；他是军统的"训练教父"，把特工技术传授给了数以千计的人；他又掩护地下党电台，最后投奔解放区。哪一个身份都是真实的，哪一个身份又都只是其中一段。
1948年自贡街头那几秒钟的选择，不过是这一生所有选择的一个缩影。他转身，钻进了那扇歪斜的木门。
然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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