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侧重以文房四宝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涉及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风俗史等诸多领域，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立论，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中，全方位再现历史文化巨人苏东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杰出贡献，赓续中国古代文明的当代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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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说砚，说古砚，说家砚，说四大名砚，苏东坡丰富、精当的说砚诗文，勾勒了中国大半部砚史。但是，这并不是拙著的唯一要展示的，拙著的逻辑导图是以砚为视窗，研究苏东坡的诗文人生；以砚为纽带，连接苏东坡的人际交往圈子；最终以漫步巡礼的方式，展示北宋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以及文化意识。
追寻苏东坡的足迹，走进苏东坡的世界，苏东坡在说砚，说得很清楚。砚也在说苏东坡，说苏东坡容易被遗忘的精神品格。
元祐五年（1090年）冬，杭州太守苏东坡在辩才法师寺院得到一方龙尾歙砚，由此追溯他与辩才法师20年的交情。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时，他的二儿子苏迨虚龄四岁还不会走路。辩才法师为苏迨剃度，治病，没几天苏迨就能跑跑跳跳了。辩才法师住持杭州上天竺寺17年，德高望重。恶僧文捷依仗高官，把辩才法师逐出上天竺寺，赶到杭州于潜县西菩寺。熙宁七年（1074）八月二十七日，苏东坡带着于潜县令毛宝（字国华）、于潜县尉方武赶赴西菩寺。从杭州到于潜县走水路一百多里，西菩寺又在于潜县西四十里的西菩山，苏东坡由水路转陆路，与于潜县令和负责地方治安的县尉远道而来，显然不是来烧香拜佛的。苏东坡对文捷夺寺、辩才被逐是清楚的，他带县令、县尉到西菩寺，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要为辩才法师伸张正义，报答救治苏迨的大恩大德，更何况主持司法公平正义是通判职责所在。然而辩才法师对夺寺、被逐，“恬不为忤”，处之泰然，坦然，淡然。苏东坡还是没忍住，赋诗《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安慰辩才法师：“路转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云自占东西岭，明月谁分上下池。”最终恶僧文捷失败，辩才法师重回上天竺寺。苏东坡重交情、讲义气的仗义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苏东坡与蒲宗孟是亲戚，蒲宗孟的姐姐嫁给苏东坡的堂哥苏不欺。苏不欺与蒲氏有五子——千乘、千之、千能、千秋、千钧。苏不欺二女儿嫁蒲宗孟的儿子蒲澈，苏、蒲两家亲上加亲。蒲宗孟，字传正，阆州新井（今四川省南部县）人。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苏东坡贬谪黄州的元丰五年（1082年），蒲宗孟官拜尚书左丞，副宰相级重臣。次年，出知汝州，徙知亳州、杭州、郓州等州。蒲宗孟是王安石新政的积极支持者，苏氏兄弟是反对新政营垒的中坚力量。政治斗争撕裂了亲情、友情，但是苏氏兄弟与蒲宗孟还能保持亲戚关系。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蒲宗孟打算赒济贬谪贫困的苏东坡，请示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很有人情味，说你们既是同乡又是亲戚，有余钱助贫困，县官会惩罚你吗？既然皇帝恩准，蒲宗孟应当出资纾困。
蒲宗孟任尚书左丞一年，因违制罢，知汝州。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到任。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苏东坡获命“量移”汝州团练副使，蒲宗孟是汝州太守，是巧合，还是神宗皇帝有意安排，不得而知。在汝州，蒲宗孟再次因奢华违制，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徙知亳州。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东坡从黄州出发，十二月抵达泗州，在泗州过年。亳州与泗州同属淮南东路，两地相距不远，元丰八年（1085年）初，苏东坡从泗州经亳州赴南都谒见张方平，并没有拜访亳州太守蒲宗孟。在此期间，苏东坡曾经给蒲宗孟寄赠一领蕲州竹凉席，并赋诗《寄蕲簟与蒲传正》。
苏东坡离开黄州后，有两封致侄子苏千之的书简，其一曰：“叔甚欲一往见传正，自惟罪废之余，动辄累人，故不果尔。甚有欲与侄言者，非面莫尽，想不惮数舍之地远也。”元丰七年（1084年）底，或者元丰八年（1085年）初，苏东坡急于见到苏千之，而且“非面莫尽”，是要通过苏千之与他大舅蒲宗孟联系。米芾《砚史》记载：“资政殿学士蒲传正收真宗所用砚，与仁庙赐驸马都尉李公炤凤池砚，形制一同，至今尚方多用此制。”米芾知道蒲宗孟收藏真宗龙尾黼砚，却不知道是苏东坡赠送。
苏东坡赠砚于蒲宗孟最能体现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一是苏东坡重亲情、讲人情，知恩报恩，重礼感谢蒲宗孟赒济纾困。
二是中国人情社会，讲究礼尚往来，送礼还礼尽可能对等，苏东坡赠送真宗所用砚，重礼答谢，说明当年蒲宗孟赒济数额不小。
三是苏东坡左右为难的贬谪处境。“自惟罪废之余，动辄累人”，大多数亲戚避之犹恐不及，蒲宗孟是神宗皇帝的“红人”，会接纳贬谪的苏东坡吗？苏东坡拿捏不准。苏东坡给蒲宗孟寄蕲簟并诗，也有投石问路的意思，没有反馈。邀苏千之到南都见面，最大可能是通过苏千之把真宗龙尾黼砚转送蒲宗孟。
四是苏东坡《黼砚铭》是一篇讲亲情，又顾情面的杰作。苏叙：“臣轼得之，以遗臣宗孟”，二臣之间，苏东坡虽是贬官，仍不失身份。《铭》曰：“二臣更宝之，见者必作也。”二臣共同珍视御砚，避免送礼答谢的尴尬。
印象中的苏东坡乐观、放达，快人快语。其《思堂记》云：“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这只是苏东坡思想性格的一个方面。苏东坡从高官重臣贬谪，跌入人生低谷，巨大落差带给苏东坡的精神创伤和心理变化是外人很难想象的。苏东坡精神力量强大在于，即使落入地狱，也会在地狱一角活出精彩。但是地狱就是地狱，严酷的社会压力，恶劣的自然环境，不能不使苏东坡既要维护文人风骨和尊严，又要小心翼翼避免“动辄累人”，减少带给亲朋故旧的牵连厄运。这个时候的苏东坡再不是“遇事则发，不暇思”，冲口而出，而是心思细密、虑事周全，这样的性格特征是很少人关注的。
苏东坡贬谪岁月从“乌台诗案”开始。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苏东坡被御史台派人从湖州官衙绑走，十二月二十九日获释走出大牢。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御史台差人押送其至贬谪地“安置”。北宋朝廷规定，“安置”是押送地方监督改造，不得签书公事，不得离开“安置”地。苏东坡“量移”汝州依然是“安置”。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解除安置，允许常州居住。
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苏东坡解职定州太守，六月，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从六月诏命“安置”开始，苏东坡就有御史台派员押送。十二月二日抵达惠州贬所。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苏东坡责授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四月十九日苏东坡带苏过离开惠州，六月十一日渡琼州海峡，七月二日到儋州。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离开儋州，六月二十日夜渡琼州海峡。其窜流七年，丧亡九口。渡海北归以后，苏东坡仍然辗转于贬谪“安置”地廉州、舒州、永州间。十一月中旬接朝廷诏命，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军州任便居住。解除“安置”，重获自由。统计苏东坡冤狱大牢、贬谪“安置”时间有些残酷。一个自由的灵魂，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如果从他中进士走向仕途的嘉祐二年（1057年）算起，除去服母丧、服父丧的五年多时间，差不多一小半仕途岁月是在贬谪路上、贬所“安置”的煎熬中度过的。深入研读苏东坡赠砚蒲宗孟，就能够深刻理解苏东坡贬谪岁月的艰难困苦以及心灵深处淋漓的创伤。研究苏东坡，不能总停留在黄州东坡肉、惠州羊脊骨的层面。
由砚引发的苏东坡故事很多，苏东坡说砚说得很清楚：说清楚的，是苏东坡力图展示的自我；没说清楚的，有很多种理由，其中之一是作者不想。把作者欲言又止的心里话勾勒出来，并不违背作者的意愿，在作者的难言之隐中可以发现苏东坡更真实、更深层的自我，这恐怕就是砚说苏东坡的重任。比如依据历史资料，补充苏东坡赠砚蒲宗孟没有明确的环节，由苏千之转赠蒲宗孟可能性很大，即使没有更直接的证明文献，聊备一说也是对苏东坡最衷情的理解。由赠砚引发苏东坡与蒲宗孟的微妙关系，可以从更多侧面深入苏东坡的心路历程，真正读懂苏东坡，读懂他诗文力透纸背的潜台词。这不是窥视他的隐私，而是与一个伟大的灵魂跨时空、零距离、赤裸而真诚的交流。砚是入门的台阶，由此可以走进苏东坡的人际交往圈子，也走进他少为人知的思想性格和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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