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北京亮马桥的风像没关紧的冰箱门，吹得膝盖发软，我缩在羽绒服里数前面的人头——已经一百二十七个，全是去给美国签证“上供”的。队伍尽头那扇灰铁门像班主任的讲台，谁也不敢喘大气。

我老公把材料袋抱怀里，像抱刚出生的娃。DS-160确认页折了一小道角，他焦虑得用指甲又抠又压，我让他别抠了，再抠纸要破了，破了就得重新预约，预约得排到十一月。旁边的小姑娘更惨，她昨天打印的二维码糊了一块，边排边哭，眼泪把妆冲出两道黑沟，像唱戏的。

七点整，使馆保安开始“放羊”，二十人一组，慢得离谱。过安检得脱鞋、解皮带、摘手表，我光脚踩在地胶上，凉得脚心抽筋。手机被封进牛皮纸袋，像给小孩存压岁钱，眼睁睁看着它被收走，那一刻真有种“上交灵魂”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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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里的白人签证官头发乱得像刚起床，问话节奏却像打地鼠。“去干嘛？”“看朋友，顺便自驾。”“工资多少？”“税后两万三。”“有同行人？”“我媳妇。”我举手示意，他扫我一眼，像扫描过期罐头。最后一句：“打疫苗了吗？”老公愣了半秒，点头。啪，蓝条子飞出来，过了。全程四十秒，比便利店买咖啡还快。

出来那瞬间，阳光刚好穿过云层，照得护照塑料膜发亮。我本想欢呼，结果只憋出一句：“走，去喝碗热豆浆。”十年签证没给，只批了一年，心里的小算盘啪啪一拨：一年就一年，够把加州一号公路跑两趟，也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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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路上，他反复摸那本贴了小黄条的护照，像摸刚赢回来的彩票。我靠车窗打盹，梦见队伍尽头那扇铁门又开了，下一轮羊进去，有人笑，有人哭，风还是一样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