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主题为“制度内外：清代基层官员的政务与人生”的新书分享会近日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二层举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张帆，与《历史缝隙里的人》作者郑小悠齐聚一堂，围绕这部新近出版、聚焦清代十二位基层官吏命运的作品，展开了一场深入对谈。
新书分享会海报
学者们从不同学术背景出发，探讨清代官场规则、基层治理、民生百态，解析小人物与大历史间的关系，并分享阅读中的发现与感悟，共同解读了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生命图景。
对普通个体命运与复杂性的探求
今年3月，《历史缝隙里的人》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推出。作者郑小悠是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长期深耕清代制度史与政治史，此前著有《年羹尧之死》《清代的案与刑》等作品。
与以往关注帝王将相不同，新作将聚光灯投向了十二位“事迹不彰”的清朝基层官吏，如黄六鸿、钱良择、张我观、王猷、穆齐贤、刘光第等。他们的名字鲜见于正史，人生轨迹散落于日记、书信、奏折的缝隙中。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郑小悠
分享会伊始，郑小悠首先讲述了本书的写作缘起。她坦言，这是“三个机缘”共同促成的结果。最初，她计划围绕“天理教事件”（又称“癸酉之变”。1813年，由天理教首领林清、李文成等人发动的一次震惊清廷朝野的武装起义，被视为清朝统治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研究几位清朝嘉道时期的基层官员，但在梳理张祖基、吴堦等人材料时，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那些职业生涯的困扰、人情世故的麻烦、理想与现实的拉扯”，让她意识到这些历史情感与今人相通。与此同时，为张帆教授整理“元朝十二人”讲座稿的经历，以及澎湃新闻专栏的邀约，共同推动她开启了为清代“小人物”作传的系列写作。
《历史缝隙里的人》 郑小悠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3
北大教授罗新在推荐语中指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其选择的独特性。“郑小悠讲的这些个体，是编写《清史稿》的那些人特意选择忽略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进步和意义。”他在分享会上进一步阐释，从《史记》到《清史稿》，正史人物传记的入选有着严格规制，官阶、事功是核心标准。《清史稿》的编纂虽在民国时期，但其挑选人物的原则仍沿袭旧传统。“要到了20世纪后期以后的史学发展，才会注意到这些人。”罗新认为，选择为这些边缘人物作传本身，就反映了历史学的进步——从只关注重大事件和核心人物，转向对普通个体命运与复杂性的探求。
张帆教授则用“学术为体，普及为用”概括本书特点。他指出，书中绝大多数人物对专家学者而言也属陌生，写作具有高度原创性，能深化学术界对清朝历史的认识；同时，作者发挥了长于叙事的优势，举重若轻，使普通读者能轻松进入历史情境。“这不太容易，”张帆说，“写大家都知道的人物容易引起关注，写大家都不知道的，难度可想而知。”
制度碾压下的生存实态与人性微光
“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这句清人谚语，形象道出了基层官员在庞大帝国制度中的脆弱处境。本书及分享会的一大焦点，正是剖析制度与个体命运之间复杂而残酷的互动。
清朝对官员的考核（KPI）至中期已极为繁复，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熟的官场智慧使得考核常流于形式。然而，一旦遇上“天理教起义”这类突发性危机，制度的真实压力便瞬间显现。她以书中人物吴堦、朱凤森为例，二人在起义军攻打县城时成功守城，证明了卓越的个人能力，但事后并未因此获得理想的仕途发展。郑小悠进而认为，在承平之世，人有能力、有贡献却仍感到压抑的“生命张力”，最具穿透力。
“清朝的州县官其实很不好当，”郑小悠解释道，吏部《处分则例》条文细密，官员动辄得咎。更现实的是经济压力，名义俸禄常被截留，合法收入微薄，迫使官员在灰色地带腾挪。雍正朝的“清理亏空”运动，便让许多官员陷入绝境。她讲述了书中人物张我观面对的一桩悲剧：一位甘肃知县因欠库银四百多两被“监追”二十多年，死于狱中，其年幼侄子随之被关押至成年。张我观连续三年上书请求豁免未果，足见制度之僵化与个体之无助。
除了行政与经济压力，特殊的身份制度也深刻塑造着命运。郑小悠以镶蓝旗包衣出身的“另记档案人”穆齐贤为例，他因被内务府旗人抱养而获得旗籍，又因精通满文、能写会算在王府谋得职位，看似有了上升通道。然而，他服务的惇亲王绵恺（道光帝之弟）精神失常，私设牢狱，穆齐贤本人竟被囚禁其中数百日。他的妻子冒死赴都察院控告亲王，最终救出包括穆齐贤在内的七十余名被囚者。这个“小公务员”的爆发，照见了制度颓坏下人性对尊严与自由的本能追求。郑小悠感叹，穆齐贤官居六品，面对亲王时的无力感，甚至不如其有平民身份的外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
罗新教授提醒，在同情这些官员处境时，需保持一份“大局观”。“总体来说，这帮人过得还算不错。他们仍是社会的上层，垄断着财富与特权。”他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官员的境遇因时而异，有时外放被视为“脱贫”捷径，有时则避之不及，这恰恰反映了制度与时代的动态关系。
历史写作的温度与镜鉴
《历史缝隙里的人》之所以能打动众多读者，关键在于作者在严谨考据之余，倾注了真诚的共情。郑小悠在导言中写道，写大人物时她是“冷眼的观察者”，而写这些小人物，她成了“感同身受的代入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
历史写作应如何把握共情与克制之间的度？张帆教授认为，司马迁树立了典范——“寓论断于叙事”，感情已融入叙述，篇末的“太史公曰”反而常宕开一笔。罗新教授指出，共情的基础在于相信古今人性相通。写作时需“表面上显得客观”，偶尔忍不住的“破例”也可能是亮点，“只是不宜过多”。
书中人物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在现实挤压下的挣扎、妥协或坚守，引发了读者关于“理想主义与现实关系”的思考。郑小悠说她选人有一个标准，即其生命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理想主义的微光。
她最欣赏的人物之一是张我观，认为他能将理想与现实工作磨合得很好，在有所作为后“事了拂衣去”，也是结局最好的一位。而对于始终坚守理想、最终慷慨就义的刘光第，她则充满敬意。刘光第在刑场上质问监斩官刚毅“未讯而诛，何哉？”，至死仍相信制度应遵循程序正义。郑小悠感慨，这种在清贫与重压下仍保持纯粹并在关键时刻迸发光亮的人生，“可崇敬，但很难去学”。
罗新教授则对“理想主义”一词保持警惕，认为每个人都是复杂多面的，差别只在于不同欲望与原则之间的“优先性”排序。张帆教授结合现实观察指出，身边不乏因坚守某些价值观念而不愿妥协、导致人生际遇不顺的“理想主义者”，令人既佩服又觉惋惜。
罗新强调，历史学家研究的是文献，而非抽象的历史；研究时需要保持“谦逊的介入”，警醒自己视角的局限性。郑小悠则笑言，写没有粉丝的“小人物”可以更自由地表达共情，而写“九王夺嫡”则必须声明“客观冷静”，以免卷入粉丝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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