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八九年的大年三十，雪落得紧，像是要把整个豫东平原的村庄都给埋了。
我缩在村口那棵老榆树下，手脚早就冻得没了知觉。
叔叔周有才那句你爹死了你就是个拖累，这屋里养不起你，给我滚，比这刺骨的北风还要冷。
怀里揣着的，是我娘走之前缝给我的那双棉鞋垫，针脚细密，是她留下来的唯一件东西。
意识模糊间，我听见厚厚的积雪被踩得咯吱咯吱响，一股热乎乎的豆腥气扑到了我脸上。
这不是周建军家的孩子吗？
咋倒在这儿了？
那是村里卖豆腐的吴桂芳的声音，粗粝，有力，带着一股子不由分说的劲儿。
她一把将冻僵的我拽了起来，宽厚的手掌拍掉我身上的雪，二话不说地把我往她背上架。
那一夜，她家那道旧木门吱呀一声关上，锅盖掀开，热气扑了我满脸。
她说：先吃饭，吃完了再说别的。
01
我叫周长生，豫东平原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孩子。
这名字是我爹起的，说是盼我长命百岁。
我爹周建军，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木匠，手上的活计细，谁家打张桌子、做副棺材，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他这个人话不多，干起活来闷头不吭声，但手里出来的东西，榫卯严实，纹路顺溜，经年不变形。
村里人说，建军这人，实诚，手艺好，就是命不好。
我娘叫刘秀英，是邻村嫁过来的，长得不出挑，但勤快，灶台地里一把抓，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她有个习惯，闲下来就纳鞋垫，一针一针地纳，纳完了不卖，留着给我爹、给我垫脚底下，说脚底下暖了，人走路才有劲。
那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日子虽然不宽裕，但拢共过得下去，每年秋收，粮仓里能装满，我爹还能接几单外头的木匠活，手头有几个活钱。
我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可那年秋天，我爹跟着邻村一个包工头去县城工地干活，第三天，脚手架塌了。
人没了。
包工头来我家，把一沓钱摆在桌上，说了句对不住，低头走了。
我娘站在院子里，没哭，就那么站着，手里还攥着一只没纳完的鞋垫，站了很久，很久。
我那年十二岁，站在她旁边，不知道说什么，就跟着站着。
风把院子里的苞谷叶子吹得哗哗响。
我爹走了之后，我娘一个人撑着，地里的活她干，猪圈里的猪她喂，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我醒了找她，她人已经在地里了。
但人的身子骨不是铁打的。
不到一年，她开始咳，断断续续的，咳起来停不下来，脸色越来越差，嘴唇发白。
我去找村里的赤脚大夫，大夫来了，听了听，皱着眉说：
这是累出来的病，得好好将养，不能再熬了。
我娘坐在床边，对大夫笑了笑：
行，我知道了，劳烦你跑一趟。
大夫走了，她重新站起来，去灶台前烧火做饭。
我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嗓子眼里发酸。
那之后没多久，她就彻底起不来了。
躺下去的最后几天，她把我叫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双纳好的棉鞋垫，塞到我手里，眼睛盯着我，嘴唇动了动：
长生，往后你得自己立住。
我攥着那双鞋垫，点头，眼泪掉下来，滴在她手背上。
她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慢慢松开了。
娘走的那天，雨下得很大。
我在灵前跪了一夜，棉鞋垫揣在怀里，手心里捂得发热。
02
娘入土之后，村里的老人们合计了一圈，说孩子不能没人管，让我去投奔叔叔周有才。
周有才是我爹的亲弟弟，就住在同村，家里有婶子徐凤英，还有两个堂弟，大的叫周卫东，小的叫周卫民。
我提着那双棉鞋垫，去敲了他家的门。
是婶子徐凤英开的门。
她站在门槛里，围裙还没解，手上沾着面粉，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转身往里屋喊：
有才，建军家的孩子来了，你出来。
叔叔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往旁边挪了挪：
进来吧。
就这三个字，没有别的。
我跨进了那道门。
堂屋里，周卫东和周卫民坐在桌边，一人啃着一块红薯，两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
周卫东比我小两岁，长得圆乎乎的，嘴里还咬着红薯，没好气地瞥了我一眼：
他来咱家住啊？
徐凤英往他脑门上弹了一下：
大人的事小孩少插嘴，吃你的东西。
周卫东缩了缩脑袋，重新啃红薯，眼神却还往我这边飘。
我站在堂屋中间，手里攥着那双棉鞋垫，不知道把手放哪。
叔叔周有才在椅子上坐下来，点了根旱烟，吸了一口，缓缓开口：
长生，你先住下，往后的事慢慢再说。
我点头：
叔，我不白吃饭，家里的活我来干。
叔叔没说话，吐了口烟，眼神往旁边飘。
徐凤英站在一旁，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声音平平的：
行，那你先去柴房收拾收拾，那边有张铺，你睡那。
柴房在院子最里头，挨着猪圈，平时堆柴火、放农具，角落里有张旧木板床，上头压着一床薄被，潮气很重，被面摸上去凉冰冰的。
我把棉鞋垫放到枕头底下，在那张床上坐了一会儿，听见外头徐凤英和叔叔说话的声音，隔着柴房的土墙传进来，听不真切，但语气不轻松。
隐约听见徐凤英说：
多一张嘴，粮食就少一截，你自己算算……
叔叔的声音压得很低，说了什么，没听清。
我把手里的棉鞋垫摸了又摸，躺下来，盯着头顶的屋梁，眼睛睁着，直到天彻底黑透了，才闭上。
03
住进叔叔家，我摸清了这屋里的规矩，也摸清了徐凤英这个人。
她不是那种扯着嗓子当街骂人的粗蛮性子，比那个难对付得多。
她从来不大声，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一句话都卡在刀刃上，让人堵得说不出话来，又挑不出半点毛病。
住进去的第一个礼拜，有一天我在院子里劈柴，劈完了整整齐齐摞好，回头看，徐凤英站在堂屋门口，手里端着一碗水，看了我一眼：
卫东，卫民，出来喝水。
两个堂弟跑出来，一人接了一碗，喝完了跑回屋。
我站在柴垛旁边，手里还攥着斧子，没动。
徐凤英端着空碗回屋，进门前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就那么进去了。
我把斧子靠在柴垛上，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进屋去自己舀了瓢凉水，喝了。
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我记住了。
往后在这屋里，我不去讨，不去要，该干的活干完，该少说的话少说。
家里的水，我挑。柴，我劈。猪圈，我扫。地里要收庄稼了，我跟着叔叔下地，扛的比周卫东多，走的比他快。
徐凤英站在地头上看着，有时候眯着眼点点头，有时候一声不吭转身走了。
认可不认可，从来不说透。
有一回，村里李家嫂子来串门，两个女人坐在堂屋里嗑瓜子，说话。
李家嫂子看见我从院子里进来，问徐凤英：
这是你家亲戚的孩子？
徐凤英把瓜子壳吐在手里，慢悠悠地说：
我当家的哥哥留下的，没爹没娘，过来住着。
李家嫂子哦了一声，看了我一眼：
长得挺好，多大了？
徐凤英说：
十四了，能干活，吃得也多。
最后那五个字，拖了个长腔，说完了她拿起瓜子继续嗑，眼神看着李家嫂子，不看我。
李家嫂子笑了笑，没接话。
我站在堂屋门口，手里端着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把那桶水搁到灶台边，出去了。
出去的时候，背后李家嫂子压低了声音说：
凤英，你心肠好，换我，我可养不了。
徐凤英的声音：
谁心肠好，没法子的事。
我在院子里，把手在棉裤腿上擦了擦，去猪圈那边把猪食拌了，喂猪，喂完了洗手，回柴房，把门从里头带上。
那天夜里，我把棉鞋垫放在胸口，盯着屋顶的梁，听见外头风把瓦片刮得哗哗响，一直到后半夜，才睡着。
04
日子一天一天地混，混到了第二年开了春，我个头窜了一截，饭量跟着大了起来。
饭桌上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
徐凤英端菜上桌，给两个堂弟的碗里各夹了一筷子肉，给叔叔夹了，轮到我这边，她把筷子收回去，坐下来，自己开始吃。
这动作做得不急不慢，像是理所当然。
叔叔周有才坐在旁边，扒着饭，筷子动得很快，眼皮没有抬。
周卫东坐在我对面，把肉嚼得滋滋响，嘴角沾着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他娘，把脑袋埋下去，继续吃。
我把碗里的菜扒拉了两口，没说话，吃完了站起来去刷碗。
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
但徐凤英发起难来，不只是饭桌上夹不夹肉这么简单。
有一天，邻居家的王婶来借针线，站在院子门口喊，徐凤英在灶房里，喊我：
长生，去把针线笸箩拿出来。
我从柴房出来，进堂屋找针线笸箩，翻了半天没找到，回去说：
婶子，我没找着，放哪了？
徐凤英从灶房出来，走进堂屋，不到两步，从床头柜子上拿起那个笸箩，转过头看着我，慢慢说：
眼睛是干什么用的？
我没吭声。
她把笸箩递给王婶，送走了人，回来路过我身边，随口说了句：
连个笸箩都找不着，以后能干什么。
她说完进灶房了，声音不大，平平静静的，就像在说今天的风比昨天小。
我站在院子里，手攥了攥，松开，去把猪圈的门重新加固了一遍，那个插销松了好几天，一直没人管，我找了根铁丝缠上去，缠得紧紧的，蹲在那里，蹲了很久。
叔叔周有才这个人，不坏，就是软。
有一回，徐凤英当着周卫东周卫民的面说我手脚慢，干活不如卫东利索，叔叔坐在旁边，把烟袋从嘴里拿出来，轻声说了句：
凤英，孩子已经尽力了。
徐凤英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叔叔把烟袋重新塞回嘴里，低头，不说了。
就这一次，往后但凡徐凤英开口，他就当没听见。
我搞明白了，这屋里，没有人能说上话，也没有人会替我说话。
05
腊月里，徐凤英的话开始变得直接。
不再绕弯子，不再夹在家长里短里说，就是直接开口，说给我听。
有一天傍晚，我从地里收工回来，把锄头靠在墙边，在院子里搓手上的泥，听见堂屋里两个人说话，声音从半掩的门缝里漏出来。
徐凤英说：
有才，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孩子你打算养到啥时候？
叔叔停了一下：
他才十五，还能去哪？
徐凤英说：
十五怎么了，十五不小了，咱村里多少孩子十五就出去学手艺了，他在这吃白饭，对卫东卫民公平吗？
叔叔的声音低下去：
建军走得早，这孩子怪可怜的。
徐凤英接话的声音平静下来，反而更让人发冷：
可怜？可怜的多了，咱家又不是善堂，建军是你哥，又不是我哥，凭啥这义务落我头上？你要养，行，你去跟卫东卫民说，今年过年的新衣裳没了，压岁钱没了，省下来养你侄子，你去说。
叔叔没再开口。
我站在院子里，把手停在那里，没再搓。
风从墙头上吹过来，把枯树叶卷起来，打了个转，落在脚边。
从那天起，徐凤英不再遮掩。
腊月二十那天，吃早饭，她当着一桌人的面，把话说出来了：
长生，我跟你说个事，不是赶你走，是你也得想想往后，你不能老住在这，你叔家养不起你，你得有个出路。
我把筷子搁在碗沿上，看着她：
婶子，我一直在干活，我没有白吃饭。
她把手里的碗放下来，不紧不慢地说：
干活？你干那点活，能换几斤粮食？你一顿能吃半个大老爷们的份，这我不说你自己不清楚？
叔叔坐在旁边，把碗举起来，往嘴里扒饭，埋着头，一个字没有。
周卫东坐在对面，把筷子攥在手里，没动，眼皮往下垂着，不看我，也不看他娘。
周卫民年纪小，懵懵懂懂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娘，把嘴里的饭咽下去，小声说：
娘，哥干活挺好的……
徐凤英瞪了他一眼：
吃你的饭。
周卫民缩了缩脑袋，把头埋进碗里，不说了。
我把那碗饭吃完，放下碗，站起来，去灶台边刷碗，手放进冷水里，冻得发疼，两只手在水里搓了又搓。
背后，饭桌上安静下来，只剩筷子碰碗的声音。
06
大年三十那天，事情彻底摊开了。
一早上，徐凤英就在灶台前忙活，案板上剁肉声、切菜声，热气从厨房飘出来，带着猪肉炖粉条的香气，把整个院子都熏得暖和。
我去灶台边站了站：
婶子，我帮你烧火？
她头也没抬：
用不着，你去把院子扫一遍。
我拿了扫帚，把院子里的积雪扫开，扫干净了，回来又问：
柴够不够，我去劈点？
徐凤英这回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够了，你去屋里待着。
我把扫帚靠在墙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不知道去哪，就回柴房，坐在那张旧木板床上，听着厨房里的动静。
饺子的香气一阵一阵地往里飘。
傍晚，天擦黑，各家各户开始放鞭炮，炸响声一阵接一阵，红纸屑落了一地。
堂屋里，叔叔把两个堂弟叫过去，说是发压岁钱，周卫东周卫民跑过去，接了钱，欢天喜地地跳起来。
我站在柴房门口，往堂屋里看了一眼。
叔叔的手里还捏着几张毛票，看见我站在那里，手顿了一下，眼神往旁边飘了一下，把那几张票子重新揣进了棉袄兜里。
我没动，站在原地，没说话。
饺子端上桌，徐凤英招呼周卫东周卫民坐下来吃，给他们一人盛了满满一碗，又给叔叔盛了一碗，把锅盖盖上，解了围裙搭在灶台边，转身往堂屋走。
经过我身边，她没停。
我开口：
婶子。
她停下脚步，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神平静，说：
长生，坐下来，我有话跟你说。
我走进堂屋，在桌边坐下来。
叔叔坐在对面，旱烟攥在手里，没有点，两眼看着桌面。
两个堂弟吃着饺子，周卫东悄悄抬头看了我一眼，把筷子放慢了，嚼东西的声音也轻下去了。
徐凤英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把手搭在桌沿上，声音很平，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好：
长生，你也不小了，有些话该说清楚了。你爹没了，你娘也没了，你在我们家住了两年，这情分我们记着，但往后的日子，你得自己过。这屋里，再养不了你了。今晚你想清楚，往后去哪，落谁家，你得有个主意。
我转头看叔叔：
叔。
叔叔把旱烟攥紧了，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但他张了张嘴，说出来的是：
你婶子说得对，你大了，该想想自己的事了。
周卫东把筷子搁下来，盯着桌面，一声不吭。
周卫民年纪小，懵懵懂懂的，还在低头吃饺子，没抬头。
我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回柴房，把那双棉鞋垫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揣进棉袄最里头，出了门。
院门关上的那一声，沉，闷，像一块石头落进了深水里。
外头雪下得正紧，风一阵接一阵往脸上扑，各家各户的窗纸透着昏黄的灯光，鞭炮声从四面八方传过来，炸得耳朵里嗡嗡响。
我顺着村道往前走，脚下踩着积雪，一步一个深坑，走到村口那棵老榆树跟前，腿开始发软，脚步慢下来，慢下来，最后停住了。
肚子里空着，从傍晚到现在，什么都没吃，站在风里，头开始发晕。
风把眼泪往后吹，我没擦，就那么站着，手伸进棉袄里，把那双棉鞋垫摸了一把。
针脚细密，硬实，还是原来的样子。
腿撑不住了，身子往榆树干上一靠，慢慢滑下去，坐进了雪里。
鞭炮声还在响，远远近近的，各家的灯火把雪地映得发亮，这个除夕，整个村子都是活的，热的，只有我这里，是冷的，是静的。
意识开始往下坠，耳朵里的鞭炮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咯吱——
咯吱——
积雪被踩响的声音，由远及近。
一道光晃过来，打在我脸上，晃得我眯起眼睛。
这不是周建军家的孩子吗？
咋倒在这儿了？
07
我被人拽起来的那一刻，整个人是懵的。
手脚早就不听使唤，被人攥住胳膊往上一提，脚踩在雪地里，腿抖得厉害，差点又坐下去。
那道手电筒的光往旁边一偏，我看见了那张脸。
四十来岁的女人，方脸，颧骨高，皮肤粗糙，手上裂着口子，冻得发红，是长年累月泡水磨豆子留下来的样子。
头发用一根布条束在脑后，几缕被风吹乱了，她也没去理，就那么站着，手电筒在我脸上扫了一圈，皱着眉：
冻多久了？手脚还有没有感觉？
我嘴皮子发抖，说话漏风：
还、还有。
她伸手拍了拍我的胳膊，又拍了拍我的腿，拍完往我手上捏了一把，扭头往村子里望了望，回过头来，把我往她背上架：
行了，先跟我走。
我挣了一下：
大娘，我没事，你别——
她没理我，腰往下一沉，把我稳稳背起来，脚步在雪地里踩得很稳，一步一步地走：
没事你坐雪地里干啥，再待一会儿你就真没事了。
我趴在她背上，脸贴着她旧棉袄的后背，那棉袄洗得褪了色，但干净，带着一股皂角的味道，混着一股豆腥气。
豆腥气。
我这才想起来，这是村里卖豆腐的吴桂芳。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豆子，推着板车走街串巷，豆腐，豆腐，新鲜的豆腐——那嗓门，整条村道都听得见。
大年三十夜里，她怎么会在村口。
我趴在她背上，脑子里这个念头转了一圈，手脚开始钻心地疼，是冻僵的地方一暖就有的那种疼，像针扎，一阵一阵的，把别的念头都顶散了。
吴桂芳背着我走，走到她家院门前，用脚踢开虚掩着的院门，侧身进去，把我放到堂屋的凳子上，手电筒搁在桌上，转身去里屋翻了翻，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双旧棉鞋：
把湿鞋脱了，换上这个。
我去解鞋带，手指头不听使唤，磨了半天没解开，她蹲下来，三两下解开了，把我脚上的湿鞋脱掉，把那双旧棉鞋套上去：
暖和点没有？
我说：暖和了。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走进灶房，锅盖被掀起来，铁勺碰锅壁的声音，火被重新拨旺，柴火噼里啪啦地响。
我坐在凳子上，打量这间堂屋。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齐整，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灯芯拨得不高，把屋子里照得昏黄。
桌边放着一把椅子，椅背上搭着一件旧棉袄，是男人穿的尺寸，袖口磨得发白。
灶房里，火烧起来了，热气一点一点往堂屋里漫，把那股子冻透了的寒意慢慢往外推。
吴桂芳端着锅出来，搁在桌上，锅盖一掀，热气腾地扑上来，是豆腐炖白菜的味道，滚烫，浓，飘进鼻子里，肚子里咕的一声响。
她把碗往我面前一推：
先吃饭。
我抬头看她。
她已经坐下来，自己也盛了一碗，拿起筷子，冲我努了努嘴：
吃，吃完了再说。
我端起碗，吃了一口，烫，但是香，豆腐软，白菜烂，汤里有盐有油，热乎乎地顺着喉咙往下走，一直暖到肚子里。
我把碗端着，没再放下，吃了一口又一口。
吴桂芳吃了几口，把碗放下，用筷子指了指我碗里：
多吃点，锅里还有。
我点头，没说话，继续吃。
堂屋里安静，灶房里的柴火噼里噼里地响，鞭炮声从外头隐隐约约传进来，远了，不像之前那么刺耳了。
吃到一半，吴桂芳开口：
你叔家今晚怎么了？
我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
没怎么。
她把筷子搁下来，看着我：
没怎么，大年三十，一个孩子坐村口雪地里，没怎么？
我没吭声。
她也没再追问，重新拿起筷子，吃了两口，忽然说：
你爹我认识，手艺好，是个实在人。
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眼神看着桌上那碗白菜炖豆腐，慢慢说：
你娘纳的鞋垫，我买过两双，针脚细，不散，穿了两年还是好的。
我嗓子眼里发紧，把那口饭咽下去，没说话。
吴桂芳把碗里的饭吃完，放下碗，用袖口擦了擦嘴，站起来，去灶房又盛了一碗出来，放到我面前：
吃，别剩。
我接过那碗，捧在手里，碗底的热气透过陶瓷烫着手心。
灶房里，吴桂芳站在灶台边，背对着我，手搭在锅沿上，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让我端着碗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吴桂芳背对着我，手搭在锅沿上，声音不大，就那么平平地说出来，像是说今晚的豆腐炖得够不够烂。
我端着碗，愣在那里，嘴里还含着半口饭，忘了咽。
那句话和她今晚出现在村口、把我从雪地里背回来这件事，摞在一起，压在胸口，突然就重了。
她为什么大年三十夜里会在村口——
吴桂芳说的那句话是：
你今晚要是没出来，我明天就去你叔家敲门了。
我把嘴里的饭咽下去，把碗搁在桌上，看着她的背影：
大娘，你说啥？
她转过身来，在灶台边站着，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神情很平，像是说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你在你叔家的日子，村里人都看着呢，我早就想着，等过了这个年，你要还没个去处，我去找你叔说道说道。
我盯着她，一时没说话。
她走回桌边，重新坐下来，把手搭在桌沿上，看着我：
结果今晚你自己出来了。
我张了张嘴：
大娘，我不认识你，你为啥——
她把我这句话截住了，不是生气，就是平平地说：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爹，认识你娘，这不就够了。
屋里安静了一阵，煤油灯的灯芯噼地一响，火苗跳了一下，把她脸上的光晃得明暗交替。
我端着那碗饭，没再动筷子，手心里捂着碗底的热气，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吴桂芳也没再开口，把桌上的菜往我跟前推了推，站起来进灶房，又听见锅盖掀开的声音，勺子碰锅壁，是在添水烧热水。
我低头，把那碗饭吃完了。
08
那一夜，我睡在吴桂芳家堂屋靠墙的那张旧榻上。
她从里屋抱出一床棉被，抖开来盖在榻上，棉被是旧的，但厚实，被面洗得干净，带着皂角的气味。
睡前她站在堂屋门口，说：
明天早起，我磨豆子，你要是睡得着就多睡一会儿，要是睡不着，就起来搭把手。
我说：
大娘，我起来帮你。
她嗯了一声，把堂屋的门带上了。
我躺在那张榻上，盯着头顶的屋梁，听见外头风声慢慢小下去，鞭炮声断断续续地响到了深夜，然后静了。
我把那双棉鞋垫从棉袄里掏出来，放在胸口，手盖上去，闭上眼睛。
不知道过了多久，睡着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听见里屋的动静，吴桂芳起来了，脚步声从里屋到灶房，灶房里传来磨盘转动的声音，沉，重，一圈一圈的，均匀地转。
我翻身坐起来，穿上衣裳，去灶房。
吴桂芳站在磨盘前，两手推着磨杆，身子跟着磨盘的转动来回移动，额头上已经沁出了一层薄汗，灶台上的油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土墙上。
她听见动静，头也没回：
起来了？
我说：
大娘，我来推，你去烧火。
她停下来，把磨杆递给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灶台前，蹲下来拨火。
磨盘很重，推起来两条胳膊都是酸的，但我没停，一圈一圈地推，豆浆顺着磨盘边沿往下流，滴进下头的木桶里，白的，稠的，带着一股生豆子的腥气。
灶台那边火烧起来了，灶房里慢慢暖和了，热气把生豆子的腥气也熏开了，混在一起，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气味，但不难闻。
吴桂芳起身，把木桶里的豆浆舀进大锅里，盖上锅盖，回头看了我一眼：
推得不赖，有劲。
我说：
在我叔家干惯了。
她听见这句话，没接，转身去往锅底加柴，没有多问。
我把磨杆靠在墙边，在磨盘旁边站了一会儿，开口：
大娘，昨晚你说想去找我叔说道说道，你想跟他说啥？
吴桂芳蹲在灶前，手里攥着一把柴，塞进灶膛里，火苗窜上来，把她的脸映得发红，她开口，声音被灶膛里的火声压着：
说啥，就是问他，一个孩子，往后怎么安置，有没有想法，没有想法，村里人帮着想。
我说：
村里人？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过身来看着我：
你以为就我一个人看见你在你叔家受的那些？
我没说话。
她把锅盖掀开一条缝，看了看火候，重新盖上，说：
你爹当年帮过不少人，这村里，记着的人不少，只是没人牵这个头。
我站在磨盘旁边，攥着那根磨杆，手心里渗出汗来。
吴桂芳没有再说，回到灶台前看火，灶房里安静下来，只剩锅里豆浆滚动的声音，咕嘟，咕嘟，一下一下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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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大年初一，吴桂芳天亮前就把豆腐做好了。
一板豆腐，切成整齐的块，码在木板上，用湿布盖着，推着板车出门的时候，天边刚刚露出一点灰白的亮色。
我跟在板车旁边，帮着推。
她走在前头，偶尔回头看我一眼，说一句：
走这边，路好。
或者是：
那家不在，跳过去。
我跟着她，一户一户地走，沿着村道转了大半个村子。
村里人看见我跟在吴桂芳身边，有的多看两眼，有的招呼我：
长生，你在桂芳这儿帮忙？
我说：
嗯。
也没多解释，对方也没细问，接过豆腐，给了钱，回屋了。
走到村子东头，路过叔叔周有才家门口，我脚步慢下来，看了一眼那道院门，院门关着，门缝里透出一点灶火的气息，是在烧早饭。
吴桂芳走在前头，没有停，但速度慢下来，等我跟上，没有回头，只是说：
走，前头还有两家。
我收回眼神，跟上去。
卖完了豆腐，板车推回来，吴桂芳在院子里冲了冲手，进灶房烧水，我在院子里把板车擦干净，靠在墙边。
进了灶房，两个人对坐喝水，吴桂芳把手里的粗瓷碗转了转，开口：
长生，你今后有啥打算？
我把碗放在膝盖上，两手捧着，说：
还没想好。
她说：
有没有想过学手艺？
我抬头看她：
啥手艺？
她顿了一下：
你爹是木匠，木匠的手艺，你学过没有？
我摇头：
我爹走得早，没来得及教我。
她嗯了一声，两手把碗捧着，在手心里转了一圈，说：
镇上有个姓陈的木匠，是你爹早年的同行，两个人相熟，你爹出事之后，他来咱村里吊过唁，我见过，是个实在人，他那里一直缺个学徒。
我盯着她：
你是说让我去镇上？
她说：
学手艺不是坏事，你爹的手艺，你去学，也算是接上了。
我把碗放在地上，手在膝盖上搓了搓，沉默了一会儿：
大娘，那陈木匠，他认识我吗？
吴桂芳把碗放下，站起来：
不认识，但我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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