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封存在人和煤铸就的铜川丨人间|煤炭|煤矿|矿井|矿区|金华|铜川

凤蝶风筝一动不动，它被显眼地挂在墙上，曾是这个矿工家庭最明丽的标识。

配图 |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

2001年，我在铜川上高中，梁金涛在西安的一所中专学医药销售。周末，我在学校补课，没有回家，回铜川拿生活费的梁金涛到学校来找我。高中宿舍不允许外人留宿，我们俩决定去看通宵录像，一晚上只需要5块钱。

我们去火车站旁，七绕八绕地钻进了窄巷子里，穿过厚厚的人造革门帘、锈迹斑斑的栅栏门，见到了两腮无肉且秃头的录像厅老板。不大的屋子里，充斥着热烘烘且油腻的味道，沾染在每个人的衣服和皮肤上。

一开始，录像厅播的是美国电影《勇闯夺命岛》，那是个科学家和特工联手，救出被哗变军人劫持的游客、拆除毒气弹的故事。到了午夜，录像厅老板从门帘里探头说：“现在开始给你们放片子，三碟连放，都小点声，只看，别说话。”屏幕上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影像，男人和女人长时间交媾。我和梁金涛面面相觑，滚烫的感觉从腮帮子一直扯到耳朵上，我们坐立不安，想离开录像厅。

老板已在外面小屋的窄床上蒙头躺下，只露出没有头发的秃顶；栅栏门已拉紧，木门上掏出两个窟窿眼、锁上了拇指粗的铁链。少年的我们，不敢去唤醒看起来凶巴巴的老板，更不敢摇晃冰冷的铁栅栏和拴着沉重铁链的大木门。

录像厅外有火车通过，咯噔，咯噔，整个录像厅在晃动。电视里，也在不停歇地晃动。

我和梁金涛惊慌、恐惧，无法理解成人世界竟然存在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局面，或者说，可怕的交往方式。

苦熬到清晨六点，“三碟连放”结束，秃头老板打着哈欠醒来，“哗啦”一声解开锁门的铁链，我和梁金涛像两只野兔，从录像厅窜出，落荒而逃。

天还没有亮透，呼吸着冰冷的、令人清醒的空气，我们在巷子外矮墙上的孔洞看见一列火车亮起大灯，薄薄的迷雾在灯光里转动。

“呜——”，火车启动了，哼哧，哼哧，车轮滚动起来，不断加速，要奔往不知是何处的远方。车头后拖曳的黑色的车厢里装满了煤炭，浑实且厚重。

“啪”，一块很大的块煤从车厢滑落，跌在道旁路基上，四散粉碎。

一夜惊魂，看到煤，我和梁金涛才松了一口气，重回了客观而踏实的世界。

在我和梁金涛，乃至我们共同的朋友胡小勇的眼里，世界是由人和煤构成的，而不是由别的什么构成的。

我和梁金涛成为好朋友，是在1989年。

我们镇离铜川城区有50华里，叫红土镇，人们说因为镇上的土是红的，所以叫这样的名字。经我观察，也只有临街的土山根部有裸露的红泥，百分之九十的地方依然是黄土。黄土构成了山丘、台塬、沟壑和川道。在厚重的黄土之下，穿过地表，开出矿井，人们源源不断地开采出乌黑乌黑的煤炭。红土镇的地盘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好几处煤矿，有国营的，有集体的，还有私人的。

火车从我们镇上的选煤楼载了煤炭转运到铜川火车站，再从铜川火车站运往全国各地。卡车也从煤场拉煤，它们像黑毛驴一样，排着队，喘着气，拉了煤炭行进在小镇通往城市的川道上。选煤楼和煤场连接在一起，四周有布满粉尘的职工楼和简易房。它们都属于本地最大的国营煤矿：金华山煤矿。煤矿的生产主体在那座裸露红泥的山背后，离我们镇中心约有15华里。

选煤楼局部丨图源作者

我母亲在选煤楼东侧的村小学教书。那一年，我读一年级下半学期，刚从外婆家村庄转学到母亲任教的学校。母亲拽着我交给班主任时，耳语了几句。班主任将我安排在第一排靠墙的座位上，我的同桌就是梁金涛，他是班级里学习最好的小学生，机灵而活跃，身穿绿色小军装，头戴儿童大盖帽，眼睛眨巴眨巴的。

梁家有五口人，三个孩子里，梁金涛是老大，老二叫梁金伟，在上学前班，老三叫梁金超，没上学，在家里追着兔子玩儿。他们住在选煤楼后一处背靠土崖的小院落，两间房，一孔土窑。小院落是梁金涛爸爸花钱买下来的。房子住人，土窑里养了兔。兔子繁殖很快，一家人经常吃兔肉。

梁金涛的爸爸来自咸阳某县，先是在矿上下井，在井下炸伤一只眼睛后，安置到选运区窠木场工作。选运区也属于金华山煤矿，是煤矿为数不多在镇街道附近的作业区。没过几年，不知是井下不用木矿柱了，还是别处新建了矿柱堆场，这处窠木场空置了。梁金涛他爸爸又被派到沉淀池上班。井下含有煤渣的废水运输到沉淀池，经沉淀、杀菌，梁金涛的爸爸一天两次放水到选运区社区，供应日常用水。

梁金涛的妈妈身高约150cm，和梁金涛的爸爸是同乡，结婚后随夫来到我们红土镇，她不在矿上工作，平日里靠在石矸山里拾煤为业。

煤炭从地下运输到选运区的选煤楼，而那些与煤炭伴生的矿石，经过筛选，由矿车从黑暗幽深的矿井运往地面，它们就好比是煤炭中的“垃圾”。在红土镇北面的台塬上，安放有巨大的电机。选运区的工人拉响像学校里上下课一样的电铃，发出信号，电机转动起来，小孩儿胳臂粗细的钢丝缆绳往塬上拖曳拉满矿石的矿车。矿石被倾倒下来，堆得像山一样。这种废弃矿石堆成的“垃圾山”叫作：石矸山。

石矸山里，常常有未分拣出的质量不高的煤炭。梁金涛的妈妈常年围着黑乎乎的方巾，手持铁丝折成的短柄钩子，在石矸里刨出“漏网”的煤块，捡拾在篮子里。一个上午，运气好了，能拾两篮煤，运气不好，拾一篮半。15篮煤块可以装一架子车，三架子车可以装满一手扶拖拉机。

红土镇周遭的农人，冬季取暖，要块煤生炉子。买煤场的煤，价格太高，都是大批量供应给有规模的采购方，不提供诸如“一架子车”“一拖拉机”这种购买方式。农人们只有到石矸山采买诸如梁金涛的妈妈等矿工家属拾来的煤。一架子车煤是5块钱，一手扶拖拉机是15块钱。因而，梁金涛的母亲每个月拾煤，差不多可以获得30元收入。

我的同学里，在石矸山附近村庄住的，也有在课后拾煤的。有个同学，小名叫作蛋蛋娃，上学晚，比我大三岁，每天下午放学，他也去拾煤，一个月也能拾一架子车煤。

我此前上学的学校，全校不过二十几个学生，老师的管理难度小，对学生的约束也不多。在新学校，一个班足足三十个学生，个个都贪玩，为了建立学习的秩序，规矩也多了起来。

我跟着梁金涛学习新学校新班级的各种规范。课堂上，当我们乱糟糟交头接耳时，老师会敲着教鞭说“一二三”——我跟着梁金涛学说“要坐端”；“四五六”——“手背后”，“七八九”——“闭上口”。下课后做“攻城”或“打沙包”游戏，梁金涛带着我加入最有优势的阵营。就连放学后，如何排队、怎样走步，也得梁金涛一点儿一点儿引导我，由此，我们逐渐熟悉起来。

我依赖自己的朋友，每天放学后，我小心翼翼攀爬在学校的围墙上，探出头，向西召唤着：

“梁金涛——”

“梁金伟——”

或者“超超——”

梁金涛家的小院子到学校围墙的直线距离不过十多米，有时候，他们弟兄三人抱着搪瓷碗，蹲在门口吃炒米饭，一边吃，一边与我攀谈，说着“家庭作业做完没有”“你要不要来我家看兔子？”之类的话；还有时候，梁金涛的妈妈做好饭、头戴矿灯，出门去拾煤，我趴在围墙上看梁金涛带着他的弟弟们在家里洗锅、扫院子，折了洋槐树枝喂兔。

红土镇当地居民以农民为主，村与村之间通婚，在台塬或川道里种地，各家有各家的土地、宅基地，靠种地、打零工为生。

煤矿系统则和当地居民的生活生态全然不同。金华山煤矿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以河南籍居多，大多数人内部通婚、小部分人与当地居民达成婚姻，十五里路外的煤矿主体部分有自己的医院、食堂、保卫处、单身楼、职工活动中心、学校、家属区……物理空间上，金华山煤矿在红土镇的范围内，但在煤矿运行和职工、家属生活上，矿区的生活有自己的运行轨迹。

梁金涛三兄弟，按道理来说，应该去矿务局系统的矿工子弟学校读书。可是明显距离太远，而我母亲供职的乡村小学则近在咫尺，因而，他们都在大人的想方设法下成了借读生。与他们情形相同的，还有胡小勇。他比我们高一级，他爸也是咸阳某县人，也在金华山煤矿上班，不过他妈是我们红土镇当地人，他家住在梁金涛家右侧，也是一处小院落，三间低矮的砖房，门前有一个小菜园。我和胡小勇初时并不熟悉，但我时常看见他一个人在院子里玩弹子，抽陀螺，在菜园里摘豆角。胡小勇的爸爸在井下工作，每天都穿着沾满煤粉的工作服、及膝的长靴，腰里挎着矿灯，头戴安全帽，出门下井。

梁金涛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入学的，但梁家老二梁金伟和老三梁金超后来入学，我听梁金涛说，都是他爸爸在火车站旁的一家羊肉泡馆，和学校年轻的校长坐在一起，吃了凉菜，喝了西凤酒……胡小勇上学呢，应该是他妈与当地人通融后的结果。

1992年开学时，胡小勇留了一级，跟我和梁金涛一起上了三年级。

胡小勇会做风筝，他抽了扫帚里的细竹枝，折成三角形状，用旧报纸糊在竹枝上，他还偷了他爸工具箱里结实的细绳子，绑缚在三角状的风筝上。课间，我们帮胡小勇举起风筝，他沿着操场跑圈，对着身后的风筝召唤着，“起来啊！”

三角状的风筝果然就腾空而起，飞个五米八米高，站在风筝下面望去，似乎比不远处几十米高的选煤楼还要高。“让我也放一放，让我也放一放”，我和梁金涛追逐着旧相识、新同学胡小勇，希望能学会放风筝。

我们在学校里上学，背诵课文，完成课后作业，也听着从师范刚毕业的新老师给我们讲《格林童话》上的故事。但我们的生活，依然是在煤炭的世界。

无论上课还是下课，不远处的选煤楼持续轰鸣，块煤、面煤堆满了煤场，有时候煤多的程度甚至要涌出高高的围墙。煤场下面有动力巨大的皮带轮，皮带轮转动起来，可以将煤炭装运到火车车厢。来自煤场的、骇人听闻的传闻也会传到小学生耳中，说是有夜间在煤场巡逻的工人，不小心踩空，滑进了皮带轮，而在选煤楼的操作间里操作皮带轮的工人没有发觉异常，皮带轰隆隆转动，工人不幸罹难，葬身在煤的海洋，令人惊骇，心头沉重。

音乐课上，“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年轻的音乐老师演奏风琴，我们唱歌。放置脚踏风琴的教室，也堆放着教师冬季采暖的煤。课后，我们会帮老师端几簸箕煤到她的宿舍去。

理所应当地，在我们红土镇，无论是矿工子弟，或者当地居民后代，其实都是生活在煤的世界和煤的故事里的人。我们都能评估煤的价值，一眼看出一块煤耐烧不耐烧。我们也都能摸准煤炭的纹理，使用铁锤砸煤时，会如庖丁解牛般，将一大块煤锤成适合炉膛大小的煤块。我们抽陀螺，是去拉煤火车车厢连接处，抠出一种皮垫圈，套在陀螺上，那样抽起陀螺来，又快又稳。就连假期的游戏，我们也是在石矸山上拾铜丝，捡炮线。

1995年冬天，我13岁时，第一次到访了金华山煤矿。

我和梁金涛提了提篮，走15里路，去金华山煤矿家属区贩糖葫芦。脚下，采矿机器轰鸣。矿车周而复始运载煤炭。家属区有家属楼，也有临时搭建的简易房。有人养着鸡，有人经营小卖部，还有人沿街叫卖豆腐，收购废品。它是小社会，熙熙攘攘，工业的重金属感和生活的琐碎感交织，充满生气。

说着河南话的矿工家属，在铁锅里熬着糖稀，他们在竹签上串了山楂，在糖稀里转动。冷凝过后，红红的山楂披上透明的糖衣，家属们便做成了糖葫芦，3毛钱一串。我用15元贩来50根糖葫芦，码在提篮里。

矿区里黑乎乎的，家属区也黑乎乎的，矿下却是热闹的，一些源自地下的热气从管道缝隙、窨井盖喷发出来，大地的味道、汗液的味道、糖葫芦或者矿区其他什么生活产生的味道糅合在一起，弥散整个山坡。

糖葫芦饱满，我鼻腔颤抖。一切都有说不出的力量。

我父亲也是个煤矿工人。不同的是，他在三百多里外黄河边的桑树坪煤矿上班，是职工澡堂的职工。我们家用的黑皮水管、铁锨、铁丝、钳子、扳手、手套都是逢年过节父亲探亲的时候，坐火车，倒汽车，从他的煤矿背回来的。甚至我们家睡觉用的铁架子床，也是父亲在煤矿上焊好，一趟一趟背回来的。他当然还背回来过澡堂里的浴巾、澡巾、毛巾、肥皂、洗衣粉、刷池子用的去污粉以及海鸥牌洗头膏。

父亲所在的煤矿，煤储量大，技术先进，金华山煤矿选运区的一位小领导曾去父亲所在的煤矿学习过，在我父亲的澡堂洗过澡，父亲给他搓了背，还带他去饭馆吃了山西刀削面。

1996年夏天，父亲回家探亲，家里没有煤烧了，东侧的煤场里煤炭涌出围墙，父亲挑了担子，去围墙下担煤。担了两担，被人发现，举报到选运区，选运区那名小领导带人来，没收了我父亲的篮子。

父亲说：“你不记得我了，我请你吃刀削面来着！”

小领导道：“吃刀削面是吃刀削面，你这样担煤，人人都跟你学咋办？！”

“你这人不够意思！”父亲忿怒道。

小领导一言不发，脸色铁青。

天擦黑，“突突突”，外面传来拖拉机的声响，父亲出门去看，有人拉来一拖拉机煤倒在我家门口，煤堆旁还放着被“没收”了的那对篮子。

“是你那样做不够意思，还能少了你的煤烧？”跟着拖拉机来的小领导笑盈盈的。

1997年，各个地方的煤矿效益都不好了，煤价低迷，制度在改革，我父亲一年在自己的矿上待不了半年，到年底干脆按政策买断了工龄。梁金涛的爸爸歇在家中，每个月领一百多元生活费。

那时，梁金涛和胡小勇都已经搬了家。煤场扩建占据了梁家原来住的院子，兔子养不成，兔肉也不能作为重要的肉食来源了，他们搬家到街道西边的一处选运区家属聚集处，屋前有两处台阶，也是搭建房，和我们当地的民居有很大的不同。一家人要吃要喝，孩子要上学，梁金涛他妈妈更加不分昼夜在石矸山拾煤，将石矸煤堆成堆，堆成山……

胡小勇家在火车站旁盖了三间平房，又搭了两间厦房：一间开办小卖店，卖烟酒和小食品；另一间，他爸爸购置了电刨子，开始做起了木工家具。

矿工父亲们满心失意；梁金涛、胡小勇、我都升入初中，同在一个班；我们个子长高，学会了骑自行车，也在周末和假期共同打酸枣勤工俭学。我们不知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似乎又一直就没变过，就是吃饭、睡觉、上学。

我们进入了青春期。家人早上给的五毛钱、一块钱早点费，本意是让上学的我们去吃一碗豆腐脑，或者喝一碗胡辣汤。然而，我们三人将钱凑起来，买一包金丝猴牌香烟，课间和放学后，躲在一起抽烟。

我们也叛逆。学校收试卷费、材料费的时候，我们会哄骗家人多要几块钱，去录像厅看武打片，看周润发的黑道生活，郑伊健、陈小春的古惑仔生涯，或者搞一瓶啤酒，三个人轮番吹完。

我们自己之间会有小小的不愉快。有一次梁金涛来我家找我玩，对着我从水库里捞回的几只河蚌评头论足，“太小了，还没巴掌大”“养两天就死了”。我不高兴了，捣了他两拳。他也毫不示弱，卡住我脖子，用膝盖顶我的肚子。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打累了之后，过两天，又粘在一起，琢磨新的玩意儿。

那时，矿上的工人们工资发不出，家属们也没有地种。麦子、玉米、豆子收割的时候、瓜果成熟的季节，总有矿上的人偷偷到当地人的庄稼地里小偷小摸，免不了发生争吵。于是，农人认为矿上的人不学无术，是贼坯子；矿上人觉得农人老土、愚昧、吝啬。

大人之间的不愉快，录像上的快意人生，不知不觉让矿工少年和当地学生之间产生对立，动辄就要打群架。

作为金华山煤矿矿工子弟，又在当地中学念书，梁金涛、胡小勇无疑有着双重的身份，他们在遇到矿工子弟时属于矿工子弟，遇到本地学生的时候，便是本地学生，总能避开卷入某次斗殴。而我，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却因自己的父亲是矿工，也成了一个特殊人，与梁金涛、胡小勇一起组成我们自己的小团队，不打算欺负别人，却也不希望别人欺负我们。

1997年秋天，我们读初二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思在萌发，胡小勇给他的女同桌买了一个萝卜丝夹馍。晚上下了晚自习，胡小勇被人叫出校门，几个来自初三的本地学生围殴了他，对方说着像是录像和本地方言结合的话，“没看那是谁的马子，你也敢胡骚情？”

对方人多，胡小勇无力招架，被打得眼圈乌黑，鼻子也淌了血。

我从家里找来一根生铁制成的九节鞭，梁金涛也不知从哪儿弄了一根一尺多长的铁戒尺，我们到胡小勇家找他，商议着要为他报仇。我们在他的房间里抽烟，谋划着报仇的流程，先找到对方带头的，然后把他堵在什么位置，将对方打到什么程度……少年气盛的我们“丁零当啷”比画着手里的铁器，烟气飘出窗户，说出的“打流血”“打到跪下”等话语也随着烟气飘出窗外。

胡小勇他爸冷不丁推门进来，呵斥：“你们几个要干啥？”

我们不语，赶紧扔掉手里的烟卷，踩灭。

“你们是准备当流氓呢？”

胡小勇他爸踢了儿子一脚，没收了我和梁金涛带来的铁器，“不准惹事！”

胡小勇脸憋得通红，指着自己的黑眼圈反抗：“那我这算咋回事？我冤不冤？”

“世上的冤枉事多了，件件冤枉都要问个算咋回事，那人还活不活？有喊冤枉那劲，你哪怕好好做几道算术题去，把书念好，不要像我一样下煤窑。”

我们被胡小勇他爸的劝告点醒，“咽”下了青春期的那种无惧无畏的骚动。

胡小勇并没有做好数学题。初中毕业后，胡小勇收到去了广东的外班同学的来信，说自己在东莞虎门的工厂里打工，虎门是很富裕的地方，工厂周边的农民都住着三层的楼房，而年轻人都抽着十块钱的香烟，他一个月现在吃了喝了手头还能落下两千元，现在厂里还在招人，领班看他人踏实，托他介绍更多朋友来上班；还说在初中上学的时候，虽然自己跟胡小勇来往不多，但心里一直拿他当好兄弟，得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他，如果愿意的话，就尽快到东莞市虎门镇某某村找他；然后列举着坐什么火车，倒什么汽车，在哪里下，下了车给他打传呼，传呼号是多少云云。

“吃了喝了能落两千元”这样的字眼，令胡小勇兴奋，他不想上学了，找父母要了路费，拖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箱子南下广东。

我背了铺盖，坐车到铜川继续读高中。我是班里唯一一个抽烟的人，下了课，同学们趴在三楼的栏杆上说笑时，我总会迅速下楼，鬼鬼祟祟地打量四周，绕到楼背后，偷偷抽一支香烟。

我很鄙视自己的行为，但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来自煤炭的基因、是我的“小团体”带给我的孽缘。

梁金涛弟兄们多，父母的想法是，早学一项技能，早早上班，分担家庭负担。常跟梁金涛的妈妈一起做伴拾煤的一个妇女，她儿子叫强强，在西安草滩某医学中专上学，说那个学校管得严，一年学费三千元，三年出来包分配。梁金涛的父母被说动，带着梁金涛去西安参观那所中专，也拍板将他留在那里上学。

“强哥在我们学校，是学生会的，猛得很，会打小红拳，算是他们那一级扛把子。”十月一放假回家，梁金涛与我分享他在中专里的经历。

火车依旧在选煤楼下拉煤，我们在铁轨旁行走，坐在废弃窠木场的台阶上抽烟。那个时候，我和梁金涛不知道高中和中专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的认知仅仅是：我在铜川上学，他在西安上学。西安比铜川要大、要繁华得多，梁金涛说出来的东西也让我充满好奇。

“小红拳是啥拳，有没有大红拳？”我问梁金涛。

“有大红拳！大红拳刚硬，耍炮锤，得劲大才行，小红拳是讲究技巧，人要灵活，凭技术制胜呢！”

“那强哥一个人能打几个？”

“强哥说，学拳不是为了打几个，是为了强身健体，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你呢？你在铜川怎么样？”

“上课，做作业，还是跟原来一样。”

窠木场里黑乎乎的，台阶也黑乎乎的，我们说着现实却朦胧的话，咂摸着自己和兄弟、朋友的处境。日子过得很艰难，梁金涛的爸爸患了一次脑颅出血，人救过来了，但自此听医嘱，按时吃药，戒掉了多年来爱喝的杯中物。

胡小勇在东莞待了三个月，其间让他爸从邮局给他汇过去6000元，说是那边有一个好项目要投资。三个月以后，胡小勇拉着红色塑料箱回来了，他向我证实：东莞市虎门镇的人确实住着三层的楼房，年轻人抽的是红塔山，确实是十块钱一盒。

他说的是普通话，说是在那边说习惯了，一时改不过来。教训却是巨大的：先前去广东的同学是搞传销的，胡小勇从家里要的6000元，也打了水漂。家里人劝说他回家，要送他去渭南某学院学做饭；电视上，陕西台天天播放某学院的广告，学做面点、做菜，好像那里是一流的。

此后几年里，我按部就班地写作业，做卷子，考上了大学。梁金涛中专毕业以后，在所谓“包分配”的允诺下，到某制药厂当了医药代表，去各个医院推销药品。胡小勇在某学院学了三个月厨师，在我们红土镇街道开了个小饭馆。过年的时候，我们会聚在一起，由胡小勇调制凉菜，喝酒。只是，无论是梁金涛推销药品，还是胡小勇开饭馆，都没有持续多久。

2002年冬天，我接到了梁金涛的电话，说他和胡小勇在西安西郊某地打工，让我空了去找他们。周末，我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在西安西郊一家蒸馍店里找到了他俩。小店里蒸汽氤氲，巨大的笼屉摞了十多层，我的这两位小伙伴光着膀子、围着围裙，在案板上滚动着如蟒蛇一样粗细的面团，揉搓出圆溜溜的馒头。我惊了：“好家伙，你俩咋弄这事呢？！金涛不是在卖药，小勇不是在家开饭馆吗？”

胡小勇头也不抬：“有怂办法哩，下苦的命么！？”他已经在西安打工做蒸馍有一年多了。

梁金涛手持面团，发出“哈哈”笑声：“咱没有社会关系，药卖不出去，走投无路了，来投奔咱勇哥么！”

他们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蒸馍店才歇业了。胡小勇上了阁楼，在铺盖下摸索，抽出两百元来，“走，吃烤肉！”我们在西安的马路边，撸着烤肉，喝着啤酒，说些过去谁在礼拜天骑着自行车去接女同学、现在煤价一吨多少钱、谁在选运区帮忙开洒水车一个月能挣两千元之类的话。说到开心处，笑一笑。说到不开心处，就说：“唉，慢慢就好了！”

2003年，胡小勇他爸喊他回家，为他找了对象，订了婚，还借贷数十万元，给他买了一辆二手装载机。有人在石矸山上筛煤，需要租用别人的装载车，装载一天，可以挣好几百元。这事情也没干长久，胡小勇抱怨过：“我的二手的装载机不行，功率不够，既费油，零件还经常坏。人家的新式装载机，马力大，毛病少，可咱又买不起……”勉勉强强干了一年，胡小勇他爸卖掉了装载机，既出了力，还赔了钱。“这娃是干啥啥不行，只能先给结婚了。”那年，胡小勇他爸咬紧牙关，给儿子结了婚。

后来煤价开始上涨，矿上的活又有了奔头，可梁金涛的父亲、胡小勇的父亲都已经办理了内退。梁金涛的妈妈依旧拾煤，但能卖出很好的价格了。选运区重建了家属楼，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梁金涛的妈妈给梁金涛买了一套，也为梁金涛寻到当地的妻子，举办了婚礼。

2005年，胡小勇他爸在陕北某煤矿谋到一份差事，带着胡小勇共同前往。可惜好景不长，一天中午，我接到了胡小勇的电话，他哽咽着说他爸在事故中不幸去世了——曳着矿车的钢丝缆绳崩掉，打中了他爸……

我听人说，胡小勇这个人心太硬，他爸去世，他在现场一滴眼泪没流。我知道，这都是莫名其妙的话，要当众大哭才叫悲伤，不当众大哭就不叫悲伤？我太了解胡小勇了，也很知道他与他爸的感情，听到那个消息，我尚且感觉到窒息，何况他痛失至亲呢？

父亲意外去世后，胡小勇变得极其沉默，先是在我们街道开了一家蒸馍店，卖馍、卖包子。后来，还是在他爸的矿工朋友们的支持和推荐下，按照政策，进入金华山煤矿工作，也和爱人养有两个女儿。爱人继续在街道卖包子，他在煤矿上下井。2015年左右，因政策性保护，金华山煤矿进入关停程序，所有职工面临分流，胡小勇被分流到铜川北部另一座产能充裕的煤矿。没过多久，他在新的煤矿购置了家属楼，带着妻女搬到了新的家属区。

梁金涛成家后，在铜川市和妻子经营了一家小超市，他们卖掉了红土镇的家属楼、付首付在老城区买了房子，育有两个女儿。2011年，煤价继续上涨，为了家庭收入的多元化，妻子在家经营超市，梁金涛去了长武县的煤矿下井，家庭每个月能多挣7000元收入。

梁金涛的二弟梁金伟大学毕业后，远走外市，干了人力资源工作，以后数年，他工作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向煤矿输送劳务人员。梁金涛的三弟梁金超大学学习的就是采矿专业，毕业后，直接分配到陕北某煤矿干了技术工作。

我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山东某军工厂工作，而后在2006年辗转到上海打工。2016年初，我的煤矿工人父亲因肺源性心脏病去世。2016年，金华山煤矿关停，选运区的青壮年大多外迁了。

我再回家时，梁金涛远在外地，胡小勇在火车道旁的家大门永远紧锁着，甚至铁门和锁子都生锈了。火车道上早已没了列车，铁轨锈迹斑斑，枕木的空格里生出青蒿、龙葵、地黄乃至矮秆的向日葵。选煤楼不再有任何的响动，风刮，它不动，雨淋，它也不动，它像一位老人，沉默在了历史当中。

我和梁金涛、胡小勇减少了联系，甚至慢慢失去了联系。

曾经我推测：可能因为回忆过去并不能对现在有所帮助，我们人到中年，依旧被现实压力裹挟，无暇顾及彼此；再者，就算我们联系起来，又该说些什么？

现在我渐渐明白：我们失去了煤，无法构建我们在新处境下的新关系。煤，黑黝黝的，有纹理，能燃烧，是资源。在煤炭的产地，生产资料因煤炭资源产生协作，形成生态，才有了千般万种人与人的关系。失去了煤，就是失去了原先的结构，没有了结构，原生态被撕碎。当然了，撕碎不会让生态消失，而是会慢慢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