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继续聊西汉的儒家,聊古今经文学派。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古文经学派,什么是今文经学派?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以依据儒家经典版本和文字的不同,做出的区分。

古文经学,研究的是先秦古文字撰写的儒家经典,主要是一些民间古本。

今文经学,研究的汉代通行隶书所写的儒家经典,这些主要来自西汉初年儒生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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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讲过的《公羊》学派和《毂梁》学派,都属于今文经学派。

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在汉武帝时期,被确定为官学。

到了汉宣帝时期,《毂梁》崛起。

古文经学一直在民间流行,注重学术考据,追求文本原意。

古文和今文之间的对立与融合,则构成了汉代思想史的脉络。

解决问题

国家为什么会支持你搞思想研究?因为你要为国家解决问题。

所以,古今文学派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了给汉朝政府的统治合法性与国家治理方式,提供理论依据和解决方案。

但是呢,两派的侧重点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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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前期,西汉政权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所以,国家政府层面,急需一套官方意识形态。

而《公羊》学派,通过阐释《春秋》,确立君权神授,提出天人感应的学说,为汉朝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

同时,主张尊王攘夷、春秋大一统,为汉武帝的集权、削藩、开边等政策,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然,《公羊》的天然感应,给汉朝带来合法性的同时,也埋下了覆灭刘姓江山的伏笔。

到了汉武帝末期,国家长期的扩张与改革,在奠定了强盛基业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所以,汉宣帝这位中兴之主面临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去缓解汉武帝晚年的危机。

于是,我们看到了《毂梁》学派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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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毂梁》相对于《公羊》,思想上没有那么激进,主张施仁政,反对穷兵黩武。

并且,《毂梁》追求复古。

因为汉承秦制,搞成这个样子,社会问题这么严重,主流思想都觉得是秦政有问题。

那怎么办?恢复周政,去学习周朝,你看周朝就没有土地问题。

而《公羊》派此时更加激进,依旧天人感应理论,国家出问题是你刘家皇帝德行不足,那你刘家应该把皇位让出来!

所以,汉宣帝一朝,打压《公羊》扶持《毂梁》,国家开始转向,休养生息。

治理模式,也从严刑峻法转变为吏治宽驰,国家经济确实逐渐复苏了。

但是,豪强地主和官吏土地兼并的趋势却在加剧。

也就是说,汉宣帝并未解决国家的核心问题。

社会表象就是,国家强盛,老百姓生活却更难过了,流民增多,豪强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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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土地兼并这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痼疾,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解决。

但是西汉古人不知道,他们以为的原因是:是不是对周政的学习不够彻底。

那怎么办?那就对周朝的政策一比一复刻。

古文经的优势

这里,就要说到今文经学派的致命软肋了:擅长讲大道理,不擅长搞制度建设。

举个例子,当时官方教材《礼经》,总共十七篇,记载的全是士人阶层的礼仪:怎么见面、怎么吃饭、怎么办婚礼葬礼。

可皇帝要是国家级的典礼规范:天子该怎么祭天?诸侯该怎么朝觐?国家大典该怎么操办?

抱歉,今文经学派的书里都没写,要么就三言两语。

我们之前讲了,今文经学是汉初儒生理解消化后的产物。

而当朝廷要学周政设立新的制度的时候,今文博士们要么从《尚书》里扒拉两句,要么从《论语》里找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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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更多时候是口耳相传,还美其名曰师法、家法。

结果,就是同一个制度,能吵出八套方案。

汉元帝在位十六年,光郊祀制度就改了三四回。

于是,这时候,古文经学学者悄悄登上了历史舞台。

因为他们研究的不是官方钦定的今文经,而是那些用先秦古文字写的古本《左传》《周官》《逸礼》等。

《左传》号称“善于礼”,对春秋时期各国礼仪记载之详实,让《公羊》《穀梁》看起来像小学生日记。

更不要说《周礼》,本身就是周朝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大全。

里面天官冢宰、地官司徒、夏官司马等,框架清晰,职责明确,连各衙门编制多少人、工资发多少都有记载。

并且,今文经学的学者死守师法,徒弟不敢质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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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古文经学者则不一样,他们什么诸子百家、历史传记、民间传说,只要能证明观点,全拿来用。

所以,当朝廷需要改制,为“天子郊祀该穿什么颜色”争吵时,古文学者就搬出《周礼·春官》: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旂十有二旒。

古文派就像一家专业的咨询机构,皇帝要什么,他们就能从古籍里翻出对应的历史案例和与之对应的制度。

说到古文经学派,就避不开刘歆这一关键人物 。

刘歆是皇室宗亲,更是学术天才。

因为其父刘向的缘故,刘歆从小就能进入天禄阁(汉朝的皇家图书馆),这使刘歆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皇家的各种罕见之书。

刘歆本来是跟着父亲学习《毂梁春秋》,在今文经学上很有造诣。

但跟着父亲勘校藏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特别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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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他认为《左传》的价值,远在《公羊》《谷梁》之上,他开始倒向了古文经学。

并且,他打算给古文学派,做一个系统化升级。

因为之前的古文学家有个毛病:考据做的很牛,但理论建构不行。

刘歆则重新定义了《春秋》的核心价值,他说《春秋》的精髓不是《公羊》讲的微言大义,而是保存了周礼。

所以,他把《左传》解读为《春秋》正解,又给其配上详细的章句义理。

再把《周礼》《逸礼》打包,形成一套完善的礼制解决方案。

以后,朝廷想改革?我刘歆这就有现成的周礼模板。

皇帝如果真有抱负?那效法周公,就在今日。

王莽的心思

时间来到,公元元年,王莽大权独揽。

但他不想只当个权臣,他要当圣人,恢复三代之治,打造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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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理想越丰满,越需要理论支撑。

今文经那套天人感应的理论太虚,只会拿灾异吓唬皇帝,要求禅让,却拿不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你看古文经这套多实在,人家也有“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

并且,古文经学连新朝的官名、爵位、国土规划都准备好了。

公元5年,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悬赏征集通晓古籍的人才。

诏书一下,天下涌出几千奇才异士。

有能背《左传》的,有精通《周礼》的,有会认蝌蚪文的。

这些古文经学者之前都在民间默默无闻,突然全部被提拔进中央。

这让今文博士们傻眼了,他们苦读三十年,熟读子曰诗云,却比不上一个能解释《周官·考工记》的民间匠人?

公元7年,刘歆被王莽举荐为侍中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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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刘歆的团队,不只会解释经典,还会古法今用。

王莽说我要搞王田制、搞土地国有,刘歆就从《周礼》里找出井田制的依据。

王莽说要改革货币,刘歆就把上古的龟贝搬出来。

甚至王莽想当假皇帝,刘歆都能从《尚书》里翻出周公摄政的故事来佐证。

刘歆团队,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超级乙方!

你不清楚自己要什么?那我帮你定义;你不敢想太大?我帮你规划;你怕有人说闲话?我帮你写好所有的理论依据。

公元8年,王莽代汉建新,刘歆被任命为国师,古文经学全部立为学官。

今文经两百年的统治地位,一夜之间被掀翻。

但故事到这里,才刚刚开始露出它荒诞的一面。

王莽按照《周礼》蓝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制。

官名全改,地名全换,货币改了五次,土地制度三年一变。

结果,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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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周礼》不好,而是因为王莽和刘歆把一份近千年前的设计图,当成了现代施工方案。

周礼记载的那些制度,可能只是古人理想化的构想,甚至有些就没真正的实行过。

更讽刺的是,当起义军攻入长安时,王莽还抱着按古文经理论制作的法器,祈求上天保佑。

而刘歆,最后也在新莽时期因卷入政变被杀。

乙方太懂甲方,有时候是种危险。

一个靠提供解决方案上岸的团队,最终也被自己提供的解决方案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